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5月12日訊】 如果說這個世間确實有一個邪惡而可怕的魔王，那就是政治。許諾無限幸福和美好的政治，也是從一開始就是那個邪惡而可怕的魔王。在這里，任何理想都會走向反面。
路易斯.博洛爾在其名著《政治的罪惡》（Political Crime）一書中說過：“那些談論自由最多的人，希望的卻只是自己的自由，不承認他人的自由曾經一馬當先高喊反對專制的人，自己成了貨真价實的專制者，最大聲地譴責各种濫用權力的人自己犯下了濫用權力的罪惡。
什么樣的學說最值得信賴？我認為是兩种，一种是自己內心有著堅實的确定性，另外一种是自己同類人經過一生的體驗形成的。對于自由和民主，晚年陳獨秀在蘇聯革命中看到了路易斯.博洛爾毒眼在法國大革命處看到的，顧准和李慎之則用一生來論證路易斯.博洛爾。
“看完這本書（指笑蜀編《歷史的先聲》），就像做了一場大夢一樣。”李慎之在《革命壓倒民主 -〈歷史的先聲〉序》中是做類似南柯一夢的反省。在理想走向方面時，顧准和李慎之都沒有遁入虛無，反而奮起。
紀文勛在《現代中國的思想沖突：民主主義与權威主義》中說梁啟超對青年毛澤東影響非常巨大。梁啟超認為沒有民族國家的自由，就沒有公民的自由，所以在西方列強的威脅之中，應該將民主作為民族富強的手段。在抗日戰爭期間，梁啟超的學說在毛澤東身上大加施展。收錄在《歷史的先聲》中的毛澤東言論，例如“只有民主，抗戰才能有力量” (第3頁)” ， “沒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則抗他十年八年，我們也一定會胜利(第6頁)。” 他又說：“抗日民主互為條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證，抗日能給予民主運動發展以有利的條件。”
毛澤東還把梁啟超的學說轉化為政治策略——統一戰線。毛澤東在 1937年5月中國共產党全國代表會議上指出：為了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沒有國內民主不行。“所以爭取民主，是目前發展階段中革命任務的中心的一環。看不清民主任務的重要性，降低對于爭取民主的努力，我們將不能達到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這個政治策略甚至沿用至今天。
服務于民族主義目標的民主，由目的下降為手段，造成了沒有辦法轉化為憲政制度。沒有制度化的民主价值，他只會喚起本質上是道德激情，把邪惡的欲望偽裝成神圣。一方面就走向像澳大利亞學者費約翰的《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階級》(1996年)描繪的，中國從一個民族的理想，轉到一個強大、統一的國家的理想，再從一個國家的理想轉到一個政党的理想，然后再從一個政党的理想，轉到先知先覺的領導者單一、絕對聲音出現的里程。另一方面形成多數人的暴政，把大多數人的意志凌駕于憲法之上，讓憲法成為花瓶，沒有人權法案禁止多數人侵犯基本人權，縱容政府濫用權力，沒有限制其權力，沒有違憲審查制度，沒有司法獨立。
目前這場“非典”危机政府視同戰爭。溫家寶在五月四日視察清華大學和北京農業大學時強調民主和科學。他說，“偉大的‘五四’精神，就是民主与科學的愛國主義精神。我們要發揚這种精神，依靠科學，依靠群眾，團結一致，同舟共濟，戰胜非典型肺炎這場嚴重的疾病災害。”我又看到了梁啟超和毛澤東的影子。
紀文勛也認為共產党是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衣缽傳人。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唯理主義認為，民主和科學能夠提供一個包羅一切的社會秩序，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胜利奠立了基礎。施特勞斯向他的學生們宣稱，正是啟蒙運動本身，而不是啟蒙運動的失敗，間接地導致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出現。五四運動的必然歸宿就是極權主義。
路易斯.博洛爾還在《政治的罪惡》中說：“只有當取得政權的人將他處在反對派地位時所表明的自由原則付諸實施時，才有可能相信他的自由主義的真誠。”民主既然是歷史的承諾，以任何理由拖延，都會被是欺騙。如果李慎之這樣的共產党人都如此認為，何況社會底層？
──原載《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