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之戰，猛一看似乎是資本主義大獲全勝。這是因為在提升社會的競爭力及賦予個人工作動機上，資本主義的結構比社會主義更好(或許應該說更像樣)。但是從前面所舉的例子我們就知道，現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破綻已經開始逐漸露出來了。為什麼會如此？接下來，我就以日本為中心來探討其中的原因。
日本在經濟高度成長期的時候，政府為了要消除個人之間所得不公平的現象，強行設定了累進課稅。也就是說，賺的越多，所得稅率就越高（編按：台灣亦同稅率為六%﹑十三%﹑二十一%﹑三十%﹑四十%）。一九七四年之前，日本最高的稅率是七十五％，一九八七年最高稅率是六十％（現在的最高稅率是四十％）。換句話說，政府是利用向高所得的人不斷徵稅的同時，又不向低收入的人徵太多稅的方法，來進行所得的再分配。
此外，由於工作機會都集中在都會區，所以政府會以投資公共工程、發放補助款、給予稅制優惠等等各種方式支援地方，為地方創造工作機會。政府之所以這麼做，是希望城鄉之間的差距不至於太大。對於當時的這些政策，其實就有不少的知識分子指出，這些政策所貼近的是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
但是如果從日本整體來思考的話，利用累進課稅、振興地方的再分配政策，卻是具有降低日本經濟生產性的反效果。因為努力工作雖然可以提高收入，但是大半的收入卻被政府當成稅金拿走的話，工作熱情自然就會萎靡不振。此外，在沒有工作機會的地方，強行利用稅收製造工作機會，增加不急、不必要的公共工程，也會使生產性鈍化。不過，在戰後的高度成長期和人口迅速增加中，利用再分配的方法，的確可以改善某些低成長的狀況。
但是經濟泡沫化之後，日本正式進入經濟低成長時代，現實狀況不再允許政府進行以降低生產性來消除城鄉差距等等之華而不實的政策。因為如果施行這些政策，日本整體的經濟將會走向負成長。
政府如果選擇擴大干預國內再分配的政策，我們稱此政府為「大政府」，如果是選擇儘量不干預再分配，則稱為「小政府」。一九七二年田中角榮(1918－1993，日本第六十四、六十五任首相)組閣後，選擇了「大政府」，但是一九九六年橋本龍太郎(1937－2006，第八十二、八十三任首相)任首相後，為了平衡不斷擴大的財政赤字即轉換為控制財政支出，活用民間力量的「小政府」，並加快腳步往這條路線前進。
在這條路線之下的具體措施包括：一九九七年，橋本龍太郎調漲和所得稅配套的消費稅(從三％調到五％)、小泉郎︵(第八十七至八十九任首相)內純一閣主導的郵政事業民營化及「三位一體改革」(全面針對國家及地方公共事業的特定財源系統進行改革：一、廢除及減縮國庫補助款。二、轉讓財稅來源。三、重新全面檢核地方所交付的稅收)。
這些措施雖然坑坑疤疤的，但是卻提升了日本整體的經濟效率、擺脫了泡沫經濟時期所留下的不良債權︵壞帳︶問題、改善了高居不下的失業率，連帶使得二○○七年的GDP也穩定成長了兩個百分點之多。
這二十幾年來，不但日本如此，就連以美國、英國為重心的許多先進國家，為了追求經濟成長，也都選擇了「小政府」路線，他們希望能夠藉由資本主義，讓「小政府」具有更多的功能，但是做這種選擇的同時，也意味著貧富之間的差距將更容易於擴大。
事實上，現在在日本所謂的擁有者及非擁有者，也就是「成功者與失敗者」之間的落差就很大，甚至連都市和地方的景氣復甦速度都有明顯的差異。
另外，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現象，並不只出現在個人身上，企業也不遑多讓。最近由企業所引發的嚴重造假不幸事件，我個人認為這是因為在競爭激烈的大環境下，只有靠追求生產性才能活存下來的企業，如果在合法的範圍內採行合理的對策，只有豎白旗投降，所以才會把違法當作是生存的手段。
北海道的Meathope食品加工廠在所販賣的「牛肉可樂餅」中，摻入豬肉混充牛肉；佳麗寶公司為了將有大量庫存、業績惡化的子公司排除在聯合決算(Consolidated closing account)之外，資料造假；因為過密的時刻表、以及對司機誤點會施以懲罰性的再教育、申誡處分，結果造成JR西日本福知山線的快速電車前三節車廂出軌、司機一人死亡、乘客一百零六人輕重傷的慘劇，相信大家對這些事件迄今都還記憶猶新。在國外也有Nike公司在越南的承包商雇用未達勞動年齡的少年，引發企業倫理等等的問題。
此外，老字號的糕餅店不二家也使用過期的牛乳製造泡芙；北海道的糕餅業者石屋製果竄改巧克力點心食品「白色戀人」的保存期限；創業已有三百年歷史的老店赤福，涉嫌塗改賣剩商品的食用期限，再更換包裝重新銷售等等。
因造假帳東窗事發的事件，國外有安隆事件(Enron)、世界通訊事件(Worldcom)，在日本則有日興證券(Nikko Cordial Group)事件、三澤建設九州公司(Misawa Home)事件等等。@
摘 自 《錢不要存銀行》 商周出版社 提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