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日訊】改善當下中國的醫療保障制度的根本出路，就在於以人為本的憲政民主制度建設，來強力監督淩駕於市場規律甚至於法律制度之上的權力壟斷之手。
2004年4月，一本帶有寓言性質的歷史文化小說《狼圖騰》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署名姜戎的作者使用充滿激情的神聖話語，把華夏民族的“龍圖騰崇拜”，追溯到對於恣意殘殺掠奪的狼性崇拜。在我的童年記憶中，卻存在著另一種“狼圖騰”：“日頭落，狼下坡，老人小孩跑不脫。”據老輩人講，這首宗教讖語式的童謠，是從共產黨打天下鬧土改時留傳下來的，意思是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落下來了，來自蘇俄的北方“紅狼”沖向人間，於是便有了數以千萬計的國人特別是農民被活活餓死的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
正是在恣意殘殺掠奪的“紅狼”的治理之下，被西方現代文明稱之為白衣天使的醫生和護士，把治病救人的人道天職撇在一邊，變而為魚肉患者的“白狼”。這就是當下中國醫療衛生界的怪現狀！
一、我自己的所見所聞
2005年暑假，我和妻子帶著11歲的兒子第一次回到河南老家，在我自己土生土長的村子裏，只逗留了頗不愉快的幾個小時。
記憶中溫馨熟悉的村落已經變成廢墟遍地、雜草叢生的空心村，村子裏到處是蹲在街邊打撲克的壯漢，卻沒有人肯動手清理一下自己的家園。一直靠討飯為生的張西臣已經年近六十，當年他總是很卑怯地到家門口叫一聲：“大叔大嬸，給一口飯吧？”現在卻公然躺倒在街道邊耍橫勒索：一根討飯棍擺在泥濘的街道中心，所有外來的過往車輛一律要留下二元買路錢。
父親留下的院落早已垮塌，只好在幾乎中斷感情聯絡的大哥家裏短暫停留。前來聚談的親友們告訴我，隨著環境污染的急驟惡化，村子裏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怪病”，許多鄉親莫明其妙地離開了人世，這其中包括我的六位伯父伯母中的五位，以及我的三十多歲的堂弟。
母親十年前改嫁到幾十公里之外的小城鎮，她與繼父兩個人依靠繼父每個月700多元的退休金生活。繼父患有高血壓等多種疾病，積攢一年多的醫藥費遲遲不能報銷。當地政府的說法是此後要實行醫療費包乾，超出限額部分完全由個人自理。母親的一隻眼睛患白內障已經接近失明，兩位老人擔心給我增加額外負擔，一直沒有告訴我。回到北京，我的第一件事就是籌措2000元錢寄給母親，催促她到省城鄭州做白內障手術。
正是這一次的家鄉之行，讓我真切體會到當下農村社會醫療衛生保障的嚴重匱乏。
2005年9月17日，我應著名記者、農村活動家高戰的邀請，先後到江蘇沭陽縣官墩鄉的所房村和新沂縣窯灣鎮的陸口村實地考察由他推動建立的兩個農民發展協會。
在沐陽期間，我再一次見證了農村衛生所醫療設施簡陋、重症農民忍痛等死，以及鄉鎮公務員的“要錢”（稅費）和“要命”（計劃生育罰款）。印象最為深刻的是發生在2003年7月的一個真實故事：高戰帶領來自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和中國礦業大學的40名大學生發動農民組織“農協”時，鄉派出所門前的公路上發生了一起車禍。在肇事者逃逸的情況下，派出所幹警竟然無一人過問，高戰出面打電話給120急救中心無人理睬，只好由他個人出錢攔下一輛過路汽車，把受害人送到不遠處的鄉醫院。受害人因耽誤最寶貴的搶救時機而死在醫院之後，120急救車卻趕來掙死人錢。就這樣，本來應該為公民提供公共服務的國家資源，在利益驅動下卻變成了某些部門和某些個人化公為私謀取暴利的工具。
2005年9月19日，我和高戰從江蘇來到山東，並於第二天隨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陸雷博士和山東大學的楚成亞博士，到鄒平縣張高村考察由於建嶸博士主持的“農村組織化建設”專案基地。隨後，在相關方面的積極配合下，張高村成立了老年協會並且組織了健康體檢，村裏的老人們平生第一次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健康檔案。
