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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13日訊】 羊年新年初一，中央電視台詳盡報導了胡錦濤等新常委深入基層、問寒問暖、與民同樂的新聞。
十六大後，胡錦濤和溫家寶的幾次亮相，顯示了黨魁和未來行政首腦之間的有意識配合，引來海內外輿論的諸多好評：
一、強調法制。在紀念《八二憲法》二十周年大會上，胡錦濤高調突出《憲法》的最高權威，其後的新政治局的第一次集體學習，也是請法學專家講授「依法治國」，特別是執政黨和《憲法》之間的關係。二、平易親民的姿態。高度關注弱勢群體、兩極分化和社會不公的問題。特別強調關注「農民利益」，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重中之重」。三、抑止好大喜功和盲目樂觀的傾向。十六大後，胡錦濤沒有隨江澤民的主旋律起舞，不是強調十三年取得的偉大成就，而是強調中國的現代化水平還很低，要求全黨對現狀和困境保持清醒的頭腦，提倡「艱苦奮鬥」和「戒驕戒躁」。四、營造激活政改的氣氛。深圳開始試驗「行政三權分立」，比較開放的媒體不斷呼籲修憲和政改（特別是廣東的三報一刊），李長春關於傳媒要更多地體現「人民性」的講話，李銳等人的要求政改的上書在《炎黃春秋》上公開發表，……一時間，國內外輿論似乎看到了中國將激活政改的徵兆。
以上種種，被中共高官吹捧為「四新」：新班子、新階段、新思路、新要求。而「新」與「舊」之區別，顯然與江澤民許諾的未來二十年建成全面小康的樂觀前景，非常不協調。是在刻意扭轉十六大報告的自吹自擂的輿論導向，把歌功頌德熱、資本家入黨熱和全面小康熱，轉向對兩極分化、弱勢群體和社會發展的巨大不平衡等危機的關注。
黨委書記控制地方人大
然而，就在十六大後的另一場權力分配的重頭戲──十屆人大──開鑼之前，地方權力結構的調整所提示的卻是相反的訊息，即除了省委書記是政治局成員者不兼任人大主任之外（京、津、滬、鄂、粵、疆六地），其它的地方人大主任都由書記兼任（二十五個地方政權），佔全國三十一個省級地方政權的百分之八十，也就等於地方人大基本由黨委書記控制。
官方和御用智囊對此的解釋是：由黨委書記兼任人大主任，既可以起到保證黨的核心地位和加強黨對人大的領導的作用，也可以使人大主任一職由虛變實，更好的發揮人大在立法和監督方面的作用。這是在貫徹十六大提出優化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結構的改革精神，從而「保證立法和決策更好地體現人民的意志」。而我認為，新一輪地方人大換屆的人事安排，實際上是權力結構的調整，改變過去書記、省（市）長、人大主任、政協主席四駕馬車的制度模式，不讓人大自身通過選舉程序來產生新人，而是通過書記控制人大來保證黨委提名的省（市）長當選。在本來就是一黨獨裁的中國，這種強化通過人大貫徹黨的意志的做法，顯然不利於逐漸地弱化黨權和加強人大獨立性的改革，與官方「保證立法和決策更好地體現人民的意志」的承諾相反，也與民間對人大改革的建議和期望背道而馳。
民間對人大改革的建議和期望是：一、人大代表及其常委會的成員構成中，減少黨政幹部和黨員代表的比例，因為現在人大人員構成中黨員佔百分之七十以上；二、在代表名額的分配上，糾正違反《憲法》第三十三條的平等對待原則的現狀，改變對弱勢群體（特別是農民）和邊緣地區的嚴重歧視。三、改變人大常委會的「養老院」現狀，推進代表的年輕化，部分地實施專職代表制。四、人大代表由選民直接提名，常委會成員由人大代表直接提名，改變過去由黨組織推薦和內定的傳統。
中央加強一黨獨裁權力
自從八十年代黨政分離就被確定為中國政改的方向，其題中應有之義顯然包括立法機構和監督機構的逐漸獨立。近些年，人大自身也一直在爭取擺脫橡皮圖章的依附地位，在審議兩高提交的報告上，在地方行政首腦的選舉上，近年來不斷出現反對票多於贊成票的局面，多少表現出人大代表追求獨立表決權的努力。最近在湖南岳陽市市長的換抬舉中，唯一候選人居然在第一輪投票中落選，之後令人困惑的第二輪投票才勉強當選，既說明瞭人大代表的自主性增強，也說明瞭這種自主性還只是地方人大的個別行為，而就普遍性來說，黨權仍然牢牢操控著選舉機器。正是基於對人大代表的個別自主性發展為普遍自主性的恐懼，中共才做出黨權兼掌人大權力的人事安排。目的就是為了遏制不斷發展的人大獨立化傾向，防止出現選舉機器大面失控局面的出現。
十六大後的中共政權，除了加強對人大的控制之外，還極為罕見地讓政治局委員周永康兼任公安部長，各地方也相應地提升公安系統的兼職級別，以此來加強黨權對執法權的控制。顯然，中共對立法權和執法權的進一步嚴控，所傳達出的政治訊息極為單一而明確：在民間要求政治參與的呼聲不斷高漲的情況下，官方的反應不是順應民意而放鬆專斷權力，反而是逆民意而動的加強一黨獨裁權力；不是銳意改革，而是保守倒退。
二○○○三年二月九日於北京家中
（原載《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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