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5日訊】
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中國進行了經濟改革，現任世界銀行副行長的林毅夫作為當時中國經濟改革的首席理論家曾推出了一個影響全中國的經濟理論，這就是後發優勢的經濟理論，這個經濟理論幾乎主導了中國最近二十年的經濟政策走向及經濟改革的方向，在經濟改革三十年之後，我們再回顧中國的經濟，我們會發現什麼呢？今天我們就談一談這個問題。
草庵：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出現了一個重要的詞彙，這就是競爭。一般的理解中，競爭是一個比誰更優異的競優過程，其刺激創新、激勵進步的作用幾乎是理所當然的，但這種理解遺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相當多的情況下，競爭可能導致正好相反的結果。它不僅不能使競爭參與者變得更優異，而且會使他們放寬自己的道德約束，不擇手段，從而取得競爭優勢。個人、團體間的競爭如此，國家間的經濟競爭同樣如此。全球化時代，國家在經濟競爭中獲取競爭優勢的辦法大致有兩種，一種是加大經濟活動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國人民福利的情況下，提高經濟活動的生產率，而另外一種相反的辦法則是，以剝奪本國勞動階層的各種勞動保障，人為壓低他們的工資，放任自然環境的損害為代價，從而贏得競爭中的價格優勢。後一種辦法被形象地稱之為競次，即打到底線的競爭。顧名思義，在競次的遊戲中，比的不是誰更優秀，誰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誰更次，更糟糕、更能夠苛待本國的勞動階層，更能夠容忍本國環境的破壞，一句話，是比誰更有能力向人類文明的底線退化。以競次手段所獲得的所謂競爭力，其內裡是一個民族向道德野蠻狀態的復歸。
伍凡：好一個打到底線的競爭，似乎正是90年代後中國的全球化實踐的最佳隱喻。中國超低的勞動力價格，一直是中國某些經濟學家津津樂道的所謂比較優勢。與美國和日本比，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大約相當於它們的4%。對這樣懸殊的勞動力價格差距，人們一般是將其當做與發達國家的某種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僅如此，有些政府官員甚至還為此相當慶幸，似乎中國也終於有了某種不容剝奪的奇稟異賦。不過，仔細追究起來，這個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就並非那麼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26年之中，中國的GDP增長速度是發達國家的好幾倍，但工資增長的速度卻遠遠落後於這個幅度。(在中國，在體制內人員工資出現剛性增長的同時，數量龐大的底層勞動者群體的工資卻在表現出罕見的黏性)而在日本的經濟快速增長時期，日本工資的成長速度比美國快70%，到80年就已經與美國持平。從50年到80年，日本的工資追上美國用了30年；而從78-04年，中國經濟也高速增長了將近30 年，工資卻只有美國的4%。在製造業，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 (印度快速增長的歷史比中國晚了10多年)。這實在相當讓人費解。更讓人費解的則是，從90年代初期到現在(這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一個時期)，在中國最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民工的工資竟10年沒有上漲。這不但對中國獨步全球的經濟增長構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確證了中國工資增長的某種不自然性。
草庵：如今這種工資與經濟增長反向運動的現象，已經開始從中國最下層的民工那裏蔓延到所謂的知識階層。這幾年，在中國經濟過熱的同時，中國大學畢業生的工資出現了明顯的下降，05年初，中國大學畢業生的工資已經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場焦急尋找工作的河南財經大學的畢業生無奈地表示：這讓人怎麼活？按照這種勞動力價格趨勢，再經過一個30年，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恐怕只會越來越大。而中國世紀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義非理性亢奮所留下的歷史笑柄。將經濟不斷增長、工資卻停滯不前(甚至不斷降低)的現象簡單歸咎於中國勞動力的無限供給稟賦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問在於，為什麼人口密度遠大於中國，內部市場潛力遠小於中國的日本沒有出現這種現象呢？同樣的疑問還有，如果由數量驚人的農民直接轉換而來的農民工確實存在某種過剩的話，難道在中國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學生也存在無限供給嗎？很顯然，勞動力無限供給的說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無法讓人信服的膚淺說辭，是有人故意強加給大眾的一種學術朦昧。事實上，勞動力價格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市場供求關係所決定的，而是政治、經濟、社會、自然稟賦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所以，中國超低的勞動力價格也並不是由什麼自然稟賦所決定的，而是由一種人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當關鍵。
伍凡：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經濟在原有體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長動力實際上已經衰竭，與此同時，地方政府賴以推動經濟發展的金融資源被全部上收，這種情況下，引進外資便成為各地方政府維持本地經濟增長的幾乎唯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進外資作為一種國家戰略也受到了毫無節制的鼓勵。對地方政府官員個人來說，不惜一切引進外資是風險最小、收益最大的──這是90年代中期之後FDI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背景。引資之風刮得最為熾熱的長三角，地方政府甩賣式的競爭達到了非常慘烈的程度。蘇州是中國吸引外資最為成功並將這個戰略發揮到極至的榜樣，為此，蘇州獲得了一系列的讚譽和政治上的獎勵，但蘇州為此付出的代價卻很少有人提及。一份江蘇省政府的內部刊物披露，蘇州的土地開發成本為每畝20萬元，但為了引進外資，卻將地價壓至每畝15萬元。
草庵：惡性競爭的驅使下，周邊的吳江、寧波、杭州地區只好將地價壓到每畝5萬元的超低水平。由於地處相鄰，號稱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這種殺價競爭。在上海郊區，每畝土地的價格壓至5-6 萬元。如此，就出現了GDP不斷增長，但招商用地價格不斷下滑的怪現象。在蘇州昆山，每畝工業用地的價格從01年的9.5萬元降到02年的8萬元，再降到 03年的6萬元。對這種降價，昆山經濟技術開發區一位負責人說，我們不降就失去競爭力。這位負責人顯然是誠實的，但這種誠實卻將中國FDI中的競次邏輯暴露得相當徹底。
伍凡：FDI上的競次雖首先表現在土地的甩賣上，但決不僅表現在土地上。多數情況下，地方政府為了吸引外資，採取的都是組合性的競次策略，意味不僅在土地上讓利，還要在財政，甚至金融上補貼。同樣是長三角地區，零地價、送廠房、政府指定銀行配套貸款(比例為1：1甚至 1：2)、五免十減半等政策傾銷已經成為這個地區常見的引資組合，有人形象地將此稱之為政府的割肉比賽。當然，政府本身是無肉可割的，這些所謂肉其實都是本國人民的福利。以犧牲本國人民的福利換取FDI的觀賞性指標，對政府官員及FDI的投資者來說都是淨收益，但對本國人民來說，則是純粹的賠本買賣。
草庵：我們上面說的只是部份地區，事實上，在北方沿海地區還出現過一元人民幣一畝地的價格，這種賠本買賣已經到了全球空前絕後的境地，中國百姓的損失已經是天價，但即使如此，中國的這種賠本買賣還是持續了二十年直到今天。當我們在今天面臨經濟危機的時候，我們忽然發現，原來中國的持續增長的出口貿易中，有相當大部份的競爭力原來來自於中國土地對生產商的補貼和勞工成本的補貼，而這種補貼直接降低了中國產品的價格。
伍凡：對於產品生產商，這個補貼是巨大的，他無需什麼特殊的管理技術和高科技技術發展就可以直接的產生競爭優勢，但這個優勢是犧牲了中國本國國民利益產生的，是隱形的，相對於中國國民，他是一種巨大的剝削和壓搾。但除此之外，中國百姓奉獻的還不僅僅如此，由於時間的關係，我們今天只能講到這裡，下期節目，我們繼續再談，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再見。
草庵：再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