我的朋友淮生來自湖北農村。他在寫作於2004年的《中國農民的醫療衛生現狀掃描》中，介紹了自己的遭遇：“我有兩個父親，一個是爸爸一個是過繼的爸爸。爸爸去年年底被慢性前列腺炎折磨得快不行了、抗不過去了的時候，從農村老家去武漢做前列腺手術，一個星期住院花了8000多元。經濟上實在挺不住，強行要求出院，在‘患者單方面要求出院。與此產生的一切後果與院方無關’的免責保證書上簽了字，落荒而逃，離開了這個燒錢的地方；與此同時，我的繼父中風了，一邊手腳癱瘓至不能動彈，卻不敢進醫院。苦撐苦熬。這只是無數農村人醫療現狀的一個小例子。對農民而言，醫院是什麼？是張著血盤大嘴吞噬人的老虎。所以我爸趕緊要往外逃離它，我繼父死活不敢靠近它。所以，心急如如焚卻無助無奈的我，是多麼羡慕那些外國人呀，不僅是美國人、英國人，我也羡慕利比亞人、甚至窮困的非洲人……”
二、嚴重失敗的醫療體制改革
2003年年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確定了“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課題研究。課題組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衛生部衛生經濟研究所、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以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多家單位的專家學者組成。2005年7月28日，國務院發佈醫療改革研究報告，坦承“目前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同時還提供了相關資料：13億人口只有一億人有醫療保險，而在8億農民中，有37%應就診的病人沒有就診，65%應住院卻沒有入院。2003年，城鄉居民兩周患病率為14.3%，比1993年增加了0.3%，但就診率卻從1993年的17%下降到13.4%；城鄉居民兩周患病未及時就診的比例接近五成，達49%。在這些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因為經濟困難，其比例在城市和農村分別為36%和39%。
2005年12月13日，《中國青年報》記者蘇敏在《60%醫療衛生費來自個人，1年收入難付1次住院費》中，記錄了關志強教授提供的一組資料：“由於缺乏制度保障，以至於有60%以上的醫療衛生總費用來自百姓個人，在城鎮有44%以上的人沒有任何制度性醫療保障，在農村這個比例高達80％。疾病支出增長速度大大超過個人收入增長速度，百姓一年的收入難以支付一次住院費用。一旦疾病風險降臨，很多家庭會因此陷入貧困。中國13個人中，就有一人處於赤貧，其中有1/4至1/3直接跟疾病有關。這種狀況的持續，嚴重影響消費內需的拉動，對中國社會經濟健康發展也將形成巨大威脅。”
醫療衛生事業關係國計民生，在計畫與市場經濟並存的中國社會，卻出現了奇怪的情況：市場需求很大，價格卻高得離譜。理應在計劃經濟下受惠的廣大民眾，必須承擔市場經濟帶來的龐大醫藥費，龐大的弱勢群體成為任人宰割的羔羊。依然在享受計劃經濟時代的資源優勢的國有醫院和國有制藥廠，卻在國家權力的行政保護之下變成了假市場經濟改革之名謀求暴利的吸血鬼。以治病救人為天職的醫生護士，也在暴力驅動下變成了唯利是圖地吃回扣、拿紅包的“白狼”。
三、見死不救的北京同仁醫院
2005年12月15日，《新京報》記者耿小勇、張漢宇在《兩度入院無人聞問，無錢治病死於同仁醫院》中報導說：“前晚9時30分許，北京同仁醫院急診走廊，來京找工作的37歲齊齊哈爾人王建民因無錢治病，嚷著‘疼、救命’聲死去。事前，120救護車曾兩次送王到該院。同仁醫院急診主任稱，之前為王檢查沒有生命危險情況下，醫院不便給患者墊錢，當醫生發現情況嚴重時，王已不知去向。”
