【大紀元2021年01月15日訊】考茨基與列寧之間的爭吵，凸顯了布爾什維克革命中究竟什麼是利害攸關的。這場爭吵發生在馬克思主義與行動主義主觀主義（activist subjectivism ）之間。前者自稱是「歷史的必然規律」的編纂；後者願意用任何東西來推動革命行動。馬克思著作本身就暗含衝突。一邊是1848年《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救世主式的論調，另一邊是可在《資本論》（Das Kapital）中找到的對社會運動的臨床分析。兩者之間的潛在緊張，被世界大戰、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三重影響轉化為社會主義者與共產黨人之間深刻而無可挽救的分裂 ，使他們在整個20世紀陷入衝突。爭吵背後的選擇同樣重要：是民主還是獨裁、是人道還是恐怖。
完全受制於革命狂熱，面對旋風般的一連串事件，列寧和托洛茨基──布爾什維克革命第一階段的兩大主角將其行動廣泛地進行了理論化。更確切地說，他們將猜想轉化為意識形態性結論。他們發明了一種「永久性革命」的理念。該理念基於俄羅斯的情況。那裡資產階級的二月革命據信直接導致了無產階級的十月革命。在意識形態方面，他們將這種情況美化成「永久性革命」向「永久性內戰」的轉變。
戰爭的重要性可以通過它對革命者的影響來衡量。正如托洛茨基所寫的那樣，「通過戰爭及其對日常行為日益強化的影響，考茨基看到了革命之所以極其血腥的原因之一。」但托洛茨基和考茨基並未得出同樣的結論：面對軍國主義的影響，德國社會主義者對民主和捍衛個人權利的問題更加開放。對於托洛茨基來說，「資產階級社會本身的發展會帶來當代民主的成長，但這絕不代表它本身就是漸進民主的進程。讓．饒勒斯，戰前出現的最偉大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幻想家，曾夢想這一進程。現在則輪到了那些最有學問的學究──卡爾‧考茨基。」
由此推而廣之，托洛茨基繼續談論「正在全世界發生的無情內戰」。他相信，世界正進入「兩股勢力之間的政治鬥爭正迅速變成內戰」的時代：「共產黨人領導下的革命無產階級以及將軍和海軍上將領導的反革命民主」。這裡的觀點存在雙重錯誤。一方面，隨後的事件表明，代議制民主及其實現的願望是一種世界範圍的現象，1991年甚至延伸到了蘇聯。另一方面，像列寧一樣，托洛茨基具有根據俄羅斯經驗得出普遍性結論的強烈傾向。這一點無論如何在他的解釋中經常被誇大。布爾什維克相信，經過主要是他們自己的努力，內戰一旦在俄羅斯開始，它將蔓延到歐洲和世界其餘地方。這兩大錯誤將被用作未來數十年蘇聯恐怖的理由。
托洛茨基從這些前提中得出了明確的結論：
可以且必須解釋的是，我們在內戰中消滅了白軍，為的是他們不會消滅工人。因此，我們的問題不是毀掉人命，而是保護人命……必須使敵人變得無害，在戰時這意味著必須對其予以消滅。革命的問題如戰爭的問題一樣，在於打垮敵人的意志，迫使其屈服並接受征服者的條件……關於誰將統治國家的問題，即關於資產階級生死的問題，將由雙方通過使用一切形式的暴力，而不是參考憲法的段落來決定。
托洛茨基的言論使用了許多與魯登道夫對全面戰爭概念的解釋相同的措辭。自認為是如此偉大的革新者的布爾什維克，實際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時代和其周圍高度軍事化氛圍的產物。
托洛茨基關於新聞自由的言論表明了戰爭心態的普遍性：
戰爭期間，國家和輿論的一切機構和機關都直接或間接成為戰爭武器。報刊尤其如此。任何發動嚴重戰爭的政府都不會允許在其領土上存在公開或間接支持敵人的出版物。在內戰中更是如此。後者的本質是：苦苦掙扎的每一方在其軍隊的後方都有相當多的支持敵人的人口圈。在戰爭中，成功與失敗都由死亡來償還，深入後方的敵方特工遭受處決。這是不人道的，但從來沒有人認為戰爭尤其是內戰是一所人道學校。
