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唱著《一個真實的故事》的歌手，到一個遊歷世界，在恆河邊上駐足的行者，再到一個致力於推進少數民族文化保護和發展的使者，朱哲琴少了神秘，多了煙火氣息。
2006年9月，在雲南迪慶的一座經堂裡，一群穿著紅色喇嘛服的喇嘛中間，一位長髮姑娘正在指點喇嘛們誦經。喇嘛在姑娘面前很聽話。
當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駐華代表馬和勵和太太正在迪慶開展一個手工業項目。他們也去了那座寺廟。馬和勵在餐廳裡和姑娘打了照面，知道她剛下飛機，應迪慶州州長齊扎拉的邀請而來。他向周圍人打聽姑娘是誰。是朱哲琴，Dadawa，一個音樂家。第二天，馬和勵和太太請朱哲琴喝茶。席間，朱哲琴講述了自己的恆河之旅。之後，馬和勵在電話裡邀請朱哲琴擔任UNDP的第二任親善大使(第一任大使是周迅)。朱哲琴拒絕了，說大使都是掛名的花瓶，不要這個名分。
UNDP不是第一個被朱哲琴拒絕代言的機構。「我不參加那些沒有實質行動的公益活動，我不需要這樣的虛榮。」直率的朱哲琴說，如果能讓自己做具體的事情，那麼可以擔任大使。馬和勵答應了。朱哲琴挑了少數民族文化保護和發展，這個項目由「中國少數民族音樂保護與發展」和「中國少數民族手工藝保護與發展」兩部份構成，範圍覆蓋雲南、新疆、西藏、內蒙、青海、貴州6 個少數民族地區。朱哲琴的任期是兩年，薪資是1年1美元。
在UNDP的會議上經常出現這樣的場景——朱哲琴強硬地對那些官員說，我是一個說了要做的人，你不能耗著我，你們不做，我拉著你們都得做。如果用UNDP傳統的方法做事，就不要找我。每次和朱哲琴開會，官員們都笑作一團。2009年1月，項目正式啟動。啟動儀式在北京南池子大街菖蒲河公園裡的古老戲樓舉行。朱哲琴穿一身現代裁剪的白色旗袍，戴了一個黑色領結，辮子高高地梳起。她自比功夫熊貓，要從零開始做起。久未在媒體露面的朱哲琴，挨家去見核心媒體、網站，親自闡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朱哲琴把自己的朋友陳幼堅、蔡志忠、葉錦添等等都「燒」了起來。她要在五六月份舉辦一個少數民族手工藝論壇。她在籌劃一張跨國夢幻合作的雙CD，其中一張是原始素材的原聲，另一張是基於原生態音樂的再創作。她計劃邀請英國的彼得？加布裡埃爾、美國的昆西？瓊斯、日本的阪本龍一、中國的譚盾與何訓田等十幾位著名音樂家參與。
朱哲琴覺得時間很緊。「我是一個不會浪費別人時間的人，不會說半天然後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那不是我的風格，如果我開始做一件事，我一定會做好。」
下面的B=《外灘畫報》 Z= 朱哲琴
遊歷讓我改變了很多
B：其實愛滋病、環保之類的項目，涉及面比較小，容易做得紮實，而少數民族文化保護的涉及面特別廣。
Z：這個領域很新，在UNDP 中國，以前沒有人做過，但是真的應該有人去做。我是少數能夠勝任這個任務的人之一。世界上很多窮困的地方，我都去過了。我去過非洲15 個國家，親歷並目睹過貧窮戰亂的苦難。我這一生都在奇蹟裡面。
B：那時非洲旅遊路線還沒開通吧？
Z：我從開普敦去安哥拉的時候，開普敦當地最大的旅行社請我帶回和安哥拉有關的旅遊資料。坐飛機到安哥拉只要一小時，但開普敦導遊從沒去過安哥拉，因為安哥拉打了40 年的仗，因為安哥拉打了40 年的仗。開始是獨立戰爭，後來是內戰，一直在打仗。安哥拉是我非洲之行中唯一沒有開車的一站，因為安哥拉境內遍佈雷區。加拿大前外長和戴安娜王妃都曾為安哥拉設立了掃雷計劃。我去了安哥拉，也去了全世界愛滋病最嚴重的博茨瓦納。在博茨瓦納，整個城市的氣息都讓你覺得死亡那麼近。戰亂的時候，我去過尼泊爾、克甚米爾。可能是因為旅行，我對這個世界的苦難，有切膚的感受。苦難讓我凝視和關注這個世界。我和我的家人過得都很好。但是另外一間院子裡有人在生病，有人死去，每天有人挨餓，不能接受教育。我說你還沾沾自喜什麼？你無能！
B：你的自責也充滿了一種無力感。
