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8月20日訊】一名46歲女性入獄不到三天死亡。家屬依法要求按「非正常死亡」立案調查，進行獨立屍檢，但一再被阻撓。本文暫且不去斷定她究竟因何而亡，只論一件事——認定她死因的這一整套程序，本身是否合法。因為恰恰是這套程序，決定了真相能否被查明。
一、案情：從入獄到死亡僅兩天半
據明慧網刊出的家屬陳述：2025年11月8日凌晨，父母接到遼寧省女子監獄電話，被告知女兒陳妍正在瀋陽雍森醫院搶救。當他們趕到時，人已冰涼。醫院病歷記載，送院時「已無生命體徵」。此時距46歲的陳妍入獄不到三天。
家屬反映：次日屍表檢查時，看到她右上臂腫粗、右側上下肢向內非正常彎曲變形（疑似骨折）、右腿有碗口大小黑色瘀傷及多處傷；翻身時口鼻流出黑色液體；被抓捕前身高1.66米、約120斤、身體健康，在監獄死亡時卻骨瘦如柴、僅五六十斤。以上均係家屬單方陳述。需要強調的是：這些跡象究竟意味著什麼，本應由一次獨立、中立的屍檢來確認或排除——而正是這次屍檢，被一再拖延和架空。換句話說，家屬描述能否被證實或證偽，取決於當局是否允許查明；當局越是迴避查明，這些陳述就越不能被簡單地否定。
二、核心問題：誰有權認定「正常死亡」
依中共最高檢察院、司法部《監獄罪犯死亡處理規定》，因病死亡屬「正常死亡」，自殺、因體罰虐待致死等屬「非正常死亡」；兩者的處理主體不同——正常死亡由監獄負責組織屍檢和死亡調查，非正常死亡則由檢察院負責；家屬推薦屍檢機構的，應當允許。
這就點出了本案最根本的問題：陳妍死在監獄的羈押之下，監獄本身正是可能被追責的一方。可監獄卻搶先自行認定她「正常死亡」，從而把屍檢和調查的主導權留給自己、把法定該介入的檢察院擋在門外。這等於讓被質疑的一方自己給自己出具無責證明、自己組織對自己的調查——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程序公正的第一要義是「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本案恰恰相反。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這個「正常死亡」結論的多次反覆。監獄先向其父出示了屍表檢查報告和死亡調查報告，結論均為「正常死亡」；家屬追問時，又改稱那是「非正式、不具法律效力、是劉科長搞的」；隨後再度改口認定正常死亡，理由是「死在醫院、有病歷」，但對家屬指出的「病歷記載其實是死在監室」避而不答。結論在變，唯一不變的是目的：把死因鎖定為「正常」，規避檢察院介入。
三、獨立屍檢為何被架空
中共《監獄罪犯死亡處理規定》要求死後24小時內即應屍檢查明死因。本案卻拖了七個多月仍未進行。家屬推薦北京的鑑定機構，監獄稱「只能找省內的」；家屬擔心省內機構與監獄有關係、結論難以公正，堅持省外機構，監獄便「威脅恐嚇」鑑定機構、稱「案件特殊、家屬鬧訪」，致其「嫌麻煩」不予受理；如此恐嚇，令家屬先後推薦的多家省外機構均被逼退或拒接。其指向十分清楚：逼家屬就範，接受監獄「有關係」的省內機構，以便做出一份「監獄內正常死亡」的結論。
承辦檢察官續某的說法則構成一個封閉的循環：檢察院要介入，必須等監獄先做出死亡調查報告；監獄說，要等屍檢結果才能做調查報告；而屍檢又遲遲不予組織進行。三個環節互相推諉，首尾相扣，結果就是調查永遠無法啟動。
四、逼退律師：切斷家屬的法律幫助
據家屬陳述，監獄兩次向北京、江西兩地司法行政機關和律師協會投訴家屬委託的代理律師（趙某、江律師），理由是「疑似未備案、風險代理、在境外網站發布消息」等，致使律所不同意其繼續代理，兩位律師被迫退出。家屬獲得律師幫助、通過法律途徑維權，是憲法和律師法保障的基本權利；但監獄以未經證實的投訴為手段、逼退家屬聘請的代理律師，客觀上剝奪了家屬的法律救濟渠道，涉嫌妨礙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
