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1日訊】我一直是仇和的反對者。當我最初讀到南方周末關于仇和的報道，我出自本能地馬上產生了一种強烈的反感——善良的強權者，最后的強權者，此類奸狡的強權者在中國百年歷史中見得多了。仇和的政治游戲因此一點新意沒有。恨屋及烏，我甚至對我一向鐘愛的南方周末也產生了疑慮，我認為南方周末在這個問題上有机會主義之嫌，于是我揚言，我要朝南方周末開一炮。由于种种原因，這一炮沒有開成，但我還是利用新浪訪談的机會，表達了我對仇和的徹底批判立場。
仇和現象的最大特色是鐵腕，而我討厭鐵腕，無論它出自什么目的。仇和的全部解釋，是他出自公心，是為了改變當地的貧窮面貌，是為了讓當地老百姓過上富足的生活。只要能達成這樣的目的，他可以不惜一切——一切手段，一切過程在所不計。而如果沒有他的鐵腕，當地官貪民愚，根本不具備經濟高速增長的條件，也許再過一百年，當地還是面貌依舊。我愿意承認他的這些解釋是完全真誠的，即愿意承認他所做的一切都出自善意，但我仍不免反對他的所為。因為我是一個普通人，我只能從普通人的邏輯出發；從普通人的邏輯出發，我堅信這樣的原則：誰都無權改變他人。一個人愿意過什么樣的生活，那是他自己的事，只能听憑他的自主選擇，任何旁人無權干預。他愿意追逐財富，他就可以去追逐財富，經由法無明禁的一切途徑去追逐財富；旁人可以看不慣，但無權阻止。但假若他喜歡清貧，喜歡平淡，他也有選擇清貧、選擇平淡的權利；旁人可以著急，但同樣無權阻止。對于人生而言，最重要的其實只是幸福，只是快樂，并非財富。而一個人幸福与否，快樂与否，跟物質上是否富足原本沒有必然聯系。財富的增長并不意味著幸福和快樂的增長；在多數場合，財富的增長往往以部分地犧牲人的幸福和快樂為代价；而在個別場合，甚至以完全犧牲人的幸福和快樂為代价，正因為如此，物質上雖然富足精神卻跌入痛苦的深淵而不能自拔、以致于只能以一死為解脫這樣的老故事才層出不窮。這就是說，貧窮不是最可怕的，貧窮不是外部強制的理由。誰能夠斷言，在北美森林中流浪的原始部落，他們的幸福和快樂的總量會比華盛頓政客的幸福和快樂的總量更少呢？華盛頓政客無權改變那些原始部落的生存狀態，那么我們又有什么權利來改變比如云南邊陲比如廣西老區比如宿遷農村的老百姓的生存狀態呢？畢竟，他們并沒有對我們的生活构成任何干擾啊。人民有選擇貧窮的權利，甚至有選擇愚昧的權利。任何人無權把他設定的人生坐標強加給人民，無權把他選擇的生存方式強加給人民。就通常情況而言，不公平、不公正的制度環境對幸福和快樂的殺傷力，往往比貧窮對幸福和快樂的殺傷力更大。仇和作為公仆，有義務創造一個讓宿遷老百姓更幸福、更快樂的制度環境，即公平的、公正的制度環境，讓宿遷老百姓心情舒暢的制度環境；而無權阻止宿遷老百姓選擇懶惰、安于貧窮，無權把他熱衷的以巨大犧牲為代价的經濟高速增長模式強加給宿遷人民。
我的這些判斷堅如磐石，根本不可以動搖，所以我一直反對仇和。但是現在，經過反复思考，我從原來的全盤否定的立場后退了。我仍然不認可仇和，但我并不因此而認定仇和就是全盤的反動。我作為一個普通人，當然可以僅僅基于個人主義的立場，自由主義的立場來考慮問題，當然可以只從終極關怀的角度來考慮問題。但仇和是一個地區的負責官員，而不是一個普通人，因此他不能和我一樣只從純粹的人的立場來考慮問題，他還必須從國家的立場，用整體的眼光來考慮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詮釋仇和現象，就不能不承認仇和現象也有某种合理性。宿遷人民當然可以選擇貧窮、安于懶惰，宿遷官員卻不可以，因為宿遷官員既對宿遷人民負有責任，更對國家負有責任。國家要求宿遷經濟跟上全國經濟發展的步伐而不能拖全國經濟發展的后腿——對國家來說，每一個地區的經濟都高速增長，沒有一個落后地區，這當然是上上之策。因為當今世界，國与國之間的經濟競爭實在太激烈，不可稍稍掉以輕心。而任何地區經濟增長的滯后，都必然拖累整個國家的經濟。這就好比搶占制高點的急行軍，最好是沒有一支隊伍掉隊，但總免不了有隊伍掉隊。掉隊的隊伍的長官怎么辦呢？他或許只能選擇鐵腕，選擇普通人看來比較冷血的手段管理他的隊伍，迫使他的隊伍拼死拼活也要以超常規的速度追上主力部隊。
如此判斷，當然不乏偏頗。當今國与國之間的競爭，其實不單是經濟的競爭，更包括軟件層面的、文明層面的競爭。僅有經濟的強大，未必能贏得尊重，必須還有軟件層面的、文明層面的強大，才能讓人發自內心地敬畏。但問題在于，很長時期一直以經濟維度為核心維度，而且一直是以戰爭的方式來領導經濟。仇和不可能自外于這個體系。何況可能在他看來，這樣的經濟戰爭不只對國家重要，對當地老百姓也很重要——誰敢說當地老百姓真的只要貧窮？誰敢說富裕不是當地老百姓的夢想？