Z：對，我當時在非洲就有兩個感覺。第一，上帝是不公平的。第二，我們所謂的文明，那麼強大，那麼先進，其實很無能。我們怎麼能允許我們的同類生活在那樣的環境裡？
B：遊歷讓你變了。
Z：我從小是一個特別心高氣傲的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就算沒有其他人，我也能在自己的世界裡存在得很好。那時，我和這個世界的緣分不深。我的好朋友都說，你跟這個世界沒什麼關係。我說我隨時都可以離開這個世界。那時候，我期待有一天外星人來地球，選一個地球人帶走。我一定說「我跟你走」。
B：真的是這樣嗎？
Z：是的。( 笑) 我有一個故事。1993 年中國新年我在上海，那是一個寒冷的夜晚，我突然發現有一個飛行物在天上盤旋。那情形很像是我讀過的那些關於天外來客的描述。我太激動了，拿起攝像機，就要衝到樓頂上去拍。我的朋友一定要保護我。搶了半天，由他去拍攝。我只好跟他說，如果外星人抓你，你一定把攝像機扔到牆角，保留證據。我還給氣象部門打了很多電話，他們都說沒有熱氣球或氣象監測器在同方位活動的信息，我以為我們監測到外星人的跡象了。但是，過了兩天，大家都說那是廣告熱氣球。哈哈。
以前我對朋友是無所謂的，對父母也是。我從小就不喜歡住在家裏。我的父母一直發愁，哎呀，這個孩子怎麼辦啊。但是他們知道我是關不住的，也不願意關我。後來，旅行讓我改變了很多，我對這個世界有感情了。可能是在恆河邊上的經歷，讓我想到自己應該為世界做一點事情，因為我得到了太多，而生命很渺小。
以前，我沒有想過參與社會，我的音樂經歷都是非常個人化的。2004 年我第一次去恆河。那天清晨，我坐著夜車，從另一個城市趕到瓦拉納西。然後乘船渡過恆河，來到恆河邊上的火葬場。有一個火葬師主動給我帶路。他可能很奇怪，這個孤身女孩，也搞不清是哪國人。一路上，特別髒，流湯滴水，四週全是原木。在火葬場的前面，有十幾個焚燒堆。走到一堆跟前，火葬師用燒火棒攪和一下，裡頭的屍體在火堆裡滾動了一下，就像烤乳豬一樣。我當時已經失控了，喊著：「他的手和腳呢？」——當然是全燒掉了。最後，只燒剩下一攤攤，一掃把就掃進了恆河。
B：生命之輕。
Z：對。我們已經習慣了慶祝生命的誕生，悼念生命的離去。生命在我們看來是很偉大的。但是在恆河邊，我第一次看到了生命的本質。一個生命不論曾經多麼偉大，多麼富有，最後不論以什麼方式死亡，葬禮多麼隆重，最終不就是一把灰嗎？
我從沒經歷過那麼大的打擊。我不能繼續待在那兒，到達瓦拉納西當天中午就找車離開了。接下來7 天裡，沿著佛陀那條路一直走。我每天都胃疼，不能吃東西，吃進去就吐出來。那7 天裡，我忍受著胃疼和懷疑生命意義的雙重折磨， 沿著佛陀的路徑獨自前行。我懷疑生命的價值，那些原來以為的絕對的價值，都在恆河邊的那個早晨被摧毀了。生命的價值在哪兒？我們為什麼活著？
我記得我在菩提伽耶上佛學院的山坡(釋迦牟尼很早在這裡傳法)的時候，我就是這樣捂著胃，無法直立行走。我的身體很敏感，一傷心，胃就疼；一哭，胃也疼，所以我很少哭，也不大會傷心。
回到德裡，下了火車，那天陽光燦爛，我突然覺得，生命從一個細胞開始衍生，最後就是一堆灰。那麼我們活著時的每分每秒，這些我們有緣做家人、伴侶和朋友、同事的人，那些我們活著所創造的，不就是生命的全部嗎？從那時起，我完全知道了，我這一輩子活著要幹什麼：第一，我要讓所有我愛的人快樂。第二，我要為這個世界做點什麼，不只是拿。
B：你從東方到西方，復又回到東方，最終回到自己的母體文化中來。
Z：這些年，我越來越感覺到東方價值觀和對世界的認識，在我身上起了很深的影響。我們這代人，在青年時代都追逐過西方理論和西方先進的東西。但是經過10 年，在我身上慢慢沉澱下來的卻是對東方價值觀的回歸。所以我看電影《甘地傳》會那麼感動。我很幸運，這是我非常重要的10 年，遊歷世界幫助我覺悟了。
B：這10 年和你開始做音樂的時候比較，有什麼變化嗎？
Z：那時，我對自己非常苛刻。因為在自己不夠強大、不自信的時候，任何一次妥協、瞻前顧後，都很容易讓自己滑向一個深淵。我很保護自己的世界。現在，我有足夠的自信，我知道我自己是誰。我可以容納、融入別人的世界，但是我很清楚我的世界在哪兒。
喜歡和有創造性的人一起工作