五、檢察院的雙重缺位
檢察院是憲法規定的法律監督機關，本應是監督監獄、糾正違法的一方。但在本案中：面對家屬的迴避申請，城郊地區檢察院出具《駁回申請決定書》，決定承辦人不迴避；檢察官口頭稱「正常死亡」卻拒不出具書面意見；對非正常死亡調查、組織屍檢的申請一再拒絕啟動。與此同時，監獄和檢察院至今未向家屬提供任何法律文書——入監通知書、死亡通知書、屍表檢查報告、對異議的書面回覆等，一份都沒有；家屬申請政府信息公開（入獄體檢報告、就醫病歷、處罰記錄、監控錄像），近一個月無回覆；申請國家賠償，近兩個月無回覆。省、市、區三級檢察院則層層「轉下級辦理」，最終仍回到承辦人手中。監督者與被監督者立場趨同，法律監督在此處於事實上的空轉。
六、回到源頭：把她送進監獄的那份判決同樣存疑
陳妍之所以身陷囹圄，源於一份本身就存在爭議的有罪判決。據案件法律意見所列，該案至少存在以下問題：其一，法院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刑法》第三條）——判決說被告人「利用×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卻未指明被告人究竟「破壞」了哪一部具體法律的實施。其二，檢察院出示的證據不達法定標準（《刑事訴訟法》第55、56、58、59、200條）——定罪事實須有證據證明、經法定程序查證、排除合理懷疑，非法證據應予排除，證據不足的應作無罪判決。其三，公安機關搜查、扣押程序違法（第142條）——扣押清單的見證人與簽字人不一致。其四，檢察院出示的證人證言的形式與內容存疑（法釋〔2021〕1號第74條）——利害關係、筆錄製作、相互印證等均需審查。其五，作為定罪基礎的「法輪功資料」，在新聞出版總署第50號令廢止相關查禁通知後已屬於合法範疇；而《憲法》第三十五、三十六條保障言論出版自由與宗教信仰自由。其六，檢察院在起訴階段未盡《刑事訴訟法》第168條的審查義務——是否屬於不應追究刑事責任、罪名認定是否正確。
把這兩端連起來看：一個證據存疑的定罪，將一名健康女性送入監獄；不到三天，她死了；而認定其死因的程序，又被涉事一方牢牢把持。首尾兩處的違法，指向的是同一個斷裂——公民在國家權力面前，缺少一個中立的裁判者。
七、結論：應當被依法追究的，是誰
本文不預斷陳妍的死因。但正因為死因未明，獨立、中立的屍檢與調查才是法律的強制要求，而不是可由涉事監獄自行規避的選項。一個人死於國家機構羈押之下，舉證責任本應在國家一方：監獄與檢察院必須能夠證明她死於合法原因、且羈押期間已盡到保護義務。拒絕屍檢、無故拖延、逼退律師、隱匿文書——這些行為在法律上只會作出不利於當局、而非不利於家屬的推定。
按《憲法》第四十一條，公民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有權申訴、控告、檢舉，「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本案中被投訴、被逼退的律師，被拒絕、被拖延的家屬，恰恰是這一條所要保護的對象。若查實存在體罰虐待致死，涉事人員可能觸犯《刑法》相關罪名；以不實投訴逼退律師、恐嚇鑑定機構，可能涉及妨礙作證、打擊報復、誣告陷害；相關公職人員對法定職責的拒絕履行，則可能構成玩忽職守、濫用職權或徇私枉法。
責任編輯：李仁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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