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我們時代的見證文學——閱讀廖亦武《證詞》
【大紀元7月6日訊】權力是有權者的語言 語言是無權者的權力——作者手記
一、一部傳世之作
《證詞》這本書就放在案頭，我常常翻閱。很多段落是讀過的，但再讀之下仍然被感動；很多章節是熟悉的，但再讀之下仍然會有一些新發現，一些先前未曾注意的情節或深刻的議論。作者具有一種罕見的才能，他能把別人不曾注意到的、或者是雖然注意到了、但卻不會寫在筆下的一些現象和感受，準確地表達出來；儘管其中某些現象和感受，恐怕作者自己也未必充分把握其意義，但是憑著敏銳的直覺，他把它們忠實地記錄下來，這就使得他的這部作品包容了遠比一般同類作品更為豐富的內涵，並啟發讀者做更深一步的闡發和引申。愛讀書的人都知道，有些好書是需要一讀再讀的，每讀一次都會有新的感受，新的領悟。這一來是因為好書的內容很豐富，你只讀一次未必能完全領會。二來是因為閱讀過程是一種互動的過程，閱讀也是創造；好書能刺激你的聯想，善於閱讀者可以從一本好書中獲得的東西，常常要比這本書本身提供的還更多，但也唯有一本好書才會有這種啟發與刺激的力量。《證詞》就是這樣的一本好書，我相信它必能流傳後世。
二、我們時代的見證文學
1990年3月，中共國家安全部宣稱在四川重慶破獲了一起自「六四」以來全國最大的文化人反革命案件，其罪狀是在六四之夜創作錄製配樂詩歌朗誦磁帶《屠殺》，以及創作拍攝詩歌電視藝術片《安魂》。首犯廖亦武被判刑4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廖亦武的這部《證詞》就是對這段監獄生活的描寫。 廖亦武把這部書取名為《證詞》，這表明了一種深刻的文學自覺.誠如納粹集中營倖存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威塞爾（Elie Wiesel）所言：「如果說希臘人創造了悲劇，羅馬人創造了書信體，而文藝復興時期創造了十四行詩，那麼，我們的時代則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學——見證文學.我們都曾身為目擊證人，而我們覺得必須為未來作見證.」
1994年一個隆冬的夜晚，出獄不久的廖亦武拜訪老右派、著名詩人流沙河。流沙河對他說：「我曉得我曉得，你再也寫不出過去那種想像力發達的詩了！像你我這樣受過命運重創的人，內心的刀痕至死也抹不平，那你就放棄詩人去做一個歷史的證人吧。你的口舌笨，上蒼卻給了你一支比眾人有天賦的筆，並且知道你不會撒謊.他讓你墜入煉獄，讓你目睹並忍受種種可怕的煎熬。那麼多人同你一塊蒙難，而只有你有機會爬出來並神志清醒地回憶、記錄一切。有時候，經歷絕望也是一種福份呀！你要老老實實地寫，如果有一天，你的作品能夠被當作證詞或資料，存在檔案館裡，借人們查閱，引證，就很不錯了。作偽證者必遭天譴！」
