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傳珩:網絡「民主牆」時代的到來

——資訊革命對中國民主化的影響

牟傳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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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5日訊】中國”改革開放”30年後的今天,中南海內外已經被網絡全球化時代演義的面目全非了。隨著資訊革命在全世界的推進,國際聯網絡已經成為民眾政治參與的新途徑。全球化既是資訊革命的原因,也是資訊革命的結果。如今通訊技術的全球共用,正在推翻一切政治、經濟以及意識形態,乃至自然距離的障礙,影響所有類型的國家、團體、國際利益集團乃至每個公民。這種資訊技術革命,也使中國少數人專權的黑箱政治,再也無法擺脫外部世界的目光。在這樣一個時代,任何局部政治封鎖、資訊壟斷都將成為不可能的。最近,西藏爆發了繼”六四”之後,又一次在國際上迅速曝光的政治事件,再次充分印證了小數人控制資訊發佈已無法實現的事實。如今資訊分享和自由表達,已經日益變得國際化了,這便決定了資訊革命對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巨大影響。

一、”網絡民主牆”時代的到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伴隨著資訊革命發展的30年來,導致了”網絡民主牆”時代的到來,這毋庸置疑地稱得上是後文革時代中國”民主化運動”的普及與壯大。回首這30年來的中國”民主化運動”歷程,是從1976年”四五運動”起始的。當時,中國民眾就已經表達了對紅色政權的政治壓制和經濟管制生存狀態的反抗。到了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以按手印方式簽”生死狀”自主分地壯舉,打響了中國”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戰役,被稱之為文革後農民冒險進行的”第一次自發土地革命”。這是在經濟領域表現出的民主化運動。恰在這時,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不約而同地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民主牆與民間辦刊,又進一步展現了政治領域內的民主化運動。可以說,從經濟”大包乾”運動到政治”民主牆”運動,都是具有歷史里程碑 意義的中國民主化運動。這兩場運動典型地代表了中國民眾爭取財產權利與民主權利的強烈願望,它為迎接世界的現代化進程整合提供了內在動力,也為中國進一步實現民主化變革奠定下堅實的民意和道義基礎。

30年後,正是在這種全球化資訊革命的今天,中國網絡時代”我的地盤我做主”的”網絡民主牆”運動姍姍而來,有效地承接了”78年民主牆”運動的接力棒,再次發起了對一切政治控制的衝擊與解構。而無獨有偶的是,2007年12月8日,在中國遼闊的東北大地上,竟又在網絡上發出了”我的土地我做主!”的農民宣言,他們同樣承接了29年前”農民自發土地革命”的接力棒——中國黑龍江富錦東南崗村等72個村4萬多農民,面對半個多世紀的土地權被慘烈剝奪的現實,終於莊嚴宣誓了中國農民對土地擁有的天賦權利,並借助於互聯網絡迅速在全世界得以傳播,由此帶動了包括陝西省原黃河三門峽庫區,江蘇省宜興市省莊村等多個地區的農民,借助於互聯網絡發出收回土地宣言。於是,一場”我的土地我做主”的文革後”第二次農民自發土地革命”運動,已是風起雲湧,席捲全國了。而今網絡民主牆運動的興起,又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自由表達提供了無限廣闊的作用平臺。

此據中國互聯網絡資訊中心報告顯示,截至去年6月30日,中國內地網民總人數已達到1。62億。一種以網絡為媒介和載體的新政治生活方式,已經來到了我們的生活中間,使得中國的傳統政治發展面臨著普世價值觀傳播的挑戰。最近有媒體報導稱,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對中國五個城市的互聯網用戶仔細研究分析發現,百分之六十七的成人用戶都承認互聯網使人們機會 評論政府政策。此外,百分之七十多的用戶認為,互聯網使得人們表達他們的政治觀點和瞭解政治成為可能。

在中國傳統統治環境下,政府為了限制對影響政治穩定的資訊或一些涉及國家機密的資訊在社會上傳播,一貫採用查、封、堵、懲等手段來控制這些資訊的流通。而在網絡環境中,任何個人或團體都可以成為資訊獲得與發佈的中心,任何團體和個人都可以在互聯網的民主牆上張貼表達自己政治見解的”大紙報”。他們通過網絡上下載資訊,從登陸到發佈都是由服務器自動完成,而再也無需傳統媒體那樣必須經過政府的審核、篩選。