據兩次將王建民送到同仁醫院的都貴發介紹，12月11日深夜，王建民雙手捂著肚子在地上打滾，還不時從嘴裏吐出帶血的東西。都貴發打了120，救護車以就近原則將他們送到附近的同仁醫院。見他們沒錢，醫生回答說：“檢查沒有生命危險，不是見死不救。”
12日23時50分，120後救護車再一次把王建民送到同仁醫院，患者症狀仍為“嘔血”。醫生的答復依然是患者沒有生命危險，錢送來了才能治療。
13日晚8時30分許，一直呆在醫院裏的王建民死於距搶救室不到10米的男廁所門口。同仁醫院電梯工證實，王的屍體於14上午9時30分左右被推到太平間。
2006年2月16日，《京華時報》記者傅沙沙在《同仁醫院死亡民工屍檢有果》中報導說：2005年12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法醫檢驗鑒定中心對王建民遺體進行屍檢。2006年1月5日，從齊齊哈爾趕來的王建民的哥哥王建群，以沒有履行救死扶傷的法定職責為由，將同仁醫院告上法庭，索賠47萬餘元，被東城法院正式受理。
在此之前的2005年12月15日，博客網刊登李保君的文章《醫療體制埋葬了許多人的生命》，其中寫道：“畸形醫療體制導致極度誇張的醫療費用，……王建民死有餘辜，誰讓他不是國家公務員呢？生命的消失有許多方式，不過死在北京同仁醫院的搶救室外似乎讓人覺得心寒——僅僅因為沒有錢的緣故！每天以這樣的方式死去的人估計還有很多，我們不得而知，我只想知道他們死去以後，還有多少人會‘重蹈覆轍’？”
四、《天價住院費》的死水微瀾
2005年11月23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欄目播出《天價住院費》：哈爾濱市離休教師翁文輝被診斷為惡性淋巴瘤之後，在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的心外科重症監護室ICU住院67天，家屬共向醫院繳納139萬7千多元，平均每天將近2萬1千元。除此之外還在醫生建議下，自費購買400多萬元的藥品交給醫院。
“一石擊破千層浪”，節目播出後在傳統紙質媒體和現代網路媒體中引起很大反響。2005年12月8日，央視《東方時空》以《天價醫藥費不是個案》為標題舊事重提：“不合常理的收費專案，天價的收費帳單，這樣的事其實並不是個案，其實就在今年9月底，我們東方時空報導的一個發生在深圳的天價醫藥費的事和哈爾濱的事例如出一轍。”據介紹，患者諸少俠因心臟衰竭在深圳人民醫院住院119天後病故，醫療費用92多萬元，再加上醫院推薦家屬自費購買的藥品費用，諸少俠住院119天的費用高達120多萬元。
2006年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記者白劍峰的文章《高強：公立醫院要公益不應逐利》，其中引用了衛生部長高強的表態：“公立醫院的基本職責是為群眾提供良好的醫療服務。從哈醫大二院初步調查情況看，高額醫藥費事件雖與媒體報導有些出入，但也非常嚴重，不久我們將向社會公佈。這些事件再次提醒我們：醫療機構必須堅持為人民健康服務的宗旨和公益性質，不能盲目追求經濟利益，更不能利用醫療服務牟取個人利益。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對‘以醫謀私’、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都要嚴厲懲處。”
2006年2月6日，《財經》雜誌發表《“天價醫療費事件”調查》，其中報導了醫療專家席修明對於翁文輝兒子翁強的反質疑：“這實際涉及的是一個醫學倫理學的問題。當一個富人利用金錢和權力，最大化地佔用有限的醫療資源，並要求醫院最大限度延長生命時，醫院應該如何做？”
2006年5月11日，《北京晨報》記者劉墨非在《衛生部指天價藥費報導不實，是否亂收無充分證據》中報導說：“哈爾濱天價醫療費事件的處理結果顯示，醫院的違規收費金額是20.7萬餘元。對於當初媒體報導的500萬元‘天價’醫藥費的說法，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在昨天的新聞發佈會上提出質疑。”毛群安表示質疑的原話是：“自費購藥這個事我們是通過媒體知道的，我想問媒體，他們應該做何解答，應該給受眾一個解釋，報導這個東西證據是什麼、來源是什麼。”