流沙河說：「受過命運重創的人再也寫不出那種想像力發達的詩」，這句話使人想起阿多諾的名言——「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之後寫詩已變為不可能」。這是為甚麼呢？按照廖亦武的解釋，那是因為「在中國，現實每每超出想像，所以我們不再虛構，我們只是一筆一劃地實錄」。這話說得不夠準確.我以為，在中國，現實或許每每超出一般人對現實的估計或想像，但不可能超出人們的想像力本身。換句話，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出比我們經歷過的最黑暗恐怖的現實還要十倍百倍黑暗恐怖的世界（比如說，我們可以想像專制者動用核武器屠殺上億的人民乃至於毀滅整個人類），但那個世界是虛構的，它只是想像力的產物。另外，我們知道，在中共掌權五十多年的歷史上，「六四」還不是最殘暴最血腥的，畢竟，「六四」發生在極權統治的後期。但也正因為如此，一般人已經習慣了相對於毛時代的略為寬鬆的政治環境，因而往往會想像不到在我們的生活中竟然還有像《證詞》所揭露的那種恐怖與黑暗，所以作者的提醒仍然是正確的和必要的。重要的是，作為一場現實災難的親歷者，廖亦武最想告訴讀者的是他所經歷的那場災難現實，在這裡，任何一點誇張編造都會損害其描述的可信度，所以他拒絕虛構，拒絕在事實之上再發揮想像添油加醋。
所謂「奧斯維辛之後，寫詩已變為不可能」，意思是說，親身經歷過一場大災難之人，如果他過去就喜歡文學，喜歡詩歌，那麼他會發現，以往的任何文學形式都不能描述他經受的苦難.他會痛切地感到文字的無力與溝通的困難.他不能不寫，可是他深深地懷疑他寫的一切是否能被別人理解。他意識到藝術必須將本身「非美學化」以證明其存在價值。一個親歷苦難與罪惡的人深知，現實的苦難與罪惡常常是沒有詩意的，如果你打算把現實塞進某種傳統的美學形式之中，如果你努力將自己的經驗改頭換面塞進原有的、也就是大眾習慣接受的文學形式，你就不可避免地扭曲了現實，落入媚俗的老套。但是，你又不能完全拋棄美學形式，因為內容總需要藉助於形式來呈現.這就需要創造一種新的文學.這就是所謂見證文學.見證文學可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從廣義上講，一個人，只要他把自己目擊到的苦難與邪惡記錄下來，寫成文字，那麼，這種文字或文學就可以稱之為見證文學.見證文學的特點是，它所描述的內容應基本上立足於第一手經驗。如此說來，那種根據他人敘述或提供的材料而寫成的文字就不能算作見證文學（這自然不妨礙其文學價值）。從狹義上講，見證文學的作者必須是苦難與邪惡的親身經歷者，而不僅僅是在場的旁觀者。
猶太哲學家馬伽利特（Avishai Margalit）在《記憶的倫理學》（The Ethics of Memory）一書裡提出「道德的見證者」（the moral witness）這一概念。按照馬伽利特的定義，只有那些親身經歷邪惡以及邪惡所製造的苦難的人才可能成為道德的見證者。在這裡，見證邪惡與見證苦難二者缺一不可。在這裡，作者本人就是直接的受害者，就是邪惡迫害的對象。另外，如果作者是在苦難與邪惡的背景下著手寫作，也就是說，當作者開始寫作時，那個製造苦難的邪惡仍然存在，仍然在繼續作惡，作者還沒有真正擺脫邪惡的控制而獲得自由，作者是冒著巨大的風險著手寫作的，那麼，這樣寫成的文字就是最純粹的見證文學.不消說，這種寫作多半是秘密的。他不是為當下而寫作，因為他清楚地知道在當時當地他不可能公開發表他的作品。他是為將來某一天發表而寫作，或者是暫時先在其他某一地方，在此處的邪惡勢力鞭長莫及之別處發表，但最終仍是為了將來某一天在此處發表而寫作。廖亦武的《證詞》是見證文學，而且是最純粹的見證文學.