二、網絡技術正在打開權力黑箱密碼

資訊通訊技術的發展,已為人們再造民主開拓了廣闊的思想空間,基於互聯網的資訊通訊技術,人們有能力突破時間和空間的藩籬。在此基礎上,人們的政治參與將越來越傾向於全民公決的直接民主。正如約翰‧奈斯比特在其《大趨勢》一書中所描述的:”由於新科學技術發展給社會生活帶來的多樣性和時效性,中央政府的集中決策愈來愈缺乏效率,誰是總統再也無關緊要,因為實際的政治力量,即把事情處理好的能力,已從國會和總統的手中轉移到州、市、鎮和鄰裏手裡。”互聯網不再僅僅是一種生成和傳播資訊的媒介,而且深入到了人類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成為包括平民在內進行政治活動的平臺。互聯網以其獨有的優勢,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著當今中國的政治生態,衝擊著統治者的傳統社會管制意識。

網絡是一種新興傳媒,而歷史上每一種傳媒形式的變革,都會改變一個時代的存在形式。今天全球網絡的普及,已經使網民們進入了一種全新文明的生活方式,即一種不得不開放、不民主的生活方式。在這樣的網絡時代,不可避免地將帶來權力的分散和直接民主。一度被譽為網絡時代思想家的麻省理工媒體實驗室主任尼葛洛龐帝教授,把權力的分散視為數字化生存四大特質之首。他認為傳統的中央集權的觀念將隨著資訊的發展成為夕日黃花。互聯網儘管只是一個虛擬的世界,但有它自己的語話方式與行為模式。網絡時代所代表的是突破舊文明對抗時代的”拆除圍牆多架橋”的新文明社會形態。今天全球可以按同一點擊方法接受公平服務的觀念中,已完成了以下兩大技術轉折:一是電腦從權利壟斷控制式主機,轉變為可以享有同樣條件服務的個體電腦;一是網絡由貴族化使用,向平民化使用轉變。這在價值觀上就是分權與平等的意義。當今世界上的所有電腦只需自願與低廉的付費,都可以借助電纜和衛星技術,來衝擊資訊壟斷,破解政治密碼,表達個人權利與意願,本能地生成民主精神。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中國前民主社會由專政向憲政的轉型過程中,民主已經在網絡世界裡開始了,它正在從虛擬的空間逐步向現實靠攏。

今天的社會實踐正在證明,用網絡民主推進社會民主,就是最好的和最節約的新方式。它不僅是有效的,更是不可阻擋的。這種資訊技術所導致的網絡軟力量的崛起,正在支撐著中國民主化進程的脊樑,而來自於四面八方的網絡自由與民主價值觀,已經把中國傳統、封閉、守舊的統治方式逼向了死角。世界傳播學界天才馬歇爾‧麥克盧漢,曾面對60年代大規模發展的電視就預言:”隨著資訊運動的增加,政治變化的趨向是逐漸偏離選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捲入中央決策行為的政治。”而網絡作為新的民主參與手段無疑具有更巨大的潛力、威力和誘惑力,進而演化成全新的民眾參與的結構與模式。由此可見,資訊革命對中國民主化的影響今天網絡技術正在打開少數政治精英壟斷權利的黑箱密碼。在中國,網絡自由主義者推崇的政治觀念已經成為了削弱政府權力壟斷的天然殺手;而被稱為網絡異見人士們也正在”網絡民主牆”上發揮著消解傳統意識形態的主力軍作用。以至於”黨八股”們驚呼:網絡自由主義者推崇的政治觀念是削弱政府職能,使社會文化”分裂化”;而敵對勢力則將網絡為作為攻擊黨和政府,抗衡以至消解主流意識形態的”電子大字報”。這些都形成了對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嚴峻挑戰。

三、中共網絡封鎖精疲力竭

中共政權面對支撐其政治合法性的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遭遇到網絡時代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已經開始了不惜代價地大肆圍堵。此據《福布斯》雜誌報導,中共政權持續嚴格執行網路審查,以過濾顛覆性的內容、文字、討論和事件。中共網路審查政策可追溯至”計算機資訊網與互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規定”。該規定禁止出版、複製與擷取被視為批評或威脅政府和政治制度的任何訊息。

