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2年08月02日訊】（英文大紀元記者Michael Wing報導／曲志卓編譯）當年她只有16歲，懷孕了，很害怕。
那是1972年。少女名叫克里斯蒂‧巴洛爾（Christine Ballor）。
現年67歲的巴洛爾仍然住在她的出生地，俄亥俄州的阿利安斯（Alliance）。她對記者回憶起自己年輕時墮胎後的康復之路，並講述了目睹羅訴韋德案在整整50年後的歷史性顛覆的感受。
她的父母並不了解情況。由於缺乏指導，巴洛爾與當時的男友非婚懷孕，在恐懼的驅使下，她參觀了坎頓計劃生育協會（Canton Planned Parenthood），在那裡，她被告知她未出生的孩子只是一個「細胞塊」，就像一個「腫瘤」。
她現在為自己的愚蠢而後悔。
「回頭看，我想，我怎麼能相信這樣的說法？」她對記者說，「人們不是一次兩次這樣說，而是一遍又一遍地重複。現在他們不再公開說那麼多，因為有太多的科學證據反對這個說法，但是，私下裡，他們還在重複。」
抱著「沒有人會知道」的想法，她（像其他懷有恐懼的年輕女性一樣）計劃了一次逃跑。
16歲時越過州界在多布斯渡輪計劃生育協會墮胎
巴洛爾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她的男朋友。他說這完全是她的選擇。她覺得他不願承擔做父親的責任，但他支付了她的航班費用。她飛到紐約，在多布斯渡輪計劃生育協會（Dobbs Ferry Planned Parenthood）做了墮胎手術。當時，墮胎在俄亥俄州並不違法，但缺乏設施。
回想起來，青少年為墮胎而跨越州界的想法聽起來很瘋狂，甚至可能是犯罪。但計劃生育協會並不在乎。
「他們不在乎有年紀的人帶我跨州去墮胎」，她回憶道，「我當時16歲。我是未成年人。但他們不在乎。」
她上了飛機。在診所旅行車到達機場接巴洛爾時，她鬆了一口氣，因為車上還有其他5或10名出於同樣原因旅行的女性。她想像著她的男朋友在身後跟著她，懇求她不要這樣做。但當他們離開機場時，已經沒有回頭路可走了。
「我突然覺得自己和其他沉默、悲傷和絕望的女性一起沿著傳送帶移動」，她告訴「生活行動」（Live Action），「從那時起，我只是像機器人一樣在這個過程中移動，壓抑著任何想法和感受。回想起來，我真的不需要他們給我的鎮靜劑。我的心已經充滿了絕望。」
她描述說，多布斯診所是一個「巨大的機構」，「就像一個墮胎醫院」。她和其他人都沒有手術前應有的諮詢幫助。
「有人問，『你有什麼問題嗎？』。但是，誰會問問題？」她說，「誰會說，『我不確定我是否想這樣做？』我這不是剛從俄亥俄州飛到這裡來嗎？」
巴洛爾試圖忘記那個冰冷無菌的房間裡的聲音和氣味。醫生告訴她，「放鬆一下，這不會花很長時間。」但事實並非如此。手術之後，她聽到候診室裡其他女人的哭聲。她自己的眼淚開始順著她的臉頰滾落。
「我一生中從未感到如此空虛和絕望」，她說，「我被欺騙了，我以為我的孩子只是一團肉。但我立刻擦了擦眼睛，咬緊牙關，告訴自己不要哭，因為這是我的選擇。沒有什麼能把我的孩子帶回來。我發誓要假裝這從未發生過。所以，我走出了那個死亡和絕望的地方，就像我走進去一樣，就像一個機器人在運動。我長期生活在否認中。」
用她自己的話說，巴洛爾殺死了她的孩子。她馬上就意識到了。「我也從其他女性那裡聽說過這一點」，她說，「在你剛剛切除腫瘤後，你不會感到空虛。」她在情感上自閉了幾十年，並花了幾十年的時間來否認、壓制引誘她墮胎的惡魔。