從這樣的邏輯推論，仇和的确很難有別的選擇。仇和現象最大的特色是鐵腕，用鐵腕對付官風，用鐵腕改變民風。這樣做至少出自兩個緣由——其一是發展經濟的客觀需要，既然以戰爭的方式領導經濟，哪里能夠文質彬彬，哪里能夠溫良恭儉讓，哪有那么多的人情味呢？正所謂“慈不掌兵”。國家的邏輯与人的邏輯發生尖銳沖突，這种情況下作為一個負責的官員，只能更多地服從國家的邏輯。其二則完全是無奈，因為，無論過去的呂日周還是今天的仇和，他們在官場都面臨這樣一個共同的困境：“什么都不管用，什么都靠不住”。只好劍走偏鋒，靠一個空降的精英，手持尚方寶劍，沖決几乎一切官場秩序，用鐵腕殺出一條血路，靠個人英雄主義締造發展，締造繁榮，締造一個新天新地。就此而言，仇和的鐵腕說明即便是官僚中的精英人物，現在也已經對整個官僚體系喪失了耐心，仇和的胜出意味整個官僚體系的頹敗。
不能不承認，仇和自有仇和的邏輯。變革之途從來不可能十全十美，猶如治病，沒有副作用的藥物只存在于理想狀態，現實中的任何藥物都有副作用；所以我們不能以沒有副作用來要求醫生，我們只能以副作用盡可能小而療效盡可能大來要求醫生。同樣，我們也不能要求變革毫無代价，而只能要求把變革的代价減至最低；總之是我們不能要求最好，我們只能要求最不坏。從這樣的角度反思，我原來對仇和的全盤否定的确有些輕率。
但縱然如此，我還是不想從根本上改變我的反對立場。作為一個普通人，我總是不能忘怀仇和所謂鐵腕治民而造成的悲慘景況。我不知道因為集資修路而被扣減工資的鄉村教師，該如何的養家糊口；我不清楚那些無力擴建住所卻迫于政府壓力只好將平房擴成兩層商住樓的沿街居民，靠什么來償還他們借支的建房巨款；我不清楚那些被賣掉的幼儿園、學校、醫院的普通職工，如今在哪里就業；我尤其不清楚的是那位被鏟車鏟掉私房甚至連衣柜也被仇和下令鏟掉的農家婦女，如今何處栖身。宿遷經濟可能的确舊貌換新顏了，但無庸置疑的是，即令舊貌換新顏也是以宿遷無數升斗小民的血淚為代价換取的。宿遷無數升斗小民承擔了改革成本，付出了巨大犧牲，那么今天的經濟發展對于這些升斗小民，究竟有沒有補償？有多少補償？補償能夠持續多久？諸如此類的問題是必須追問的。如果諸如此類的問題有一個比較圓滿的解決，并不值得仇和標榜，因為這本來就是天經地義。而如果諸如此類的問題根本就無解，則仇和鐵腕的全部道義基礎都將崩潰，仇和將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而永遭唾罵。
這就是說，國家的邏輯有存在的道理，人的邏輯更有存在的道理。國家的邏輯必須起作用，否則國家就要失去前進的力量，國家就難以強大；但人的邏輯更必須起作用，否則國家就要失去前進的正确方向，即人道的方向、文明的方向，而變成橫沖直撞的野牛。正因此如此，國家的邏輯必須經常受到人的邏輯的抵制，通過人的邏輯的抵制制約國家的邏輯，修正國家的邏輯，使國家的邏輯越來越較少獸性，而越來越較多地兼具人性。仇和之所以必須受到反對，這是一個主要的緣由。
仇和必須受到反對，無論他多么值得同情，無論他有多少真理。世界上本不存在絕對真理。我的主張不是絕對真理，仇和的也不是。但我的主張不是絕對真理不會有大的危害，因為我只是一個普通人，至多獨善其身，因此無論我的主張多么荒誕，也不可能對他人、對社會產生多少負面影響。仇和不然。他掌握的近乎獨裁性質的巨大權力，使得他的個人意志往往直接決定著一個地區的盛衰興亡。衰和亡自然是浩劫，即便是盛，即便是興，也不會沒有代价，而往往“一將功成万骨枯”。所以仇和必須明白，世界上從來沒有神圣的強權，沒有干淨的強權，任何強權都是有原罪的；縱然是為善的強權，也沾滿了污穢和血淚。所以無論出于何种動机，無論可以達致什么結果，無論有多么大的苦衷，使用強權永遠必須十分謹慎，十分節制，永遠必須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須知，這個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強權，最可怕的是不承認強權的原罪，而自命為絕對正确，只以成敗論英雄。敗則天不假時，成則得意忘形、舍我其誰、無所畏懼！人的邏輯是人世間最高的邏輯，強權的邏輯必須服從和服務于這個最高邏輯，接受這個最高邏輯的檢驗，忏悔原罪，盡一切努力贖罪，只有這樣做，強權的逐漸進化才有希望，社會進步的代价才可能減至最低。否則，強權沒有不走向大奸大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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