近些年來,中共當局不惜納稅人的血汗錢,架設起一套精心設計的網絡監督系統,用以封鎖特定的文字和網址,過濾與民運或法輪功等相關的網站和檔案 ,這套系統依賴大約一萬名散佈在政府各部門的網路員警,他們受命以檢查網站、討論版和電子郵件。這種網路審查系統的建立,使中共政權得以及時、準確地辨識在網上製造或傳播所謂”顛覆性”的信息與個人。據國際特赦組織表示,在過去兩年中,北京當局已經展開對網路博客、編輯、記者、網站管理員和作家的大規模整肅行動。

此據作者陶西喆撰寫的《揭開中共網絡監控機制的內幕》文章稱:中共政府為了維護其集權統治,牢牢地控制著傳統三大媒體(報刊、電視、廣播),導致普通民眾沒有自由發表言論的場所。不僅如此,中國的網絡監控制度目前更是世界上最嚴厲的。但是網民們已經開始使用憲法和法律中關於保障人權與公民基本自由的條款為武器,奮起維權,一點一點地擴展網民的言論表達和資訊自由空間。比如像賀衛方、浦志強、蕭翰、許志永致書新浪博客,要求新浪博客公開解釋刪貼的理由。也有網民嘗試通過法律手段突破禁制。中共政府為了加強對互聯網的控制,先後出臺了行政法規,對網絡媒體尤其是民辦網絡媒體嚴加限制,動輒給予處罰、查禁甚至取締。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數萬”網絡檢察員”與”網絡員警”的國家。幾年前,中國各地省、市公安系統都建立了網絡監控特殊部隊。但是,由於這個系統的工作仍然被視為國家機密,外人無法知道系統內部的具體操作方式。

然而,儘管中共網路審查如此嚴密,打壓手段無所不及,但卻常常顯得力不從心。中共封殺民主牆30年來的實踐證明,民主牆已經從地上轉入空中;從平面單向媒體轉變為立體互動傳播;從僅僅為青年知識分子參與轉變為網民共同參與。在這樣的現實面前,中共的網絡封鎖不僅顯得精疲力竭,而且滑稽可笑。僅從去年以來,大陸的右派群體們便突破了畏懼心理,紛紛網上上書要求平反與賠償;中國知識界不少人都站出來對北京未能履行申辦奧運人權承諾提出抗議;汪兆鈞、鄭存柱、郭泉等體制內外知識分子不約而同地多次發出政治變革網絡公開信;北京資深媒體人淩滄洲先生不畏嚴寒發出:推進新聞出版自由,開放報禁刊禁網禁公開信(被稱之為2008年伊始,呼籲啟動新聞自由破冰解凍之旅);兩會期間更有知識分子參與的14070位中國公民署真名聯合上書,敦請中國人大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當下獨立知識分子群體發出對西藏問題的真實看法等等,都是中國知識分子在網絡民主牆上刷新性成長的生動印證。

在這個時代,所有網民都自覺不自覺地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使傳統統治的強權控制,黑箱作業難能維繫,靠抓捕幾個網絡異見人士或設幾道網絡防堵圍牆,不可能阻擋住中國民主化進程到來的腳步。

然而,中共不遺餘力地封堵網絡自由的事實,也讓我們進一步反思:在存在著官民利益衝突的社會現實面前,統治集團口唱的”民主”不可能是普世的,只要政治統治的實質沒有改變,僅憑資訊技術革命,民主實現還是會有很大阻力的。一旦該技術的發展危及到執政者的統治,觸犯他們的利益時,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予以扼殺。網絡技術是中性的,一項技術能否推動政治民主的發展和社會制度的完善,不取決於技術本身,而取決於如何使用這項技術。民眾可以使用這一技術推動民主,統治者更可以利用其對公共資源全面壟斷的優勢反制民眾,從而加大社會推進民主化進程的成本。當下,中國只要現實政治問題產生的根源不解決,民主也不能僅僅靠網絡表達實現。但我們不能否認,中國”網絡民主牆”時代到來所導致的網絡政治參與的廣度、深度與效率,都是傳統政治參與不可比擬的。資訊革命對中國民主化的影響不僅是顯而易見的,而且是誰也阻擋不了的。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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