陷入絕望之後找到信仰並治癒 成為反墮胎者
她說，在大學和她作為小學教師的職業生涯中，她尋求非婚戀關係，因為性濫交被社會接受，是「正常的事情」。「今天，更難考慮其後果。我們的身體是珍貴的，不能僅僅因為有人說他愛你，就毀棄它。」
在潛意識裡，她尋找冷酷無情和有虐待傾向的伴侶，以至於她的前未婚夫闖入她的公寓，用槍指著她，並強姦了她。出於內疚，她覺得自己「一文不值」，就好像她應該得到這種可怕的待遇。
「這就是我所走的道路，我濫用酒精和毒品」，她說道，「我仍然保持（表面上的）向外，我能夠開始教書……但沒有什麼令人滿意的。我戴上了假面具，我是個好演員：『一切都很好。』」
她陷入了無邊的絕望。一手拿著一瓶龍舌蘭酒，一手拿著西科納爾酒，她祈禱道：「上帝，如果你存在，如果你認為我的生命還有價值，請幫幫我！」
接下來發生的是一個奇蹟。
「上帝的答案不是用言語刺穿了我的靈魂，而是以一種瞬間知道我被一種難以形容的、深不可測的愛的形式，這種愛似乎幾乎是不可能的。」她告訴Live Action，「我感到被包裹在一種我無法形容的溫暖與和平中。是的，上帝愛我，我的生命有意義。我的父母沒有提供宗教教養，所以我花了三十年的時間去尋找這位告訴我他愛我的上帝。」
對於巴洛爾來說，這是一個轉折點。她描述了神聖的力量如何引導她走向反墮胎行動主義。首先在華盛頓特區（沒有人認識她），在那裡她參加了一場即興抗議，攜帶了一個標語牌，上面寫著「我後悔我的墮胎」。
巴洛爾皈依了天主教，加入了墮胎療癒計劃，並成為反墮胎的「生命捍衛者」，這些都是她在隨後幾年中在療癒道路上鋪下的磚塊。
一個活動家的角色形成了：作為教育者，她向女性傳授她十幾歲時所需要的真理。她在「生命行軍」（the March for Life）中擔任步行者，並作為「不再沉默，覺醒」（Silent No More Awareness）運動的發言人，在最高法院的台階上作證。
然後，在2022年6月24日，又出現了另一個奇蹟。
醞釀了50年的判決開啟了反墮胎的新篇章
最高法院駁回了羅訴韋德案——巴洛爾墮胎整整50年後。她「興高采烈」。
「那天我在計劃生育協會之外祈禱，我只是碰巧在那裡，那是我經常去計劃生育協會祈禱的日子。」她說，「我和我的禱告夥伴一起祈禱，然後我們的手機響了，我只是跪倒在地。」
「我哭了，我跪倒在地，開始禱告，為此感謝上帝。」
她承認，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決定只是一個開始。「但這是一份禮物。」
羅訴韋德案的終結推翻了在聯邦層面對墮胎的保護。合法性問題現在落入各個州和人民的手中。
現在，「鬥爭將在各州進行」，她說，現在的任務是改變人們的想法，同時抵禦聯邦支持墮胎的挑戰。
與像《簡的復仇》（Jane’s Revenge）這樣的墮胎倡導者發起的破壞和令人不安的示威活動相反，巴洛爾的活動涉及教育，講述她的故事，並揭示墮胎的真正真相。
巴洛爾說，現在需要擴大用反墮胎健康中心取代墮胎設施的基礎工作。她把這歸功於誰？
「我們的懷孕中心數量超過了所有計劃生育協會和墮胎設施」，她補充說，「我真的相信上帝賦予反墮胎運動大好時機，特別是賦予懷孕健康中心一個真正建立起來的機會……這些中心會在墮胎成為非法後照顧這些人。」
責任編輯：韓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