至此，“550萬天價醫藥費”事件歸於平息，中國現行的醫療衛生制度巋然不動地經受住了這場大波大浪的衝擊。事後返觀，大波大浪的媒體攻勢在歷史洪流中不過是死水微瀾的小幅震盪而已。事實上，早在2000年12月11日的《法制日報》中，就刊登過焦國標的文章，其中提到這樣一件事：記者到醫院看望一位知名度很高的老人，老人渾身插滿了管子，橫七豎八，分不清從哪來接到哪去，面部沒有一點表情，眼睛也不怎麼會轉動，生命完全是由人工延續。醫護人員告訴他，像這個護理級別的老人醫院是有很多的，這種規格的延續生命，每天花費近萬元。這樣的生存狀態可以維持一兩年甚至更長，國家每年須給每個進行這樣治療的老人撥款二百多萬元。記者聽了覺得十分震驚：“國家的醫療資源是一定的，此厚必然彼薄。老家農村許多老人，一輩子到死都沒有進過一次哪怕鄉級醫院，許多臨產的母親十月懷胎沒做過一次孕檢，分娩時的產床就是家裏的床。”
五、“為民工辦醫院”的趙華瓊
2005年11月27日，也就是央視《新聞調查》播出《天價住院費》的第四天，山東衛視播出新聞人物《趙華瓊：為民工辦醫院》。
在此之前的10月27日，《南方週末》記者戴敦峰在《杭州民工醫院院長趙華瓊：傾家蕩產治民工》中，已經有過更加詳細地調查報導。
10月28日，新華網的焦點網談發表《孤膽女醫力戰醫療暴利，自創民工醫院瀕臨倒閉》，在線民中激起強烈反響。12月13日，新華網又推出追蹤報導《杭州民工醫院又掀風波，衛生局長斥其嚴重違規》，把趙華瓊事件推向高潮。
趙華瓊出生在寧波的一個醫學世家，父母是醫生，五個兄弟姐妹也都行醫。這個家庭從小就教會她“施比受快樂”的道理。1967年，趙華瓊從寧波衛校畢業後被分配到偏遠的蒼山縣任鄉村醫生，在整整七年的時間裏，她一個人負責方圓50公里的醫療衛生工作。那裏的窮人要用一隻雞蛋換一個月的食鹽和醬油，為了幫他們省一隻雞蛋，她總要餓著肚子回家，以紅薯充饑。
1973年，趙華瓊抱病回城，在杭州一家鞋廠的醫務科工作。1998年退休後，她應聘到一家制藥公司做醫藥代表，在幾年的時間裏先後用賺到的錢購買了幾套房子。到了2001年，趙華瓊決定辭職：“這個行業太黑了，我不能再賺這種錢。”
趙華瓊在杭州城西的城鄉接合部開辦了一間面向民工的小診所，只請了一個醫生和一個護士。一個民工胃出血，趙華瓊的診所醫治不了，就給了他2000元，讓他去大醫院。結果兩天後民工便回來了：“大醫院也只給掛水，不開刀。”
2004年底，趙華瓊賣掉了家裏的房子，開辦了500平方米的崇一醫療門診部，設有九個科室，都是常見病、多發病科室，所有科室都不對外承包，所有醫生都不拿一分錢的藥品回扣。用她的話說：“醫院裏30元賣出去的藥，進價只有5元，另外25元是給科室、醫生拿下去了。我這裏所有的醫生不許拿一分錢回扣，省下的中間環節都讓利給病人。”
然而，就是這樣一家私人創辦的民工醫院，偏偏要面對醫療行政部門的刁難封殺。西湖區衛生局局長楊專成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趙華瓊已經影響到我衛生系統為民執政和依法辦事的形象。”
針對楊專成的指責，趙華瓊給出了自己的解釋：10月初一個民工帶著五個月大的孩子找到她。孩子是先天性心臟病，開刀已經用了5萬塊，民工說趙醫生我實在沒辦法，我到大醫院去不起，我到你這裏掛鹽水消消炎，堅持堅持，營養一下。趙華瓊起先不肯看，因為門診部沒有請專門的兒科醫生。民工問她：難道民工的孩子就不是人了麼？你不給我們看，我們回家就是等死。
趙華瓊禁不住民工的請求就收治了這名小患者，被西湖區衛生局罰款1000元。趙華瓊為此哭了一場，因為有了這次罰款記錄，崇一門診部很可能就進不了省醫保醫院的名單。
還有一次，一位民工被狗咬傷了，去買了幾支狂犬病疫苗。民工家裏沒有冰箱，就想放在趙華瓊這裏，因為防疫站打針要收費，而崇一門診部打針是免費的。“從法律上來說我確實不對，但你面對民工的苦苦哀求能忍心見死不救麼？”趙華瓊反問記者：“難道你能跟民工說：給你看病我會被罰款，所以我不能給你看？”
