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6月08日訊】一部投資僅1400萬的方言片，導演名不見經傳，沒有流量明星，演員都是素人，誰知上演後竟令無數觀眾為之落淚，短短幾天內就一舉成為近十年來豆瓣評分最高的國產劇情片。截止6 月 1 日，票房高達14.48 億，反超多部商業大片升至年度亞軍。
它就是今年大陸電影界最大的黑馬——《給阿嬤的情書》。
電影講述了一個並不複雜的故事。上世紀40年代，潮汕男人鄭木生「過番」去南洋謀生，不幸在異鄉去世。他的泰國友人謝南枝，此後以鄭木生的名義，持續給他留在家鄉的妻子葉淑柔寄僑批——把信和匯款合在一起送回去，幫她把孩子們一個個養大。這一寄，整整18年。多年後，鄭木生的孫子輾轉赴泰尋親，才揭開了這個祕密。影片表現了中國社會長期匱乏的一諾千金、知恩報恩的情義，這正是它之所以能令無數觀眾破防的原因所在。
但在好評如潮的同時，《給阿嬤的情書》也受到一些詬病，特別是在內容的真實性方面。
如肇慶學院文傳學院教授黎保榮在影評「《給阿嬤的情書》：有遺憾的美麗」一文中指出，這部影片「缺乏歷史認知的深度，1950-1970年代這段歷史的大事件，例如大饑荒、大躍進、文革，諸如此類，在電影中絲毫沒有提及。」
這個意見有沒有道理？我認為很有道理。為什麼有道理？這就得從影片核心的那些信件即僑批說起。
什麼是僑批？
僑批就是海外華僑通過民間渠道匯寄至國內的信件與匯款合一的特殊郵傳載體，是連帶家書或簡單附言的匯款憑證。在閩方言、梅縣客家話及福州方言中「批」即「信」，亦稱「番批」「銀信」。其主要分布於廣東潮汕、江門五邑、梅州及福建廈漳泉、福州等地。僑批業起源於19世紀的水客遞送，後發展為僑批局運營體系，涵蓋收寄、承轉、派送等環節。20世紀30年代，廣東僑批占全國僑匯總額80%以上。
常駐歐洲的媒體人與寫作者胡同在「匯款、書信與政治：《給阿嬤的情書》沒說的那些事」中說，「《給阿嬤的情書》讓無數人落淚，但僑批的真實歷史，遠比銀幕上的更沉重。1950年代的『寫信運動』，本以團聚之名發起，卻逐漸異化為徵集外匯的政治工程。」
據此文介紹，1950年代初，中共急需外匯，而僑批網絡中流動的匯款，是少數可靠的來源之一。於是政府發起了一場歷史學家葛亮（Glen Peterson）在其關於中國僑務政策的研究中稱為「寫信運動」的行動。到1957年，當局報告稱，僅廣東一省便寄出約五十萬封信，每年幫助數千個家庭重續音訊。通過拆閱和審查信件，當局首次獲得了關於中國跨國網絡的規模與地理分布——誰在何處、資金流向如何、曼谷、新加坡、舊金山，還了解華人社區從內部看來是什麼面目。隨著地方政府紛紛發起以明確徵集匯款為目的的平行運動，從家鄉寄出的信件性質開始改變。台山縣代表於1950年9月議決，每位代表至少須寫一封信給海外親屬，說明寄錢回國的重要性；他們甚至在紐約《美洲華僑日報》上刊登廣告，敦促台山海外僑胞匯款。
「抵達舊金山、溫哥華、紐約的洗衣工、碼頭工、園丁信箱裡的，往往更像是一封勒索信。信中描述病痛、貧困、牢獄之苦，末尾是緊迫而具體的要錢要求。有些情形確實出於真實的絕望；但另一些，如葛亮所記錄的，則出於地方幹部——他們發現，以傷害親屬相威脅，是向那些遠在天邊、無從核實真相之人榨取外匯的有效手段。」
「到1951年12月，超過一千一百名旅美華人聯署致函毛澤東及華僑委員會。他們寫道：『各地村莊的農會開始以莫須有的罪名控告僑屬，將他們審判、拷打，強迫他們在限期內繳納大筆款項……駭人聽聞的殺害事件屢見不鮮。』路透社報導稱，僅紐約市就有至少百萬美元在此前兩個月內遭『勒索』。美國財政部派員赴波士頓、芝加哥、舊金山的華人社區收集證詞。這些信件——同一批被『寫信運動』催生出來、本應傳遞家書與孝思的信件——於1952年初在洛杉磯公開展出，作為共產黨勒索的證據。」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土改中，許多僑屬家庭還被錯誤的劃定為地主，土地與房屋遭到沒收。到了1958年的大躍進中，許多華僑家庭的住所又被清空，騰出地方給公共食堂。1963年的「四清運動」，特別點名僑屬家庭為調查對象，部分生產大隊對這些家庭施以公開批鬥、搜查、罰款與沒收。
再接下來就是文革，僑屬的命運跌落到了谷底。據「匯款、書信與政治：《給阿嬤的情書》沒說的那些事」記載，「1966年，省政府暫停了整個海外匯款供給體系。與境外有聯繫的家庭，以官方用語定義，是『反動的社會基礎』。
1969年，廣東省將這一邏輯固化為一套管理具有海外關係幹部的六條規定，俗稱『黑六條』：凡與境外或香港親屬保持政治或經濟往來者，一律『從嚴處理』；此後不再從有海外或港澳關係者中發展幹部。他們的信件被翻閱，錢款被沒收，家宅被搜查『四舊』。一些人承受不了調查與批鬥，自尋了斷。直到1978年，在數十年來始終試圖保護這些家庭的華僑事務高級官員廖承志正式否定文革期間對待海外華人的做法之後，『海外關係』才不再是一種罪行。」
真實的僑批史其實是一部血淚史，可是在《給阿嬤的情書》中，這一切卻消失得無影無蹤。好似1949-1978的中國生活在另一個次元，那裡沒有發生任何運動，一家人還可以穿那種舊式民國小褂，可以穿旗袍，海外關係沒有任何問題，每一分匯回來的錢都屬於收信人，1960年的鹹豬肉可以隨便送人，而男人不回來僅僅因為想再賺些錢……村子沒有支部也沒有書記，也沒提到有集體化、合作化、公社和大隊，沒有深入骨髓的泛政治化，沒有批鬥，沒有階級成分劃分，沒有槍決「惡霸地主」，沒有暴力土改，甚至連文革似乎也不曾發生。
正如黎保榮教授所言：「我們當然可以說苦難年代也有歡笑，但是苦難就在身邊，卻化鮮血為鮮花，化殘忍為一笑，這無異於為虎作倀。」
責任編輯：金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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