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慶國殤之中共百年現狀(外交篇)

王毅無禮對待澳外長 中共外交官照本宣科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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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1年06月30日訊】(大紀元記者古清兒報導)習近平上台後,中共外交政策變得更加強硬,其「戰狼」外交官們在外交場合行徑粗暴、野蠻。如中共外交部長王毅曾在外交場合對前澳大利亞外長做出無禮舉動及中共駐外外交官拒絕與外國同行的交流等。分析認為,中共駐外外交官拒絕外交活動的背後,是他們害怕成為習「反腐」運動的犧牲品,所以只能照本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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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無禮對待澳外長

習掌權後,中共外交官在外交場合的無禮程度更高。在中共的煽動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也更為高漲。

2013年11月23日,中共宣布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之後,澳大利亞發表聲明,對北京在有爭議的東海宣布設立防空識別區「表示關切」,並召見了中共駐澳大使。

之後,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對澳方聲明「強烈不滿」、指責澳方行為「完全錯誤」。

當年12月6日,時任澳大利亞外長畢曉普在新上任後首次到訪北京,但王毅在當晚的一個正式會談之前,在一群記者面前,一改往日外長會面熱情問候的常規,對畢曉普非常冷淡,一見面就表示,中共對於澳方在中共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問題上的言行非常不滿。

彭博社記者彼得‧馬丁(Peter Martin)在其新書《中國的文裝解放軍:戰狼外交的形成》中認為,對習慣於參與雙邊會議開場白的人來說——尤其是在中國,王的舉動是具有挑釁性的。這樣的時刻通常是留給關於天氣的客套話和關於共同興趣的陳述。實際問題的討論一般在現場沒有記者之後。

王毅還說,「中國社會各界和中國人民對此深為不滿,相信這是中澳雙方都不願看到的。」王繼續告訴畢曉普,兩國關係已進入「關鍵時期」,希望澳大利亞從「戰略和長遠的角度」看待事情。

澳大利亞駐華大使弗朗西斯‧亞當森(Frances Adamson)悄悄遞給畢曉普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情況非常糟糕。(This is going terribly badly)」

書中描述,畢曉普冷冷回應,稱澳方尊重「中國(中共)在問題上發表意見的權利」,希望中方將同樣的權利擴展到澳方。隨後,兩人進入晚餐,他們幾乎是沉默地坐著,互相凝視了一個小時。

在澳大利亞參議院的一次聽證會上,一位澳大利亞高級外交官員說,他30年來從未遇到過如此無禮的情況。

疫情外交:隱瞞病毒傳播真相 向外甩鍋

此外,習領導下的中共,和過去一樣,隱瞞病毒在中國的真實情況,但是對外卻不承認病毒起源於中國,策略是向海外「甩鍋」。

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的大規模爆發,最早出現於2020年初中國湖北的武漢市。

6月16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稱,新冠病毒(中共病毒)是多點多地同時暴發的情況。言下之意,中共不承認湖北武漢是首發之地。

6月初,另一名發言人汪文斌表示美國應開放位於馬里蘭州的德特里克堡(Ft. Detrick)生物基地,供世衛組織進行病毒溯源調查。

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分子生物學家理查德‧埃布賴特(Richard Ebright)在近日對美國之音表示,「這裡需要記住的一個關鍵問題是,遺傳進化分析,也就是病毒序列的家族樹,顯示病毒來自於武漢,明確顯示來自於湖北省,於2019年9月至11月之間(起源於)武漢或附近,因此病毒出現的時間和地點都是已知的。沒有任何模糊不清的地方。(中共)說這種病毒是在德特里克堡或德特里克堡附近出現,這是沒有任何可能性的,是零!」

自中共病毒疫情2019年在武漢傳出後,中共不斷根據一些傳聞或者論文,將病毒的起源「甩鍋」到海外。

去年3月,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公開稱,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

中共駐澳大使拒絕參與外交活動

中共外交官員還有另外一個特點,即一邊在外交上表現出強硬姿態,一邊拒絕參加當地的外交活動。

以中共駐澳大使成競業為例。

中共駐澳洲大使成競業在4月7日警告澳洲,不要在新疆人權議題上跟著美國制裁中共,否則澳洲將遭中共報復。去年4月,成競業曾對推動疫情調查的澳洲發出經濟威脅。當時成威脅說,設法對新冠病毒大流行展開獨立調查,可能引起中國消費者對來澳留學和旅遊「產生抵制心理」,並「自發」停止購買澳洲的暢銷出口農產品,例如牛肉和葡萄酒。