還有一次，來自江西省贛州市於都縣禾豐鎮黃田村的農民丁俊華和妻子華清英，抱著被開水燙傷大腿的女嬰來到門診部，說是幾天前把孩子送到筧橋醫院燙傷科，醫院要求交納一萬三千元押金，因為交不起錢才找到這裏。經過趙華瓊的違規收治，患者家長僅僅花費200多元就治好了孩子的病痛。
由此看來，真正在為民工提供公共醫療服務的是趙華瓊和她的門診部，而真正應該為本國公民提供公共醫療服務的西湖區衛生局，僅僅為了維持自己包而不辦的壟斷權力和部門利益，就要剝奪趙華瓊以人為本治病救人的天職。相關的法律法規，恰恰成了楊專成維護自己不人道甚至於反人道的部門權利的工具。
另據《杭州日報》記者葛婷婷2006年4月19日的新聞報導《香港客人見到了好心醫生趙華瓊》，趙華瓊一直虧損的門診部已經初步實現收入和支出持平，即使這樣，她仍然無力償還巨額債務，門診部的房租也快到期了，她還沒籌到支付房租的款項。中國第一家以救死扶傷為第一目標的民工醫院，依然掙紮在死亡線上。
六、醫院在搶救命錢
作為一名在京國家工作人員，我迄今為止依然享受著報銷80%醫療費的公費醫療。只是由於自己年富力強且懶於出門，很少到醫院去享受這份特權，偶爾犯了老毛病，也是在附近的藥店購買一些常用藥自行解決。然而，一旦進了醫院，即使一再要求醫生開便宜藥，藥費也要在300元以上。比起我所享受的極其有限的制度優越性，外地企業的職工就顯得異常無奈。
2005年11月13日，央視“焦點訪談”播出《醫院豈能騙醫保》，講的是江蘇省連雲港市礦山醫院，通過虛開多報患者醫療費用、編造虛假住院患者名單等方式騙取醫保基金的事情：“1998年，我國啟動了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參保單位和個人將醫療保險費交到醫療保險管理部門，職工生病的時候就可以得到一定的經濟補償，尤其對一些困難職工來說，這筆錢可以說就是他們的救命錢。但是在連雲港市的個別醫院，卻有人在這些救命錢上打起了主意。”
在連雲港市礦山醫院住院部內科病房，記者隨意抽取了林蘭英和陳家豔兩個患者的病歷，根據連雲港市醫保處的藥費結算清單，這兩名患者在住院期間花費都達到了1900多元。而醫院的住院患者每日用藥消耗表顯示，當時內科病房住院患者其實只有4人，林蘭英和陳家豔的名字都不存在。隨著調查的深入，記者發現這家醫院冒充患者虛假住院情況十分嚴重，為了躲避檢查，礦山醫院還為這些虛假住院患者偽造了全套病例。編造虛假住院患者名單騙取的醫保基金，最終被用在了醫院的水電費、職工工資和獎金等方面。
2006年4月12日，央視“焦點訪談”又播出《男院長“住”進了女病房》，報導了安徽省蚌埠市傳染病醫院，用“掛床住院”的方法套取醫保基金的事情。記者在醫院病房裏看到，雖然病歷牌上寫著17、18號病床有病人在住院，但實際上這兩張病床一直是空著的；而51號到55號病床也存在同樣現象。當記者查到40號病床時竟然發現，這張病床是該院的男性院長陳繼齡的，而且他的化驗單據、住院病歷都是編造的，甚至還陰差陽錯地“住”進了女病房。據瞭解，虛設住院病人被稱為“掛床”，也就是醫院把醫保參保人的卡拿來辦住院手續，本人根本不住院，檢查、化驗、打針、吃藥等開銷都由醫保買單。
在進一步採訪中記者瞭解到，該院“掛床”住院是醫院領導集體研究決定的。在2005年12月28日召開的醫院中層幹部會上，該院副院長張翼就曾佈置醫院要在今年2月份掀起一個“掛床”高潮。
七、醫療保障的黑惡制度
在關於醫療體制改革的眾聲喧嘩中，最能夠切中時弊的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張維迎。他在發表於2006年4月4日《健康報》的《醫療體制的主要問題在於政府壟斷》中寫道：“最近有關醫療體制改革的爭論非常多，有一種非常流行的說法：現在醫療體制中存在的問題應該歸咎於市場化改革。在我看來，這種看法是沒有根據的。市場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自由進入，但改革開放以來，醫療行業基本上是國家壟斷。……政府本身做不好，也不讓別人做，就導致了嚴重的醫療供給不足。按理說，社會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增長一定高於經濟增長，但中國醫療服務供給的增長遠低於人均收入的增長。舉個簡單的數字，1978年到2004年中國的GDP增長了近十倍，而衛生機構的床位數隻增加了60%。政府壟斷導致整個中國的醫療服務嚴重供給不足，不僅誘發了醫療費用的超常增長，而且導致了現在形形色色的其他問題。”
