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0日訊】一月十八日清晨八點多鐘﹐美西時間還沒有到凌晨五點﹐我太太楊月清接到洛杉磯的電話﹐金老總的小兒子慶國打電話來說﹐父親去世了。這天星期一﹐本來我們准備中午趕去洛杉磯探望已在加護病房的金老總﹐沒有想到他卻早走一步﹐結果探望改成送殯。
同金老總相識﹐有個“不打不相識”的過程。一九八四年九月﹐我在《信報》的專欄上寫了一篇「『一人兩制』論」﹐挖苦中共駐港官員﹕「『一人兩制』者﹐就是同一個人﹐掛出的招牌﹐講出來的話是社會主義的﹐但享受的卻是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以致不願同十億同胞共甘苦。例如那位報社的過氣老總﹐雖調回北京升官﹐但卻千方百計找各種機會回香港『出差』﹐甚至聽說想降格到深圳工作﹐因為深圳是『半資本主義』﹐且隨時可以溜回香港。」
文中的“過氣老總”指的就是原香港《文匯報》老總金堯如。後來他在給我的《中共風雨八十年》一書寫序時也提到這段經歷。但是當時金老總對我這篇文章沒有進行反駁﹐卻用實際行動“還擊”。因為後來他從北京調回香港﹐當時胡耀邦﹑趙紫陽主政﹐是改革開放披荊斬棘的時期﹐金老總在《文匯報》也為改革做許多事情﹐力圖改變“喉舌”的形象。這些改革﹐為後來支持八九民運准備了精神條件。雖然後來金老總退了休﹐但是當年五月二十日北京宣布戒嚴的次日﹐《文匯報》開了天窗﹐上書“痛心疾首”四字﹐他也參與了決策。“六四”後﹐金老總以退出中國共產黨表示抗議中共的倒行逆施。而參與“共謀”的香港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卻“反戈一擊有功”﹐一頭栽到新任社長周南的懷抱﹐以更左的手段對付異己﹐從而官運亨通。
六四以後﹐我終於認識金老總了。金老總性格直率﹐是性情中人﹐同他一見如故﹐無話不談。他的嗜酒程度頗使我意外﹐就連喝早茶﹐也會以威士忌助興﹐可謂無酒不歡。雖然“酒後吐真言”是個鐵律﹐但是我更相信金老總的坦誠﹐是人品而不是酒精的作用﹐因為許多話都是在沒有酒精的情況下﹐甚至是戒酒以後說的。
香港新華社兩次將我列入黑名單拒絕我入境﹐我也不相信香港的言論自由會不受影響﹐因為九七前我們的言論地盤都在不斷縮小﹐所以越近九七﹐我越要盤算往何處去的問題。這時金老總同我的聯系比較多﹐他很關心我的去向﹐極力主張我離開香港到美國。一九九六年秋天﹐我有美加之行﹐為未來做一個決定。最後一站是洛杉磯﹐就住在金老總家裡﹐這時候我才知道當年中共准備綁架他回大陸。綁架方法是將他在晚宴中灌醉﹐帶回新華社﹐如果趕得及羅湖封關前出境﹐就裝在車裡運回深圳﹔如果封關前來不及趕到﹐就送到每晚一班赴廣州的招商局客輪﹐天亮就可以到廣州。金老總得老朋友秘密相告﹐遂決定立刻移居美國。金老總像關心自己子女一樣向我表示﹕只要你們來﹐就住到我家裡﹐住多久都沒有問題。
九七年初我和妻子做出移民加拿大的安排﹐十月在紐約見官﹐所以決定在七一升起五星旗前離開香港﹐以旅游身份先到紐約。我們在六月二十八日抵達洛杉磯﹐同金老總看電視直播度過香港的回歸日。我們沒有被表面的鶯歌燕舞現象所迷惑﹐基於對共產黨的認識﹐我們對香港前途並不看好﹐所以完全沒有興奮之情。到了紐約以後﹐我再申請以傑出人才身份申請移民美國﹐一個工作天獲准﹐比加拿大還快﹐於是我們就選擇定居紐約了。
在紐約定居後﹐我們經常通電話談論國是﹔彼此交換所寫文章。金老總也來過紐約多次。有一次是參加陳一諮“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所舉辦的研討會﹐研討會有一個“八老座談會”﹐除了曾經當過美國國防部部長助理的吳元黎外﹐其它都是中共的“老革命”﹐但是其中有一位聲稱至今沒有放棄對馬列主義的信仰﹐雖然他曾經是金老總的上司﹐金老總還是當面不客氣的說﹐現在還說這種話可以說是患了老年癡呆症﹐可見他的真與直。
還有一次住在我們家裡﹐知道他喜歡酒和蟹﹐便買了兩打螃蟹﹐和他喜歡的黑牌威士忌﹐正好又買到寫著專供中南海和人大領導人喝的紹興酒﹐這是金老總的家鄉酒。友誼﹑鄉情﹑蟹味﹑酒意﹐四管齊下﹐那晚他很快就醉倒了。還好是在美國﹐否則正是綁架他的好機會。把他扶到臥房睡覺時﹐他完全沒有知覺。第二天他醒來開房門時看到外面我太太身影﹐立刻嚇得把房門關上﹐完全記不得身在何處。我們幾次到洛杉磯﹐也住在金老總家裡﹐得到他們熱烈的招待﹐那是沒完沒了的談話。
