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0日訊】正值兩會即將召開之際，收到了許良英先生餽贈的《愛因斯坦文錄》一冊，展讀間，接連發生了一些令人不得不關注的事：丁子霖等124位「天安門母親」及「6．4」傷殘者向兩會發出的關於「6．4」問題的公開信、蔣彥永醫生上書最高當局要求為「6．4」正名、香港「愛國人士」指斥司徒華、李柱銘、張文光三位先生不愛國、台灣200萬人「手牽手護台灣」、西班牙馬德裡發生了集體謀殺平民的「3．11」恐怖血案…一樁樁，一件件，無不令人為之矚目。今天，三個代表以捆綁方式與其它修憲條款一古腦兒地塞入了憲法，台灣舉行公投的日期是越來越近了，今天又恰值愛因斯坦誕生125週年。讀著書裡書外的主權與人權、國家與民族、愛國與愛黨、專制與民主、獨裁與自由，生者與死者，真是悲從中來，感慨萬千！
《愛因斯坦文錄》書中有許良英先生一篇評介愛因斯坦的文章，標題《作為一個人的愛因斯坦》，正與本書《寫在前面》中所強調的，「要做科學家，首先要做一個人」相呼應。強調「首先做一個人」才是知識分子的底線。才允稱名副其實的科學家。
1986年，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嚴重洩露事故，著名的科學家、「兩彈元勛」向戈爾巴喬夫總統彙報說，這是極平常的小事一樁，不過是家裡打了一隻玻璃杯罷了。戈爾巴喬夫畢竟不是毫無智商必須依賴「託兒」烘托「主」之旋律的偉光正，他感慨不己：「不講道德，知識就可能成為致命危險的源頭。」反顧我國半個世紀以來的歷史，從大煉鋼鐵到神五神六，從三門峽水庫到長江三峽工程，可有類似「兩彈元勛」那種「不講道德」、「致命危險的源頭」？
猶太民族在200年間出現了兩位震驚世界翻天覆地卻不可同日而語的人物，卡爾‧馬克思和阿耳伯特‧愛因斯坦。把這兩位年齡相差61歲的猶太人作一番比較是頗有意思的。他們都擅長獨立思考，收穫卻大相徑庭。馬克思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學說，鼓吹階級鬥爭、倡導暴力革命。按照他的革命理論奪取政權先富起來的「無產階級」先進代表雖然還捨不得放棄早己名不副實的「無產階級」招牌，卻不可避免地成了下一場以暴易暴者覬覦、「彼可取而代」，「打土豪、分田地」的目標。「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荒謬的循環不己的現實己使卡爾的學說不攻自破，東歐巨變和蘇聯的崩潰就是明證。一代智者如陳寅恪早在半個世紀前就公開表明不崇奉馬列主義，難道是信口開河隨便說說的嗎？
對民主和自由，馬列主義認為，有國家就沒有自由。1918年，德國人民起義建立了德意志共和國，11月11日11時，一戰結束。兩天後，愛因斯坦在國會大廈對柏林大學學生講演，他強調：「我們的共同目的是民主。是人民的統治。」「應當提防不讓左翼的新的階級暴政來代替右翼的舊的階級暴政。不要讓復仇的情緒把我們引誘到這樣一種致命的觀點：以為暴行必須用暴行來對付；以為要把自由的概念灌輸給我們的同胞，就必須暫時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暴力只能產生痛苦、仇恨和反抗。」26年後，是中國農曆甲申年。比愛翁小14歲的毛澤東猶在延安的窟洞裡被以暴易暴的王朝循環圈所困擾，竟欲從李自成勝利後驕傲自滿而失敗的教訓中去尋找打破王朝週期率的法寶，實在是緣木求魚。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毛澤東的民主觀是按東西、按黨內黨外、按大小劃分的「民主」，與普世公認的民主不是一回事。許良英先生在11年前《中國民主化道路的思考》一文中就說過：「民主和科學一樣，是人類理性的產物，是普遍的人性的體現，是現代文明的基石，是超民族、超階級的，不存在所謂東西方之分。1919年陳獨秀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提出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可是一年後，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把階級鬥爭學說作為至高無上的原則，而認為民主『永遠是資產階級專有物』，是資產階級『拿他來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計』，根本予以否定。」許先生認為，「馬克思最大的歷史錯誤是主張專政，否定民主。」當今世界上只有中國和北朝鮮把無產階級專政寫入了憲法，國民自然只能分為專政者和被專政者兩種。毛澤東把無產階級專政奉為製造個人崇拜的至寶，將無產階級專政推到極端，終於釀成了反人類巨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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