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1日訊】1998年10月13日上午10時，我按通知參加了我曾爲其中一員的中共陝西電視臺編委辦支部會議，討論我的退黨問題。我的退黨聲明是6月20日寫的，從那一天起，我就認爲我已不是中共的成員了。但組織委員說還要參加，還要履行手續。也好，可以借這個機會把自己的思想向同事們表明。
會議開始後，組織委員先說了一下我的退黨要求，並且念了中共黨章的有關章節，但他沒有念我的退黨書，可能是認爲太“反動”，太“惡毒”了吧。接著他要求大家發表意見，但沒有讓我申明我的退黨理由。
趁著大家沈默的時候，我要過來我的《退黨聲明》，首先向大家介紹了寫《退黨聲明》的經過：6月20日上午，西安市公安局政保處4名警察將我帶到他們的辦公室，要我講出我與幾位朋友簽發要求政治改革的公開信、呼籲書的情況，並說我是一名中共黨員，爲黨工作多年了，應該配合他們的工作。我當即表示這是侵犯我的政治權利的行爲，我不可能與他們配合，一個字也不對他們講。我說中共的民主、法制竟然是這樣！這使我因我是一名中共黨員而羞愧！他們問我：“那你爲什麽要入黨呢？”我說我年輕，我沒看清，我還認爲中共能改正錯誤，我對中共還抱有不切實際的希望，我真是瞎眼了。我向警方要了一張紙，當場寫了《退黨聲明》。原文如下：
中共陝西電視臺黨總支：
我於98年6月20日上午遭到西安市公安局傳訊，警方要我說出幾次在政治改革呼籲書簽字的情況，並不允許打電話給我的家人或朋友，他們說我是這個執政黨的一員，應該好好跟他們合作。一個人在憲法允許的範圍內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竟然遭受這樣的政治迫害，這使我更加體驗到中共的黑暗和專制。鑒於這個黨的殘暴腐敗，我已不符合這個黨的實際狀況和條件。因此我宣佈從今日起，我退出中國共產黨。
馬曉明
1998年6月20日
於西安市公安局一處辦公室內
因警方說在他們那裏寫的東西不能由個人隨意帶走，因此，我要求他們將此聲明轉交陝西電視臺黨總支。這次傳訊警方一個字也沒得到，下午3點多將我釋放。幾天後，在克林頓總統訪問西安期間，就發生了在西安的民運人士被拘捕、被軟禁、被騷擾、被強行帶出去“旅遊”的事件。我也被軟禁，電話被竊聽。警方的許多做法與特務、黑社會沒有兩樣。
我在會上宣讀了《退黨聲明》之後，談了我對共產黨認識的變化過程。
我是1975年加入中共的。那時候，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已飽受了中共暴政的種種災難。反右、大躍進我已經有了印象。59年到62年的大饑饉，我是親身經歷，父親浮腫了，母親得了肝炎，全國餓死數千萬人。情況剛剛好一點，接著就是“四清”、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我受共產黨的影響，認爲錯誤是難免的，有開明的人物掌權，黨和國家還是有希望的，沒想到粉碎“四人幫”後又是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和經濟冒進，3中全會以後在經濟方面雖然進行了改革，但政治上仍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鎮壓民主牆運動、“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以致發展到89年血腥鎮壓人民的民主運動。在坦克機關槍的保護下，中共當局拒不實行政治改革，殘酷鎮壓民運人士，官僚機構日益膨脹，貪污腐敗向全方位發展，人民的財富轉入私囊，數以千萬計工人失業，苛捐雜稅，層層盤剝，民不聊生。事實使我徹底失望了。
改革開放初期，我曾與反對改革的意見進行過激烈的爭論。我是擁護改革的，我認爲當時中國的問題主要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另一個是以公有制爲基礎的計劃經濟。因爲中共當局爲了維護執政集團的既得利益，拒不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20年來仍在原有的政治體制圈子裏打轉，使僅有的一些經濟改革成果幾乎喪失殆盡。中共在大陸執政時期，使4千到6千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軍民死亡人數的總和。中共早已墮落成封建法西斯的共産主義黨，一個魚肉人民的黨，一個對黨內和黨外都奉行專制的黨，改革原來是一場騙局。我不但因爲作爲一個中共黨員而羞愧、痛苦，還因替共產黨作了10多年的宣傳悔恨。這種所謂的宣傳工作，是赤裸裸的愚民和欺騙。它不但欺騙了人民，也欺騙了我自己。現在，我感到我太不適應中共的實際狀況，太不符合中共黨員的條件了。我是個叛逆者，退出中共完全是我自願的。
共産主義制度的失敗是不爭的事實。我希望中共不要抱殘守缺，不要在一黨專制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應該珍視現在又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徹底進行實質性的政治改革。要認清歷史的大趨勢，要尊重人類起碼的政治權利，要遵守人類起碼的道德準則，目前首先要開放言禁，開放報禁，開放黨禁，在中國大陸形成一個多黨競爭、民選獲勝者執政的政治體制。
說到持不同政見者、民運人士，我們不是紅毛怪獸，不是憑空而起，無端生事，而是對中共幾十年的專制統治的理性反抗，任何一個思維正常的人，一定會觀察、會思考、會得出我們這樣的結論。我不過是敢於站出來說真話罷了。至於我因此受到的中共的迫害和處置，我並不在乎。這些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下都是必然的，不可免的。我根本就沒有打算在中共那裏去討公道，我將按我自己的原則，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生活、行動。一切衡量我行爲的標準只有憲法和法律，儘管現行的法律在一些方面還不公正、不合理。
我講完話後，經過片刻的沈默，組織委員要求大家表態。到會的各位黨員依次表示：尊重他本人的意願。接著書記說：政治改革是要搞的，但在我們這樣大的一個國家，要進行政治改革，必須要經過一個較長的時期。在我進行30多分鐘的講話和發言以後，除了書記這句話以外，再沒有任何黨員出來替中共辯解或反駁我的發言。這出乎我的意料，使我驚奇。
會議就這樣結束了。
（1998年10月15日於家中）
作者爲自由撰稿人
－－轉載自《觀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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