「戰狼」的成競業近日又被澳媒爆出,其在會議中帶著一臉疲憊和焦慮,幾乎完全退出了堪培拉的外交、社交場合。

根據《澳洲人報》的報導,堪培拉外交圈中常見動作,即新上任的大使拜訪中共在Yarralumla的大使官邸,現在變得充滿風險。

在最近的一次這樣的交流中,一位新任大使發現一名中共初級外交官在整個會議期間坐在這名看起來很擔心的成競業旁邊,做筆記。

隨後的輕鬆晚餐邀請也被中方拒絕。成的祕書使用的原因是「疫情」,但是堪培拉已經幾個月來沒有一個本地病例。

一位大使同事說,現年61歲的成幾乎完全退出了堪培拉的外交、社交場合。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需要溝通。但相反,他們孤立了自己,」這名大使說。他還說中共駐世界各地的使館情況都相似。「當關係變得困難時,他們不回應。他們關閉了溝通渠道。」

報導引述一位駐堪培拉的高級外交消息人士說,「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正在進行。」

照本宣科 類似文革 擔心「反腐」?

外國外交官感覺與中共外交官的對話越來越難,常常讓外界感到他們在按照腳本演戲及官僚化。

馬丁的新書舉了兩個例子:這些中共外交官要麼不說話,要麼照本宣科。

2013年,一位在布魯塞爾的歐盟官員安排與一位長期從事中共外交工作的聯絡人喝咖啡, 他希望在一個重要的地緣政治熱點問題上借鑑他幾十年的專業知識。但中共外交官卻帶著陪同人員出現,並且不願意討論他的專業領域。

這位歐洲官員繼續追問,想知道為什麼他們的談話變得如此冷淡。最後,這名中共外交官提出了一個建議:「你可以就這些問題諮詢谷歌。你會發現那裡有許多有用的資源,希望這有幫助。」

一位美國官員在2014年的一次會議上也感受到這種變化,在長期打交道的過程中,他已經習慣了來自對方的建設性對話。但當他的對話者翻開一本簡報,並開始用中文逐字逐句地讀出一系列預先批准的談話要點,儘管他通常喜歡用英語,這變化讓他「大吃一驚」。

對於這些變化,馬丁的新書認為,許多中共外交官對習近平的強硬外交政策感到不安,他們害怕習的「反腐」運動,恐怕自己成為下一個犧牲品。所以只願意低頭照本宣科。

書中寫道,在「文革」時期,中共外交官在街頭毆打德國外交官,以表明他們對毛主席的「忠誠」。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在機場被拘留,汽車被強行打開,國旗被撕毀。

隨著這些事件的發生,中共高級外交官在會見外國外交官時不得不假裝一切都很好。1967年夏天,在會議上,匈牙利外交部長對中共駐匈大使講述了匈牙利駐北京大使的汽車遭到襲擊的情況。中共大使簡單地回答說:「我國的紅衛兵受過訓練和教育。他們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認為,習近平要求中共外交官強硬。現在很多中共外交官的做法,主要是因為需要展現對習的忠誠。其中部分人對習過分強硬的要求也不見得認同,但是卻無法反抗。所以就出現了和文革中類似的一幕:把自己封閉起來,同時說著違心的話。

中共傳統:周恩來外交官「鬥爭精神」

路透社去年3月援引消息報導,中共外交官所以擺出「戰狼」姿態,是因為習近平早前曾下達外交政策指令,要求外交官要有「戰鬥精神」。

其實,中共高層很早就要外交官有「鬥爭精神」。美國之音引述媒體人的話表示,無理的「戰狼」行為有其深刻的歷史淵源,因為前中共總理周恩來曾把外交人員比做「文裝軍人」。

「當周恩來1949年成立中國的外交隊伍之時,他對那些外交人員說,他們必須要有鬥爭精神,行動上必須要像文裝軍人。根據周的要求,中共外交官一方面要堅決維護中共利益,一方面要所謂『廣交朋友、贏得好感』。」

報導認為,中共「戰狼外交」並非是當代的新產物,而是根植於中共的本質,是中共政治制度、外交傳統才造就了其外交人員在國際上的各種奇特做法。

責任編輯:林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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