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6日訊】社會矛盾日積月累
江澤民執政的十三年，滋生了腐敗的溫床，給少數人靠控制權力和資源發了財，結果誕生了更多的弱勢群體。十幾年來弱勢群體的不斷增加，給中國大陸社會今後的發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脅。從城市到農村，受壓迫和剝削的工人、農民忍氣吞聲，滿身怨氣，這一龐大的群體，對中國未來構成了一觸即發的社會矛盾。僅今年以來，全國各地罷工、抗議、鬧事的事件，此起彼伏。
社會矛盾在江澤民時代日積月累，就像人的血液不暢通，只停留在表皮治療，結果是治標不治本，肉體組織潰爛變質，身體裏的各個機能失調，造成了無法治癒的癮疾頑症。
壓在農民頭上的苛稅猛於虎
朱鎔基任期快結束時，感慨地發出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三農」問題的總結，而製造「三農」問題的罪魁禍首是江澤民，朱鎔基也脫不了「幫兇」的干係。
首先，是沒有制約、缺少透明度的政策給地方官員以可乘之隙，農民負擔越加越重。江澤民執政的當初，農村的稅費由八十年代的七八種逐漸增加到三十多種，有些地區達五十項之多。在各種壓力下，村官只有在農民身上出氣，在農民身上巧取豪奪、橫徵暴斂。
到二十世紀末期，各種捆綁式稅費強加於農民頭上，每畝田一年收入不到八百元人民幣，農藥種子要開支四五百元，但是苛捐雜稅就是三四百元，農民辛苦勞動一年，最後還入不敷出。由於負擔過重，農民種田的積極性嚴重受到挫傷，很多農民放棄種田遠走他鄉打工謀生。一時間，在江浙及江南一帶，成片成片的良田荒蕪了。
三十幾種稅費，幾乎都是攤派型。縣一級政府組織將稅費任務連年遞增，一級一級組織進行攤派，最後按田畝、按人頭攤派到農民的頭上。除農業稅及「三提五統」外，農林特產稅、世界銀行還貸款、基本水費集資等十多種稅費都是按田畝攤派，屠宰稅、血防滅螺、鄉村公路集資等十多種稅費基本上都是按人頭攤派，龐大的地方官僚體制像蝗蟲一樣兇猛，靠吃稅費的機構及人員不斷膨脹。農村的經管站、財管站在公、檢、法的配合下，長年的中心任務就是在農民身上抽筋剝皮的收稅工作。在農民家裏牽豬趕羊、奪糧搶錢的事例屢見不鮮，交不出稅費，動輒就關人打人，一些村子雞犬不寧，一些農民只差賣兒賣女。
被透支的村級財政
胡溫當政後，首先解決的是「三農」問題。農民的負擔由原來的每畝田三四百元減少到現在的二十多元人民幣，減少了近二十倍，農民繁重的負擔問題解決了，但新的問題又出現──歷史遺留下的村級財政組織的債務。現在，全國有五百多萬個行政自然村，村村都有歷史遺留下的債務。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村級組織負債達五萬億以上。钜額債務像是懸掛在地方政府頭頂上的烈性炸藥，隨時都有爆炸的可能。
中新社《新聞週刊》第22期刊載的《兩千億債務「圍困」中國鄉鎮》一文，全面披露了中國鄉鎮一級政府存在的嚴重債務負擔問題。二千億元負債，這只是鄉鎮一級組織的一個保守數位！浙江省麗水地區審計部門對其一百九十四個鄉鎮赤字情況進行審計時，驚訝地發現：赤字的鄉鎮多達一百六十一個，每個鄉鎮最少三五百萬元人民幣，最高達千萬元人民幣的赤字。浙江屬於東部沿海地區，是經濟發達省份，一些西部不發達地區的鄉鎮情況還要糟！而這些還不包括村級財政組織的債務。
龐大的官員體制張著血盆大口貪婪的在農民身上榨取錢財才能維持下去，所以，鄉鎮一級就拼命地對村官施壓，不完成任務不僅要受到黨紀政紀處分，而且烏紗帽不保；對支部書記、村長強行辦學習班、寫保證書限令時間交錢來。在巨大的壓力下，村官們只有借貸，一是以高息哄騙本村有錢的大戶借貸，有的村官甚至不遠千里前往本村在外地做生意的村民借貸；二是變賣固定資產、本地礦產資源、森林資源、土地資源；三是找信用社借貸，完成稅費任務。
地方官員有錢花、有獎金發了，吃喝嫖賭、遊山玩水、貪污受賄、跑官買官都有報銷的費用了，但挖肉補瘡的後遺症也留下：村級組織到哪里找錢填補借貸的窟窿？二OO三年底，溫家寶下令對村級財政進行清理，發現村級財政不僅欠下了銀行、信用社高達四千個億的呆帳、死帳，而且欠下了農民個人高達三千個億的借貸資金。面對每個村都存在的債務無能為力，最後採用了一個瞞天過侮的辦法──過去的債務都上交鄉鎮財政，現在不作處理，舊債不提。但是，「舊債不提」卻坑苦了一些借錢的農民。一些借錢的農民找村官、鄉鎮官員，卻要不回屬於自己的一分錢。江澤民時代養育的官員們早己吃肥了，長「壯」後開溜，村級組織的財政「透支」 了。
