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碼失靈?大陸多名法律學者被限制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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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1年11月19日訊】(大紀元記者洪寧、古清兒採訪報導)中共以控制疫情為由,大陸老百姓出行必須使用「健康碼」,由於各地「一刀切」、朝令夕改的政策,各地曝出亂象。最近,有多名大陸法律學者的「健康碼」突然「失靈」、「變色」,導致有的無法返京,有的差點被強制隔離,甚至有人「被出國」。

謝陽探張展母親 健康碼變成紅色

為了掌握民眾在疫情期間蹤跡,中共採用「健康碼」制度,監控「所有人」行蹤,人人須透過微信、支付寶等App,由系統根據14天內足跡,發給「綠、黃、紅」等級,民眾出入公共場所、運輸工具必須有「綠碼」才能通行。

在中共採取「零容忍」防疫下,近日催生數以萬計的「時空伴隨者」。所謂「時空伴隨者」是被官方不明就理地透過手機定位把人列為可疑接觸者。民眾就會收到官方簡訊通知,其綠色健康碼也變成帶有警告性質的黃色碼。

11月6日,中國維權律師謝陽原本由長沙到上海探望公民記者張展的母親,但5日負責管控謝陽的長沙國保要求他取消行程,遭到他的拒絕。6日凌晨5點半,他趕到黃花機場,健康碼變成了紅色。

謝陽11月19日對大紀元記者說,「當時我很憤怒,但安檢人員一看到我的碼是紅碼,他立即就用對講機呼喚同伴過來,並叫來了防疫人員,人越來越多,就過來了一台車,來全副武裝的防疫人員,我根本就看不出來他們是誰。」

「在這種情況下,我很恐懼。我相信他們絕對有能力把我完全控制,然後把我送到一個我根本就不知道的地方進行所謂的隔離。在這種情況下,我拔腿就跑,正好外面有一輛出租車,我就回家了。」謝陽說。

之後,謝陽擔心長沙市嶽麓街道陽光小區和居委會的人綁架他去隔離。於是,他把手機放在家裡,然後一個人開車在外面躲避,到了晚上才回家。

這時,謝陽接到長沙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員的電話,詢問他健康碼的情況。

謝陽說,「我首先對他們進行了憤怒的指責,這個是國安人員幹的事,14天之內我沒有去過任何地方,沒去過中高風險地區,這是國保一個赤裸裸的人身迫害。」「我的行動是一清二楚,你們完全可以通過大數據知道我的行蹤。」

之後,社區裡的防疫人員堵在他家門口,要求取樣做核酸檢測。「僵持了一段時間,我就同意了。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我就很清楚了,他們想給自己找個台階下」,謝陽說,果然7日的中午,他的健康碼變為綠碼了。

至於為何自己的健康碼變為紅碼,並將他標記為「時空伴隨者」。

事後,謝陽到省疾控中心、長沙市疾控中心交涉,對方指無法提供相關信息,並稱這些信息保存在湖南省疫情聯防聯控指揮部。

「我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點變『時空伴隨者』了?這真的是非常可怕。在沒有任何依據證明我是一個感染者,就直接變成了紅碼,我這個是第一例」,謝陽表示,一般是先變成黃碼,然後居家隔離,而紅碼則是強制隔離的後果。

「把我從紅碼變成綠碼,這也是違法」,謝陽表示,現在他要求長沙市衛建委給他出示一個「時空伴隨者」的政策依據在哪裡?事實依據在哪裡?這兩個部分,他會一直追問下去。

謝陽表示,中共通過這次疫情找到了一些控制異見人士的手段,它只要在健康碼上做一點手腳,它不需要做其它的事情,只要修改下相關數據上的字符,就可以控制一個人,一個謊言可以控制一座城。

健康碼「失靈」 王宇無法返京

半個月前,中國維權律師王宇到黑龍江牡丹江出差,因返京需用北京的「健康寶」,她11月5日嘗試登入,發現到訪地點只能選此輪疫情爆發的地區,導致她回不了北京,直至16日六中全會決議全文公布後才能登入,顯示為綠碼。