布爾什維克並非唯一捲入內戰的團體。這場戰爭於1918年春夏季在俄羅斯爆發，開啟了由各方實施的長達4年的瘋狂殺戮 。人們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被刺穿、被砍成碎片，並被活活燒死。但布爾什維克是唯一將內戰理論化並公開尋求內戰的團體。在他們的教義以及世界大戰所創造的新的行為模式的共同影響下，內戰對他們來說成為一種永久的政治鬥爭形式。白軍與紅軍之間的這場內戰，掩蓋了一場不同的、重要性大得多的戰爭：紅軍對大多數勞動人口和很大一部分農民的戰爭；1918年夏季以後，他們開始反抗布爾什維克的枷鎖。這場戰爭不是兩個敵對政治團體之間的傳統對抗，而是政府與大多數民眾之間的衝突。在斯大林的統治下，這場戰爭將黨國置於整個社會的對立面。這是一種新現象，其能夠存在只是因為極權主義制度能夠在大規模恐怖的支持下控制社會的所有活動領域。
近來基於新開放的檔案所進行的研究表明，1918年至1921年的「骯髒戰爭」（此說法取自尼古拉‧韋爾特）是蘇維埃政權創立的時刻。該政權是將開展和繼續革命的人從中產生的熔爐。這是一口地獄的大鍋，有著其獨特的大雜燴──理想主義者的得意忘形 、犬儒主義以及非人道的殘忍。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所特有的心態即源於此。布爾什維克希望，內戰會在全國乃至全世界蔓延，而且社會主義征服地球花多長時間，內戰就會持續多長時間。戰爭將殘忍作為人們將彼此聯繫的正常手段。它打破了傳統的克制屏障，取而代之的是絕對、根本的暴力。
從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早期開始，考茨基提出的問題就是革命分子的肉中刺。艾薩克‧斯坦伯格──一名與布爾什維克結盟的左翼社會革命黨人，從1917年12月至1918年5月任司法人民委員。他在1923年談到了布爾什維克所使用的「有條不紊的國家恐怖制度」。他提出了關於革命中暴力極限的核心問題：
舊世界被顛覆。新生活──被同樣的舊原則污染的生活取而代之，其中同樣的舊的邪惡保留下來，意味著社會主義在決定性的鬥爭中被迫做出關鍵性抉擇。這場鬥爭是關於使用沙皇和資產階級的老式暴力，還是訴諸革命性暴力……老式暴力只是對奴隸制的防範，而新的暴力則是通向解放的痛苦道路……這就是應當對我們的選擇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我們應該把暴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以確保我們能夠讓暴力止息。因為沒有其它手段對抗它。這就是革命裂開的道德傷口。這就是悖論的核心所在。這一矛盾不可避免地成為諸多衝突和苦難的根源。
他補充說：「就像恐怖一樣，暴力（被視為一種約束和欺騙的手段）將總是首先污染被征服者的靈魂，然後影響勝利者和社會其餘的人。」
斯坦伯格非常清楚，這個試驗代表了「普遍道德」和「自然法則」的巨大風險。1923年4月21日，高爾基寫信給法國小說家羅曼‧羅蘭時，顯然也有同感：「我一點也不想回俄羅斯。如果我不得不花全部時間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不可殺人」（Thou shalt not kill）這個主題，我就無法寫出東西來。」非布爾什維克革命者的顧慮和布爾什維克自身的最後擔憂，都被列寧和斯大林的狂熱一掃而空。1930年11月2日，剛剛與「天才領袖」（譯者註：指斯大林）本人結盟的高爾基再次寫信給羅曼‧羅蘭說：
在我看來，羅蘭，你似乎會更加公平地判斷蘇聯內部的事件，如果你承認一個簡單事實的話：蘇維埃政權和工人先鋒派一起陷入內戰，這場內戰採取了階級戰爭的形式。他們打擊且必須打擊的敵人，是那些拚命想讓資產階級政權復辟的知識分子，以及那些迫切希望以傳統資本主義方式照顧自己利益並阻止集體化推進的富農。他們也在使用恐怖，殺害集體主義者、焚燒集體財產等等。戰爭就是殺戮。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