傾斜的義務與權利
不難否認，江澤民時代出臺了不少法律法規，一切都似乎「有章可循」。每個部門、每個執法機關的大門口都張貼著「執法程式」和辦事依據，然而，這些法律法規都轉換成一種特權，進而轉換為搖錢樹，操作機關都將法律法規當雞毛令箭。最終，中國的「法」只是代表統治階級的意志。
十多年來，中國打造出一個權利與義務不相等的法律體系，在龐大的管理部門中，每個職能部門都相繼出臺了法律法規，而這些部門，都是以服務為幌子，收費、罰款才是目的。頭戴國徽大沿帽的「執法人員」滿街都是。個體生產經營者，還沒開業就要辦近十個證照，不管盈沒盈利，就有稅務、工商、城建、環保、衛生防疫、質量監督等數十多家「執法機關」前去收稅、收費、罰款，但是，當民眾盡了義務，卻不能享受到應該享受的權利，門外修水溝要「集資」，小孩讀書要「集資」，甚至於家財被盜，還要向公安部門上交「辦案費」。
儘管在胡溫上臺後，國務院近三十個部門修訂或廢止了不平等的法律、法規一千一百多件，民眾的基本權利得到了一定的保護，但是，到現在為止，公民的政治權利與其他權利無從得到體現。
極度膨脹的官僚隊伍
江澤民體制一面對農民、工人及工商業戶掠奪性徵收苛捐雜稅，一面是日益膨脹的官僚體制。機構巧立名目增設，官帽氾濫成災，賣官鬻爵成風，提拔重用的不是貪官就是庸官。
官場上最流行的是跑官要官，縣以上的黨委機關被民間譽為「官帽批發市場」。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縣以上的黨政機關裏，毛澤東時代一正二副的格局全面打破，僅從縣一級政府組織來說，有些縣多達十個以上的副縣長，縣委正副書記也不少於七八人，在中原有些地區，副縣長增加到十五個的現象相當普遍。一個鄉鎮，正副鄉（鎮）長、正副書記均達到二十個以上。官員增加了，司機、小車及各項開支自然也跟著增加，很多縣市，全年的財政收入發人頭費的工資都不夠。
龐大的官僚體制裏，除了少數是大學分配進來的外，大多數都是強權要人的親戚朋友、七姑八姨。增加了那麼多的機構，現在胡溫要精簡機構人員，能叫哪個上哪個下？虎踞龍盤的官場裏早已形成強大的勢力，一個個張牙舞爪，如果侵害他們的既得利益，不是撕得粉碎，就是頭破血流。胡溫體制要進行改革，難啊！
更加衰落的社會道德
毛澤東時代，在意識形態上灌輸殘酷的鬥爭哲學和革命迷信，竭力鼓吹和宣傳「共產主義道德」和「社會主義道德」，通過愚弄的本質污染了人民貧乏的精神世界。到了鄧小平時代，覺醒了的中國人對毛的鬥爭哲學和革命迷信已普遍厭惡。鄧小平靠毛澤東的餘威，維持了社會秩序的和諧與穩定。江澤民時代再沒有可以控制民眾的政治資源，於是拋出了「三個代表」企圖挽救局面。但是，日益衰敗的社會道德與僵化的意識形態已是南轅北轍，「三個代表」理論黔驢技窮。由於官員們的角色意識以及由角色期待而生的自我約束喪失殆盡，進而使民間的道德體系日漸衰退。
民眾清楚地看到，一個個貪官被上一級組織授予先進個人、「先進黨員」的榮譽，一批批腐敗分子得到重用。「當官」才有特權，官當的越大，貪的越多，撈取好處越多，官員的為政不「正」，是民間道德觀念滑坡的直接原因。民眾產生出無是非感、無恥辱感的道德觀念。在生意場上，沒有人敢寄希望於貿易夥伴的誠信和守諾，大財團也好，個體經營者也好，違約率之高堪稱世界之最。「金錢萬能」成為從官場到民眾的唯一信條。全社會坑、蒙、拐、騙成風，制假販假成為時尚，偌大一個中國，道德喪失殆盡。
在社會道德體系日益衰落、「以法治國」日益失效的情形下，江澤民又異想天開地提出了「以德治國」的構想，連同他的「三個代表」，這構想將永遠成為歷史的笑柄。無數事例證明，江澤民留給胡溫的中國，是一個百病纏身、瘤疾難愈的中國，社會矛盾在江澤民時代日積月累，就像人體裏的各個機能失調，造成了無法治癒的病疾頑症。如果胡溫不進行大刀闊斧的政治體制改革，繼續圍繞一黨專制的老路走下去，中國面臨的將是萬劫不復的死路。
源自《動向》1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