B：聽說林夕也會參與這個項目。
Z：Unite 就是聯結的意思，UNDP的工作就是連接。在這個平台上，我只是一個引擎，當引擎發動後，我能聯結到很多地方。比如，我們如果做一個影像攝影展覽。我的朋友全在這條線上。翁菱是我最好的朋友，她現在在北京前門23號主持。她在這個項目上義不容辭。
B：還有哪些知名人士會參與。項目？
Z：我們的項目logo 是Alan Chan(陳幼堅)設計的。昨天，馮海給我拍了照片。我跟馮海在印度拍片的時候，他讓我很感動。他說，你不要給我吃中飯，別給我吃得那麼飽，要吃就吃點水果，吃多犯困，我連困一會都不想，只想不停地拍。
董秀玉，前三聯書店社長，是我們的顧問。她在雲南已經做了一個手工業基地，拿到了一筆基金幫助。董先生說，離開三聯，她一點都不留戀，因為可以推廣手工業。
媒體方面，洪晃、胡一虎、劉長樂，都對這個項目投以熱情。洪晃那天一說到手工藝，就「燒」起來了。她說，任何時間你想來我家吃飯，就來敲門吧。我很開心。
可能我是一個怪人，我跟音樂界的人交流得少，和建築師、設計師、文學家、學者交往得比較多。錢文忠是我的好朋友。
B：錢文忠在這個項目裡能做什麼呢？
Z：我們和錢文忠合作，不一定要具體到哪一步，但是他是我們的support。比如我從印度回來，關於梵文的問題，我就給錢文忠打電話，讓他去錄音棚幫我錄幾段梵文。
B：你喜歡的人都是特別有個性的。
Z：我喜歡酷一點的人。他們有創造性，有自己獨立的人格，有獨立判斷力，不會被人牽著鼻子走。我和葉錦添的關係很好。葉錦添第一次去西藏，是我帶他去的。那時，他剛完成《臥虎藏龍》的音樂，還沒有得奧斯卡獎。跟這樣的人一起工作、互相啟發，很過癮，很享受。所以我說，我喜歡挑戰，只有在這樣的工作過程中被挑戰，你才能往前走。從音樂人到使者
B：你的任期只有兩年，而這個課題非常龐大，兩年的時間夠嗎？
Z：不夠。我們不是做產業，但是我們可以帶一個頭，先引起各界的足夠重視，然後促成一些文化資源與產業合作的成功例子。目前，國內少數民族文化保護缺乏專業和有市場活力的高手參與。我希望在音樂和手工藝這兩個領域聯動一些優秀的人參與，做一兩個成功的案例，探討一些方法。
當年我們做《阿姐鼓》的時候，很多人覺得少數民族的東西不可能高檔，後來《阿姐鼓》成功了，就有很多人追隨。這次和做《阿姐鼓》的方向也不同，主體是少數民族文化。我們幫助他們種植，不是去摘果子。很多人是去摘果子的。比如有一種拿來主義，現在流行原生態音樂，他們就去少數民族那裏採樣，貼在自己的音樂裡。那樣他們的音樂顯得很酷。他們成功了，當地卻沒有受益。
B：UNDP 的項目會和區域政府密切合作，你們會怎麼磨合？
Z：在任何社會都是這樣，如果你要做一件事情，但是跟政府的關係不好，或者完全沒有關係，事情是不可能做成的。除非你做得很個人化。
這個項目，UNDP 在每個區域都有幾百萬美元的投入。我們不拿一分錢。在這個大框架下，我們有一些空間。比如，區域政府想做一件事，要找有資源、合適的人去做，那麼我們可能就會去。只要他們給我們便利就夠了。比如，你告訴我誰吹蘆笙好，其他的事，我們會做的。
中國跟西方不一樣。在中國，說服了這些主要層面，很多事才能做。在西方，是要說服民眾。我的經驗和積累告訴我，應該把很多資源轉化成有效資源，而不是去排除它。我是有心理準備的。
B：如果項目成功，能影響多少人？
Z：我不在意具體的數字。實際上，哪怕這個項目讓一個人心生善念，都是造化。我想做一張雙CD，出一本攝影集，有一個和電視台的合作案子。在手工業方面，做一兩個論壇，形成品牌，在區域內做一兩個成功案例，設計一兩個成功的作品。
B：這個項目是你到目前為止的最大挑戰嗎？
Z：挑戰挺大的，因為這次不是獨立工作。以前，我在一個封閉的，或者是孤獨的狀態下，做得不錯。這些年，聽眾、媒體都對我很好，接受了我這樣一個怪人。在中國這個一窩蜂的社會裏，我這個從來不在這窩蜂裡面的人，居然還存活著。這是奇蹟。我的很多朋友都說我是一個例外。但是這個項目不同，把很多人連結起來才會成功，是一個挑戰。
來源:外灘畫報 作者:文/劉莉芳 圖/馮海 選稿:朱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