三、《證詞》背後的故事
單單是《證詞》一書的寫作過程，也就值得寫成一本書。 廖亦武告訴我們，「本書前兩卷初稿寫於獄內。我在雙層鐵床的上舖捲縮了幾百天，被子上覆滿應付檢查的花花綠綠的雜誌、短文和家信。我雞婆似地聳起雙肩，在一頁紙上儘可能多地寫字（有一頁紙上密密麻麻寫了近萬字——引者），心快要跳出來了，連標點也蹦蹦地搏動起來，我已辨認不了自己的筆跡，我越寫越不像個文人，不知道將來的讀書階層能否容忍這樣的作品。」由於手稿經常被獄卒抄走，作者不得不一邊寫作，一邊把所寫下的文字默記下來，抄走一次，重寫一次，百折不撓地從頭寫起。出獄後，廖亦武仍然受到高度監控。廖亦武說：「面對一次次抄家，我只有把寫過的東西儘可能地複製，多藏幾個地方」。「這太正常了，」作者的一個同案犯對他說，「警察不搜你搜誰？」廖亦武自嘲道：「我成了專門為警察創作的文人。」「1995年10月10日，警察突然襲擊成都的住所，搜繳了已近尾聲的《證詞》手稿，並宣佈實行監視居住二十天，絕境之下，我只得重寫此書，耗時達三年。」
這是怎樣的一種寫作啊？這是用生命在寫作，這是用寫作支撐著生命。然而這還只是故事的一半：書好不容易寫成了，如何出版呢？
廖亦武寫道：「我曾把索爾仁尼琴題在《古拉格群島》上的卷首語抄了十幾遍：」幾年來，我懷著壓抑的心情沒有把這本早寫好的書付印，對生者應付的責任超過了對死者應盡的人事。但是現在，當安全機關反正已經抄走了這本書稿的時候，我除了立即加以公佈外，就別無他法了。『我到哪兒去公佈？剛出獄時，我曾把冒死捎出的大量獄中文稿託故人帶到海外，均一一杳無音訊。我給同案犯，加拿大人戴邁河寫信求援並告知創作計劃，邁河捎給我400加元，』我只能給你這麼多， 『他說，』在今天這個世界上，西方政府忙於同中共做交易，討價還價；媒體的關注點也是抓人放人，各類明星炒作。在冷戰之後的國際結構調整中，獨裁者的日子太好過了。誰又能把誰怎麼樣？作為你，一個詩人，除了保持自己內心的真實，不叫苦，又不說謊，還能指望甚麼？「
對廖亦武們，寫作既是如此艱難又如此危險，那麼，為甚麼還要寫作？這樣一種寫作的意義何在？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捷克異議作家克里馬（Ivan Klima）說：「經常有人問我正在寫甚麼，但還從來沒有人問過我為甚麼寫作。也從來沒有人問過我最基本的問題：文學對我意味著甚麼以及我對文學的理解是甚麼。」那些在自由社會中從事寫作的人多半不會面臨這樣的問題；那些在專制社會中從事鳥籠寫作的人可以迴避這樣的問題.但是，那些在專制暴政下堅持自由寫作，並因此付出沉重代價，但依然不願放棄的人，卻不能不一再向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知道，寫作可以有多種意義或目的，例如賺稿費謀生，例如追求一種美學境界，等等。但是，唯有廖亦武們的寫作才可能觸及到寫作這一人類行為的最深層的意義.
四、寫作何為？
俄國女詩人阿赫瑪托娃（Anna Akhmatova）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在斯大林大清洗時期，她天天去監獄門口排長隊，給關在監獄裡的兒子送衣物。一天清晨，一位排隊探監的老太太認出了她，悄悄地問道：「你會把這記下來嗎？」阿赫瑪托娃回答：「我會的。」從老太太那憔悴蒼白的臉上掠過一絲微笑。
這就是見證文學的偉大意義：對於那些深受苦難並從現實中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人們，被記載是他們在此生此世所能得到的唯一的安慰。苦只要記下來，就不算白吃了。正如廖亦武的一位難友所說：「處境再難也能忍，不能忍的是坐了牢卻被人忘記。」文字真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它使得人可以戰勝時間與空間的阻隔。長期從事秘密寫作的索爾仁尼琴說得好：寫作的目的只是在於不忘記這一切，指望有朝一日為後代人知曉。索爾仁尼琴堅信，「我的工作不會是徒勞的，我的作品矛頭所向的那些人終究會垮臺；我的作品如肉眼看不見的潛流奉獻給另一些人，而這些人終將會覺醒。」