金老總的鄉音﹐他的七情上臉和手舞足蹈﹐一直歷歷在目。多年來﹐我們得到金老總夫婦的愛護與關懷﹐永銘心中﹐我們和張偉國也總以“金家兒女”自居。
老年人喜歡回憶。金老總對江澤民掌政期間的香港政策和台灣政策頗多批評﹐因此常常對照當年自己的經歷。從一九四八年以來﹐他就負責香港的統戰工作﹐頂頭上司是廖承志﹑周恩來等。那時中共人才濟濟﹐統戰搞得有聲有色﹐他也立下汗馬功勞。所以在“話當年”時﹐更是情緒激動。他為此寫下許多評論﹐一九九八年田園書屋為他出版了《中共香港政策秘聞實錄》。也由於他在一九四七年擔任過中共台灣工委常委兼宣傳部長﹐所以台灣媒體也很歡迎他評論兩岸情勢的文章。
在談到香港的往事時﹐最近香港《壹周刊》報導有關梁振英是中共地下黨員的事情不太准確。我還在香港時金老總就同我提到梁振英地下黨員的事情﹐旨在說明中共在香港是如何的無孔不入。但消息來源不是梁振英自己同他說的﹐而是梁振英的頂頭上司對金老總講的。由於事關他人﹐目前不便透露這位頂頭上司的名字。
這兩年金老總健康情況下降﹐特別是肺炎住院以後﹐還查出有食道癌。我們在他生前最後一次到洛杉磯同他見面時﹐他還主動向我說起也是我心中一直存在的謎團﹐現在想來似乎也是他的“遺言”了。六四以後﹐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到美國“旅游休息”﹐因為周安橋與許相熟﹐所以有香港媒體和北京懷疑是周安排的﹐使他非常為難。周安橋很早就到中國大陸投資﹐相信他的投資因而也受到影響。這次金老總告訴我﹐穿針引線的其實另有其人。張五常教授在一九八八年和一九九三年陪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弗裡德曼）訪問中國﹐我們都同行﹐因此我一直關心這件事﹐現在總算有了答案。
大時代的激蕩﹐不同陣營都會出現分化。金老總同中共的決裂不是突然而來﹐而是日積月累﹐完成了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他對中共以前也是有看法的。例如五○年﹐他奉命動員從上海避難香港的工商界人士回上海參加祖國建設﹐但是有的被動員回去後﹐在三反﹑五反運動中被整﹐使他心裡不安﹐覺得辜負了他們。擔任過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的秘書程思遠被金老總統戰後﹐連李宗仁都在一九六五年到北京投共﹔但是不久李宗仁夫人郭德潔患癌要出國治病被中共拒絕﹐違背了當年“來去自由”的承諾﹐使金老總也覺得對不起他們﹐以後雖然同意她出國治病﹐已經晚了。
而金老總本人在文革期間被騙回大陸﹐追查他是不是國民黨特務﹐為何國民黨兩次捉他都沒捉到。這是指他一九四六年在上海與一九四七年在台灣﹐他都由組織通知而逃脫。當局把他放在五七干校交代問題﹐以後又安排到粵北煤礦﹐連家屬也沒有幸免。金老總對此想不通﹐自己在為黨賣命﹐黨卻這樣不相信他。
最後是六四的沖擊。當年領導學生運動的金老總﹐看著中共如此殘酷的用坦克鎮壓愛國學生運動﹐他的心碎了﹐他毅然和這個野蠻腐敗的統治集團決裂。
金老總的決裂是相當徹底的。如果說還有什麼“牽掛”的話﹐他對周恩來的感情始終不斷。原因在於金老總同周的接觸是在文革前﹐而且是港澳工作上。我理解他的想法。對中共享“民族主義”來騙人﹐他都能看穿。特別是到了美國以後﹐他沒有覺得“得到天空﹐失去土地”﹐而是非常熱愛這個國家﹐願意在這個國家終老。他也常常把美國的資本主義同中國的社會主義互相比較﹐戳穿中共的假社會主義。八○年代深圳改革開放﹐金老總建議在深圳建立“華僑墓園”的構想﹐以滿足海外僑胞“落葉歸根”的心願。這個設想很受歡迎﹐企業也相當成功﹐所以資方給金老總予回饋﹐金老總把它交給《文匯報》作為員工福利基金﹐表明他的清廉。但是更具反諷意味的是﹐體察僑胞落葉歸根心願的金老總﹐自己卻沒有落葉歸根﹐而是安葬在美國洛杉磯的玫瑰山。美國成了晚年他所尋求到的理想世界。
願沐浴在加州陽光和美國月亮下的金老總安息﹗
金老總所思念的中國人民一定會取得最後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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