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2年08月02日讯】（英文大纪元记者Michael Wing报导／曲志卓编译）当年她只有16岁，怀孕了，很害怕。
那是1972年。少女名叫克里斯蒂‧巴洛尔（Christine Ballor）。
现年67岁的巴洛尔仍然住在她的出生地，俄亥俄州的阿利安斯（Alliance）。她对记者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堕胎后的康复之路，并讲述了目睹罗诉韦德案在整整50年后的历史性颠覆的感受。
她的父母并不了解情况。由于缺乏指导，巴洛尔与当时的男友非婚怀孕，在恐惧的驱使下，她参观了坎顿计划生育协会（Canton Planned Parenthood），在那里，她被告知她未出生的孩子只是一个“细胞块”，就像一个“肿瘤”。
她现在为自己的愚蠢而后悔。
“回头看，我想，我怎么能相信这样的说法？”她对记者说，“人们不是一次两次这样说，而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现在他们不再公开说那么多，因为有太多的科学证据反对这个说法，但是，私下里，他们还在重复。”
抱着“没有人会知道”的想法，她（像其他怀有恐惧的年轻女性一样）计划了一次逃跑。
16岁时越过州界在多布斯渡轮计划生育协会堕胎
巴洛尔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的男朋友。他说这完全是她的选择。她觉得他不愿承担做父亲的责任，但他支付了她的航班费用。她飞到纽约，在多布斯渡轮计划生育协会（Dobbs Ferry Planned Parenthood）做了堕胎手术。当时，堕胎在俄亥俄州并不违法，但缺乏设施。
回想起来，青少年为堕胎而跨越州界的想法听起来很疯狂，甚至可能是犯罪。但计划生育协会并不在乎。
“他们不在乎有年纪的人带我跨州去堕胎”，她回忆道，“我当时16岁。我是未成年人。但他们不在乎。”
她上了飞机。在诊所旅行车到达机场接巴洛尔时，她松了一口气，因为车上还有其他5或10名出于同样原因旅行的女性。她想像着她的男朋友在身后跟着她，恳求她不要这样做。但当他们离开机场时，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我突然觉得自己和其他沉默、悲伤和绝望的女性一起沿着传送带移动”，她告诉“生活行动”（Live Action），“从那时起，我只是像机器人一样在这个过程中移动，压抑着任何想法和感受。回想起来，我真的不需要他们给我的镇静剂。我的心已经充满了绝望。”
她描述说，多布斯诊所是一个“巨大的机构”，“就像一个堕胎医院”。她和其他人都没有手术前应有的咨询帮助。
“有人问，‘你有什么问题吗？’。但是，谁会问问题？”她说，“谁会说，‘我不确定我是否想这样做？’我这不是刚从俄亥俄州飞到这里来吗？”
巴洛尔试图忘记那个冰冷无菌的房间里的声音和气味。医生告诉她，“放松一下，这不会花很长时间。”但事实并非如此。手术之后，她听到候诊室里其他女人的哭声。她自己的眼泪开始顺着她的脸颊滚落。
“我一生中从未感到如此空虚和绝望”，她说，“我被欺骗了，我以为我的孩子只是一团肉。但我立刻擦了擦眼睛，咬紧牙关，告诉自己不要哭，因为这是我的选择。没有什么能把我的孩子带回来。我发誓要假装这从未发生过。所以，我走出了那个死亡和绝望的地方，就像我走进去一样，就像一个机器人在运动。我长期生活在否认中。”
用她自己的话说，巴洛尔杀死了她的孩子。她马上就意识到了。“我也从其他女性那里听说过这一点”，她说，“在你刚刚切除肿瘤后，你不会感到空虚。”她在情感上自闭了几十年，并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否认、压制引诱她堕胎的恶魔。
陷入绝望之后找到信仰并治愈 成为反堕胎者
她说，在大学和她作为小学教师的职业生涯中，她寻求非婚恋关系，因为性滥交被社会接受，是“正常的事情”。“今天，更难考虑其后果。我们的身体是珍贵的，不能仅仅因为有人说他爱你，就毁弃它。”
在潜意识里，她寻找冷酷无情和有虐待倾向的伴侣，以至于她的前未婚夫闯入她的公寓，用枪指着她，并强奸了她。出于内疚，她觉得自己“一文不值”，就好像她应该得到这种可怕的待遇。
“这就是我所走的道路，我滥用酒精和毒品”，她说道，“我仍然保持（表面上的）向外，我能够开始教书……但没有什么令人满意的。我戴上了假面具，我是个好演员：‘一切都很好。’”
她陷入了无边的绝望。一手拿着一瓶龙舌兰酒，一手拿着西科纳尔酒，她祈祷道：“上帝，如果你存在，如果你认为我的生命还有价值，请帮帮我！”
接下来发生的是一个奇迹。
“上帝的答案不是用言语刺穿了我的灵魂，而是以一种瞬间知道我被一种难以形容的、深不可测的爱的形式，这种爱似乎几乎是不可能的。”她告诉Live Action，“我感到被包裹在一种我无法形容的温暖与和平中。是的，上帝爱我，我的生命有意义。我的父母没有提供宗教教养，所以我花了三十年的时间去寻找这位告诉我他爱我的上帝。”
对于巴洛尔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她描述了神圣的力量如何引导她走向反堕胎行动主义。首先在华盛顿特区（没有人认识她），在那里她参加了一场即兴抗议，携带了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我后悔我的堕胎”。
巴洛尔皈依了天主教，加入了堕胎疗愈计划，并成为反堕胎的“生命捍卫者”，这些都是她在随后几年中在疗愈道路上铺下的砖块。
一个活动家的角色形成了：作为教育者，她向女性传授她十几岁时所需要的真理。她在“生命行军”（the March for Life）中担任步行者，并作为“不再沉默，觉醒”（Silent No More Awareness）运动的发言人，在最高法院的台阶上作证。
然后，在2022年6月24日，又出现了另一个奇迹。
酝酿了50年的判决开启了反堕胎的新篇章
最高法院驳回了罗诉韦德案——巴洛尔堕胎整整50年后。她“兴高采烈”。
“那天我在计划生育协会之外祈祷，我只是碰巧在那里，那是我经常去计划生育协会祈祷的日子。”她说，“我和我的祷告伙伴一起祈祷，然后我们的手机响了，我只是跪倒在地。”
“我哭了，我跪倒在地，开始祷告，为此感谢上帝。”
她承认，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只是一个开始。“但这是一份礼物。”
罗诉韦德案的终结推翻了在联邦层面对堕胎的保护。合法性问题现在落入各个州和人民的手中。
现在，“斗争将在各州进行”，她说，现在的任务是改变人们的想法，同时抵御联邦支持堕胎的挑战。
与像《简的复仇》（Jane’s Revenge）这样的堕胎倡导者发起的破坏和令人不安的示威活动相反，巴洛尔的活动涉及教育，讲述她的故事，并揭示堕胎的真正真相。
巴洛尔说，现在需要扩大用反堕胎健康中心取代堕胎设施的基础工作。她把这归功于谁？
“我们的怀孕中心数量超过了所有计划生育协会和堕胎设施”，她补充说，“我真的相信上帝赋予反堕胎运动大好时机，特别是赋予怀孕健康中心一个真正建立起来的机会……这些中心会在堕胎成为非法后照顾这些人。”
责任编辑：韩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