語言的世界是一個奇妙的世界。在中文裡，「道」這個字既是指言說，又是指方法、道理、道義.這本身就揭示出語言與方法、道理和道義之間的密切關聯。它告訴我們，語言本身就內在地蘊含著標準、邏輯、理性和正義.從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到當代的哈貝馬斯，都對語言與理性，與公理或正義的關係作過很精闢的說明。人一旦言說，一旦寫作，他就進入了另一個世界，進入了一個充滿著理性、公理和智力標準的世界。不論在俗世中正義是何等貧乏，邪惡是何等猖獗，但是你只要進入語詞的世界，那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在語言的世界裡，永遠是理性佔上風，正義佔上風.文字的王國就是正義的王國。語言是受難者的庇護所，是人類良知的最高法庭。把一樁罪行如實地記錄或表述，那不但是對罪行的起訴，而且也就是對罪行的判決。在獄中飽受凌辱的廖亦武寫道：「一個文人不可能以牙還牙，但能夠通過文字的巫術詛咒造就劊子手的世道。」這絕非阿Q的精神勝利法，看一看暴君們是怎樣地害怕言論自由就清楚了。
廖亦武也向自己提出了「為甚麼寫作」的問題.讀者想必以為他一定會給出一個慷慨激昂、氣壯山河的回答。殊不知廖亦武的回答相當低調.「寫作何為？」廖亦武自問自答：「寫作不何為。渺小的人不知道天有多大，地有多厚，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廖亦武說：「世上還有比寫作更重要的工作，但我不可能，也來不及做，蠢人只能牢牢抓住一個東西。」他特地提到流沙河家裏的一個擺設——一只大南瓜，上書「瓜娃子」（四川方言，意為白癡）。
五、神聖的單純
廖亦武的回答何以如此低調？因為他經歷了太多太多的失望與幻滅。和索爾仁尼琴不一樣，索爾仁尼琴堅信人民終將覺醒；廖亦武們卻擔心「清醒者永遠不可能再醒來」（汪建輝語）。 這使人想起猶太作家、大屠殺見證者埃利。威塞爾的一段沉重的敘述。威塞爾講到：大屠殺的倖存者把自己視為見證人，相信外部的世界——自由世界——對他們的惡夢與苦痛一無所知。他們要為歷史作證，揭開劊子手的面具，把那段過去變做一個警戒。「他們以為奧斯威辛之所以可能只是因為世界不知道，因為罪犯們在暗中操作，在黑夜的掩蓋之下。如果世界沉默，那只是因為世界一無所知。但，隨著1945年的解放，那些少數倖存者們驚訝地認識到他們的錯誤：世界對所發生的事情早就一清二楚——然而卻聽任它發生。這一覺悟改變了一切。他們受到了震撼，他們開始懷疑。『揭露』久已為人所知的事實有甚麼用？至於其他的，那超越了事實的本質，去談論無人會理解的事又有甚麼用？」
崔健歌云：「不是我弄不明白，這世界變得太快。」廖亦武寫道，曾經狂熱投入國家變革的廣大群眾，一夜之間竟然變得如此現實，如此齊心愛錢.一場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轉瞬間化作泡影，政治犯成了一份不光彩的社會遺產，被標榜「不過問政治」的絕大多數人所拒絕，而就是這些人，曾經成群結隊，狂熱地投入街頭政治！死了的，白死；活著的，白活。歷史老人聽不見永恆黑暗下的哭泣。
