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一梟﹕仁愛之光

東海一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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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17日訊】大仁無敵,大愛無疆。愛心仁德,為天下倡。

有朋友問:老梟一向推崇孔孟之道,講究溫良恭儉讓仁義禮智信,講究中庸之道,平時愛家庭,好朋友,寬容仁厚,上了网卻一反常態,罵罵咧咧,憤世嫉俗,恨恨不已,豈非心態扭曲、精神异常、人格分裂?

是的,我恨!恨我社會貧富懸殊,民生凋蔽,黑惡橫行,道德崩潰;恨我同胞飽受蒙蔽,愚昧不醒,是非混淆,看朱成碧;恨我祖國災難重重,厄運連連,遭盡折騰,步步落后;恨我個人真知灼見,難以傳播,蹉跎華年,有志難酬!我恨造孽累累的專制主義,恨一切假惡丑的事物,一切侵犯我同胞自由人權、阻礙我社會文明進步的腐朽反動勢力!于是,當我發現网絡這一适手利器,便當仁不讓,登壇開罵了。大半輩子積郁的奇思妙法和大悲大憤,如黃河之水呼嘯而下。

在《向英雄致敬,請胡哥成全》文末,老梟曰:如果惡警敲門,老梟一定自廢武功,笑臉相迎,積極配合…。這是調侃,也屬無奈,別說老梟已老,功夫荒廢已久,便是武功絕頂,以一敵十,又如何能与現代武器和國家机器相抗?不笑臉相迎又如何?小喬笑道:老梟有病!一般人躲都躲不及,他還自請往里頭鑽。

其實,有病的不是我,是這個國家,這個社會,歸根結柢,是中國政治有病,病在党權高于民權,特權侵犯人權。病入蒿盲啊,病菌所傳,流毒所及,万惡叢生,洐生种种人間丑劇、悲劇、慘劇。

我恨,但我內心世界的主旋律是愛,一种推己及人的博愛、大愛、大悲憫。罵往往是愛的表達,恨恰恰是愛的體現,是企圖“用火焰去煥醒更多火焰,用星火去喚醒更多星光,用個人犧牲去治社會的病,用一腔熱血去療國家的傷。”我的棒喝鞭打喜笑怒罵,都是一种‘權巧示現”的啟示,就象禪宗祖師爺們動輒把人打個鼻青臉腫,甚至要人一條腿一支胳膊一只手指,目的是為弟子及早參悟大道。

梟詩曰:蒼天有病待誰針?靡靡聲中起浩吟。刺貪刺惡休辭重,痛之太切愛之深!


儒墨兩家皆強調愛,墨子倡導無差等的“兼愛”,強調“破私立公”,“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力圖取消人我之別,不涉親疏之分,愛的程度不隨對象而异(基督對路人与親人一視同仁,釋迦的待眾生如待人,亦与墨子類似)。我敬之而不認同,人有親疏之別、愛必有厚薄之分。“兼愛”不符合普通人性,只有極少數圣賢可抵此境。

我贊同儒家的有差等的愛。這是一种由近及遠、推己及人的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君子親親自仁民,仁民而愛物”,施之有序,層次分明,先愛親人,接著對人民仁愛,之后推愛其它生物。孔子以仁為核心,從人之仁的本性出發,建构起關于人生理想、人生价值的儒學理論,其理想人格從修己始,以安人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禮記-大學》。明明德,修己也,親民,安人也。從修身齊家開始,將仁愛付諸行動,去濟世救民,使天下百姓皆得安樂。

仁心是道德修養,仁政則屬于社會理想,乃使天下百姓皆得安樂的政治大道。兩千多年前的孔子,一生栖栖惶惶只好在君主身上打主意做功夫,做夢也想不到世間有民主制度可保仁政永久實現。時至今日,還有什么仁政比還權于民、維護人權更好更高呢。孔孟重生,必同意我。

民主屬于“公益事業”。對于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這個國家的有志之士而言,宣傳自由、追求民主要付出一定代价作出相當的犧牲,“自絕于人民”,自斷前程,從政從商,皆大受影響,輕則受監控,重則入監獄。所以為實現民主理想而奮斗堪稱最大的仁愛、最高的道德。


仁者愛人。對父母孝,對朋友義,誠信待人,盡心工作,對父母、妻子、儿女、朋友、社會和國家負責,在親親、仁民、愛物的人生活動中體現自己的价值,便是仁愛的體現。仁之極至,即所謂修齊治平,內圣外王,乃儒家最高人格理想。