換言之，包括醫療保障體制在內的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就是“苛政猛於虎”的官逼民反問題，或者說是公共權力沒有受到既可以量化又可供操作的制度規則的有效監督和強力約束的問題。所謂的社會主義制度，其實就是由掌握公共權力的黨政官員隨心所欲地化國民之私為國家之公，然後再化國家之公為黨派之私甚至於個人之私的強盜式的黑惡制度，其最為根本的強盜邏輯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的野蠻共產。毛澤東時代與當下中國社會的區別，並不在於前者如何美好和後者如何腐敗，而在於前者只允許毛澤東一個人淩駕於國家政權之上恣意發洩自己殘殺掠奪的狼性，後者已經發展到所有掌握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的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內發揮自己權大於法的黑惡狼性。
僅就醫療保障體制來說，值得注意的還有總想回到由赤腳醫生包治百病的低級保障狀態的懷舊情結。這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為隔膜的，是臺灣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陳美霞的長篇論文《大逆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朱容基所推動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最大誤區，就在於徹底敗壞了既不健全更不公正的公費醫療和公費教育制度，從而突破了這兩條最低限度的社會保障底線。儘管如此，把醫療衛生體制改革貫之以走回頭路的“大逆轉”，無論如何都是不能成立的。
中國農民真正能夠吃飽肚子，是1978年包產到戶之後的事情。農村嬰兒死亡率的下降，又是中國農民吃飽肚子之後的事情。在1978年之前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我放學之後經常要到山上的老深溝裏放羊，每隔幾天就會看到扔在溝裏的裝死孩子的竹籃子。我的小妹妹出生于1971年，她並不是由赤腳醫生接生的，而是和我自己一樣是由村裏的接生婆接生的。我本人更是赤腳醫生醫療體制的嚴重受害者。童年時代由於營養不良和饑寒交迫，我經常要患重感冒，感冒後能夠從赤腳醫生那裏得到的，總是並不對症的幾片白色大安片和幾顆自製草藥片。久而久之，感冒演變成為整天淌鼻涕的慢性鼻竇炎，一到冬天，棉衣袖子就成了擦拭鼻涕的最佳工具，兩隻袖筒被磨得油光鋥亮。來到北京後我做過兩次鼻炎手術，都沒有能夠根治持續幾十年的老毛病。而所謂的赤腳醫生，大部分是不用下地幹活就可以拿到高工分的貧下中農子弟，以及沒有真才實學的鄉鎮官員的子弟。
歸結了說，改善當下中國的醫療保障制度的根本出路，就在於以人為本的憲政民主制度建設，也就是通過切實可行且行之有效的法律程式和制度規則，來強力監督淩駕於市場規律甚至於法律制度之上的權力壟斷之手。借用張維迎的話說，“以美國目前來看，非盈利性機構在整個GDP占5%，但是，60%的社區醫院都是非贏利性的，它們提供了70%的床位數，為70%的住院患者提供了服務，另外提供了30%的護理服務，這些可以供我們參考。我覺得最關鍵的是開放醫院市場，允許非國有的、私人的資本甚至外資進入辦醫院。政府有責任辦醫院，有義務提供基本的醫保，但是政府沒有權利限制私人和其他機構辦醫院。”
《人與人權》2006年7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