正像納粹集中營的生還者經歷了二度大屠殺，「六四」的受難者也經歷了第二次打擊。按照廖亦武的描寫，「『六四』政治犯一出獄，就成為不瞭解國情的怪物，一個脫離民眾的人」。甚至連親人也離你而去。妻子阿霞結緣於文學，本是一對恩愛夫妻，想來早先對先鋒派詩人的丈夫崇拜得五體投地，常常像個奴隸一樣辛苦地為廖亦武謄寫文章，如今卻是一看見他的手稿就叫喊，歇斯底里地叫喊。這個有著不平凡追求的女人再不好高騖遠，現在只是「努力爭取腳踏實地的普通的生活」。很多政治犯出獄後發現自己比在監獄中更孤單，因為在監獄中你還可以幻想自己與同志們同在，與親人們同在，與當初街頭上千千萬萬的群眾同在。沒有孤立就還沒有失敗，沒有背叛就還沒有失敗。失敗不是發生在失敗的當天，失敗發生在失敗的第二天。
在這樣的環境下，要一個人不憤世嫉俗也難.難得的是，廖亦武還力求理解，力求包容。他理解西方社會對「六四」的日趨冷淡：外國人有著他們自己的許多事要操心，怎麼可能對中國人的「六四」總是耿耿於懷？年復一年地為中國的事情呼籲，時間長了，那份道德感也就疲倦了。至於說國內的民眾，既然面臨社會大轉型，生存危機困擾著每一個人，舊的政治觀念逐漸被應接不暇的新的「製造熱點」所取代，這樣，「六四」政治犯就很難避免被遺忘，被邊緣化的命運.面對舖天蓋地的只求過日子的螞蟻王國，寫作還能有多少意義呢？可是，不寫作又怎麼樣？對於廖亦武，生存如刀尖，他所選擇的只有下海、寫作、自殺三種.他選擇了寫作，寫作成為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他不但承擔起歷史代言人的角色，而且還承擔起現實代言人的角色。廖亦武並不信上帝，然而在94年那個隆冬的夜晚，當他告別詩人流沙河時，他覺得他「似乎真的看到了上帝」。與此同時， 「文字的野心卻被吹散了大半」。他不再把寫作當成獲取世俗名利的手段，也不再奢望自己的一枝筆就能產生神奇的社會效果。他只是決心老老實實地一筆一劃地寫下去。如廖亦武所說：「國內相當一批文化人都在各自的陷阱裡選擇無望的寫作，沒有人來救你，理解、承認你，把你捧在手心上，這就是你內心真實之外的真實。」這種寫作似乎是低調的，但透過這種低調，我們可以感受到那種神聖的單純。
六、尊嚴的悖論
王力雄指出，當今中國監獄的「中國特色」就在於，「執法者可以制度化地對犯人實施全面凌辱與虐待。」 《證詞》一書詳細地描述了在監獄中政治犯受到的種種非人待遇，包括政府故意用刑事犯整治政治犯，包括幾十種川菜肉刑。還有專為「反改造尖子」準備的「小間」，長兩米，高一米，人一旦塞進去，就只能像動物一般，保持坐、躺、趴三種姿勢，且吃喝拉撒全在裡面，一年半載你可能抗得過去，三年五年你肯定報廢.讀來真讓人不寒而慄。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斷言：「人無論任何境遇，都適應得了。」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心理學家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E.Frankl）對此的回答是：「對！人甚麼都適應得了，不過別問我是怎麼適應的。」在這裡，肉體的折磨固然痛不可當，精神的凌辱尤其忍無可忍。當然，這兩者並不是截然分開的。獄方往往是通過肉體折磨以迫使你接受精神的凌辱，你常常是不堪忍受皮肉之苦而不得不低頭屈膝。時過境遷，肉體的痛苦就淡忘了。俗話說，好了傷疤忘了痛。但精神的凌辱卻沒齒難忘，司馬遷曰：「每念斯恥，汗未嚐不發背沾衣也。」
王力雄講過：「中國監獄的目標似乎就是把人的尊嚴消滅一淨.而一旦人曾經徹底喪失尊嚴，也就很難再找回尊嚴。」為甚麼絕大部份深受非人虐待的受難者都不願意完整地講出自己的遭遇？他們不是怕講出自己受到的肉體折磨，而是怕講出自己的精神的屈辱。感謝廖亦武，以極大的勇氣，淋漓盡致地寫下他遭遇的一切，包括他的抗爭，也包括他的屈從。如果你不幸而面對各種酷刑，除非你決心一死，否則你很難硬抗到底；而只要你想活，獄方就總有辦法讓你低頭討饒。廖亦武在獄中飽受凌辱，有一次他撞牆自殺，沒死成，此後就打消了自殺的念頭.他深感自己在獄中失去了尊嚴，他寫《證詞》的目的之一就是贏回失去的尊嚴。