仁者亦自愛,愛我。孔孟之道是很重視自我的,從完善小我出發,達成大我。所以說“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利已利人,愛已愛人,一以貫之。仁在孔子學說中具有人生与社會价值的意義,它既是達到人生与社會完美境界的起點,又是人生与社會的价值目標。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無畏精神,“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為人處世原則,皆為仁德的體現。

自愛者,才能珍惜自己的生命和清白,維護自己的人格尊嚴。孟子的大勇大義大丈夫精神,乃從平日的集義養气而來,從仁愛之心擴展開來,“我善養吾浩然之气。其為气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气也,配義与道;無是,餒也。”(《孟子》)。宋明理學,號稱遙接孔孟道統,路子卻走反了,做的盡是去我、無我的工作。滅人欲,絕對化極端化,把人性和自我滅掉了,如中共文革時的“大公無私”、“狠批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鬧革命”等做法异曲同工。結果,道學家和“革命者”、“共產党人”一樣,不是偽君子就成冷血動物,道德本來是拿來自律自我完善的,反成了欺人害人“吃人”的惡物。

一個不愛自已的人,怎么能愛親人朋友呢?一個連親人朋友都不愛的人,怎么會愛人民、愛國家呢。所以,我對于“大義滅親”之類說教特別反感。滅親就是最大的不義。


愛有差等,亦有條件,有原則。孔子的以德報德以直報怨,堪稱愛的重要原則之一。

對巨奸大惡的寬容,是對善人良民的犯罪;有奇恥大辱而不雪,有深仇大恨而不報,則是對自己或親人的犯罪。所以我主張公平合理正義的報复主義,這既符合傳統的道德觀念,又帶有一定的警世戒惡功能,對于制止假惡丑的泛濫,不無助益。唐君毅先坐在評价儒家复仇觀時說過:儒家之忠恕之道,以直報怨,則可以使人人皆在世間有一立足點,以阻礙自已与他人之過失与罪惡之流行。義憤及与人為善之心,亦皆可以直接使善之在世間,得其自然生長之道路(《中國文化之精神价值》)。

懲惡即助善,亦仁愛的特殊表現也。對于悖仁乖義的“殘賊之人”,理應加以懲處,置諸法律。那怕貴為君主,在一定條件下也可采取非常手段,“聞誅一獨夫紂,未聞弒君也”。寬容和恕道應該講,但應該在仇人或敵人受到公正的懲處并對其惡行罪行有所認識悔改之后。不然,小則是鄉愿懦夫,大則成了另一种罪過。

以直報怨的原則,擴大到國家也同樣适用。蔣介石強奸圣人,在抗戰胜利后號召中國人民“對戰敗的日本,要以德報怨”,反對向日本索取戰爭賠款;中共也爭著以德報怨,与敵為善,主動放棄戰爭賠款。以德報怨、做濫好人的結果如何,眾所周知。國共兩党對日本人民倒是仁愛之至了,對中國人民呢?說它們犯罪也不為過。


專制特權對人的腐化和异化非同小可,猶如一把傷人而又自傷的雙刃劍,又如一把魔刀,讓掌握者獲得侵害別人的能力的同時,也控制和傷害了其本身。有一篇《貪官也要退》的网文寫道:“其實本質上我們也是在利用共產党的制度為自己創造財富,我比任何人都知道共產党要完蛋,甚至任何時候都可能。我得到共產党好處的同時,我從內心厭惡它,因為它讓我精神緊張,活得不幸福,活得矛盾重重。不貪沒法混,貪了又會被抓住把柄治你。”不論真假,此文描述了當今特權者們普遍的的內心感受,有一种本質的真實。許多貪官落网后都紛紛慨嘆:要是當初受到有效監督,也不至于落到這一步!

反對專制,就是為了奪下特權者手中魔刀,把我們自己、把國家民族從血腥暴力的威脅下拯救出來,同時也是把特權者從魔刀的控制下解放出來。


不能否認暴力的力量,但更不要低估仁愛的力量。那是善的力量,良知滅、人性和文明的力量。英國塞繆爾-斯邁爾斯說得好:我們像一個陌生的敵人在這個世界里已經太久,愛將給這個可怕的舊世界一張新面孔。只有仁愛才能完成暴力永遠完成不了的事業。

民主偉業,更是离不開先行者們博大的愛心、高尚的仁德。只有仁愛才能形成抗擊假惡丑現象和反動勢力堂堂正正之師,只有仁愛才能釋放善意,化解仇恨,達成全民族的大和解。東海梟公曰:敢言敢怒,正正堂堂。盡心盡責,至柔至剛。悲天憫人,呼喚陽光。以仁抗暴,以愛療傷。大仁無敵,大愛無疆。愛心仁德,為天下倡。善己度人,仁愛之光。
東海一梟200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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