王宇11月17日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表示,「我的健康碼不能登錄北京健康寶。我14天內到過黑龍江牡丹江,根本就沒去過哈爾濱和黑河。但它這個選項只有哈爾濱和黑河,沒有其它地方可選。這不是耍流氓嗎?」

「你如果不選的話,你就不能登錄健康碼,就不能去北京。如果選這個疫區的話,我的健康碼就變成紅或黃,也不能去北京。」她說。

每到敏感日子,北京異見人士、訪民會被帶走或「被旅遊」。現在當局以疫情之名,就可以控制你的自由,不許你出京。

王宇表示,她這個事情發生在六中全會期間,主要是為了維穩;在特別的日子,北京有維穩的措施,一些國保、警察上崗,不允許一些維權人士出門。現在以疫情之由維穩,實質上是人為控制你的自由。

而王宇身在江蘇的丈夫包龍軍也碰到類似情況。包龍軍對記者說,「我覺得是對有些人進行定向控制,如像謝陽的碼突然變紅,禁止他去上海;像我們行程碼到訪過敏感地區的話,我們回北京就很困難。」

「到哪裡辦案都不方便,到哪兒都得做核酸檢測,花錢、花時間。以疫情之名,也就是它們阻撓我辦案的藉口,還顯得冠冕堂皇。」包龍軍說。

四川律師差點被「隔離」

四川華敏律師事務所律師劉建永11月10日要去陝西省商洛市中級法院開庭。

9日,他從成都搭乘高鐵前往西安。當時,他的四川健康碼顯示綠碼。但下車後,他的「綠碼」竟變成了「紅碼」。

劉建永11月10日向《濟南日報》表示,有防疫人員告訴他,只要是來自成都的乘客,申請的西安一碼通都是黃碼或紅碼,並要求他接受強制自費隔離。

「我在成都一直是綠碼,怎麼到了西安申請一碼通就『紅』了,還好我『鬧』了一下,不然我現在可能就躺在商洛的隔離酒店裡了。」劉建永說。

當時,劉建永向對方要隔離的法律文件,並稱要起訴陝西省政府。經過幾輪交涉,防疫人員終於讓他買票返回成都,在上車前還被要求再做一次核酸檢測。

當晚回到成都後,劉建永還收到了西安北站防疫人員的信息,確認他是否回到成都。

錯誤顯示曾到菲律賓 法律學者遭強制居家隔離

此外,大陸法律學者諶洪果也遭遇類似的事。11月12日,他在公眾微信號「大案在場」發文,詳述了事情的整個過程。

11月11日上午10時,諶洪果乘搭高鐵從低風險地區的山西運城市返回西安,到站下車後,行程碼變了黃碼,且健康碼行程顯示他14日內曾到過菲律賓。

他無奈地表示:「本以為最多10來分鐘就解釋完、查清並解決的問題,卻把我帶到車站隔離區,登記完,身分證收了。待了三個多小時。」

他表示,自己向區防疫部門申訴,接線人員卻以「國家大數據不可能出錯」為由,把他送返家中隔離。翌日經中國移動總部核查,行程碼才變回綠色,菲律賓的行程才被取消。

今年2月,中共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在京發布第4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稱,疫情期間,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台推出 「防疫健康碼」,累計申領近9億人。

最近,大陸多個城市正研究一碼通用、多碼融合,廣州、上海等正推行健康碼與乘車碼綁定合一(多卡併一碼)。

人權觀察駐香港資深研究員王松蓮對《明報》表示,(中共)政府搜集數據應符合「合法、合比例、必要」的國際人權標準,健康碼全天候記錄行蹤,已明顯嚴重侵犯人權;現時將所有數據合在一起,雖然不清楚每一部分數據的讀取權限如何,但公安能讀取所有信息,「用家(用戶或使用者)基本上等同透明人」。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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