這裡有一個悖論：像廖亦武這樣是因為爭取自由反抗暴政，或者說堅持人的尊嚴，而被抓進監獄，受折磨，被剝奪人的尊嚴。簡言之，他們是為了堅持尊嚴因而失去尊嚴。一個人為了堅持尊嚴反而失去尊嚴，這不是很矛盾的嗎？如同自由鬥士，自由鬥士就是為了更多的自由而寧肯失去僅有的自由。反抗壓迫，就是不甘忍受壓迫而寧肯招致更大的壓迫。這些難道不都是自相矛盾嗎？這就引出了一個深刻的問題：因為反抗暴政而被監禁不堪折磨被迫寫檢討書認罪書的人，和那些因為不參加任何反抗暴政的鬥爭因而也不曾被當局迫害不曾被強迫寫檢討寫認罪書的人，誰個更沒有尊嚴？
維克多。弗蘭克堅稱：「即使是置身於集中營，一個人仍可以保有他的人性尊嚴。」面對各種非人的待遇，你可以用坦然的、從容的態度去接受。這不是喪失尊嚴而是堅持尊嚴。是的，你在受辱；但你是在為理念而受辱，為信仰而受辱，或者說，為自己的不肯屈從強權而受辱，為自己的堅持尊嚴而受辱。它當然證明了你的尊嚴，體現了你的尊嚴。當我們看到在一群奴隸中有一個奴隸被套上鐐銬，我們一下就明白了這個奴隸最不是奴隸.在暴政下，唯有反抗才體現自由，體現尊嚴。暴政之為暴政，就在於它規定了臣民的存在方式，否認臣民是獨立自由的主體，也就是說，它不把人當人看。你有幾分反抗，你就有幾分尊嚴。反抗是尊嚴的集中體現，離開了反抗就談不上尊嚴。縱然你因為反抗而招致不堪忍受的懲罰，甚而被迫低頭屈膝，那也遠遠勝過根本不反抗。好比一群青年學生遠遊，遇到一夥手持兇器的歹徒。歹徒要強暴女學生，大多數男同學們都被嚇住了，只有一個男生挺身而出，結果遭到歹徒毒打，直打得遍體鱗傷，甚至一度低頭討饒。然而我們都清楚，和那幾個袖手旁觀因而毫髮無損，看上去仍然體面光鮮的男生相比，這個被打得狼狽不堪的男同學才更像是一個男子漢.
七、人類尊嚴最美好的紀念碑
不久前，廖亦武寫下一首短詩，題目是「投降吧，不！」。 投降吧，不！
投降吧！不不！
孩子死了，父親死了，情人死了兄弟姐妹也死了如果人心都死絕了你不投降又有甚麼用？
時光流淌，陰雨連綿大地卻一片荒蕪太陽有毒，看客是豬你無家 無國 無底氣羞恥羞恥——又有甚麼用？
你說你活著是為了記住可記住——又有甚麼用？
投降吧！不！
投降吧！不！！
不——又有甚麼用？
這首短詩表達的，一方面是英勇的堅持，一方面是對堅持的意義的深刻懷疑。不投降有甚麼用？當它看上去甚麼用也沒有的時候。然而，不投降在沒有用的時候最有用。所謂「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所謂「時窮節乃見，一一書丹青」。在這裡，不投降的意義就在於不投降，成敗利鈍，非所計也。一個人有多高貴多人性，就取決於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超越趨利避害的動物本能，面對強權永不屈服。
著名意大利作家、女記者法拉奇說：「我認為人類尊嚴最美好的紀念碑是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那個東西。它不是一座偶像，也不是一面旗幟，而是三個希臘字母：OXI.意思是『不』。」「為甚麼還要忍受痛苦，為甚麼要鬥爭，為甚麼要冒從山上被狂風刮到井底與魚為伍的風險呢？因為這是作為一個男人，一個女人，總之是作為一個人而不是作為一只綿羊而生存的唯一方法。」
（《證詞——為中國底層賤民代言》，廖亦武著，490頁，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
轉自《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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