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0日訊】劉剛要寫一部自傳體小說，我一點都不奇怪。他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就能幹成什麼。當然，從行規業矩看，也許他的成就可以推敲，但是，絕對是原創性的東西。
今天這本小說，就是一個例證。要寫1989年那場驚心動魄的大事件，在我心中，劉剛一直是最合適的作者。別人可以寫出感人的作品和不朽之作，但那故事不一定是真實的。
一
1988年，我剛受命接手《經濟學週報》，非常忙碌。北大一見如故的好友張倫到報社找我，說是向我介紹一位熱心參與、並且極有能力發動事件以推進中國民主化的北大校友。我一貫相信張倫，立即接待他們。他介紹的是劉剛。幾句談下來，我沒有興趣了。倒不是劉剛不出色，而是還沒有出色到讓我放下辦好剛接手的報紙去與他討論怎樣推動中國進步。至今我後悔，自己做了個錯誤的判斷。報社那些事情，本來可以交給別人去處理。而那個時候，正是劉剛這樣的活動家創造歷史的機會。我是性情中人，如果當時哪怕是聞到一點氣息，也會捨得俗務去支持劉剛。
劉剛是個創造歷史的人物，但是這一點並不容易被看清。初次見面，我就沒看清。錯過了一個機會，那個偉大事件塵埃落定之後，我回顧和反思行動策略時，才發現這一點。劉剛的意志、判斷力、能力和作用不易於被覺察，主要是他的性格決定的。他不喜歡高談闊論，不計較成敗得失，不擅於溝通表達，不齒於風光表現。我想，世人至今也不清楚。離開報社，張倫又帶劉剛去見子明。子明很爽快地與劉剛建立了聯繫。
1989年學潮驟起，我們一直掌握事件的進展和內部的動力機制。其中，劉剛起了很大作用。因為他深深地參與那些關鍵事件。在幾次關鍵事件中，他是發起者和組織領導者。在學生領袖中，劉剛的特色很鮮明，這就是政治判斷力、行動能力和人品。
從北大開始，劉剛就尋找和製造機會，發動學潮，並以此作為推動中國政局變化的契機。1989年學潮初起，他就有意識地讓學潮成為政治變化的突破口，而不僅僅是學潮。當時，許多學生並不想學潮政治化。學潮成勢後，劉剛馬上盡最大努力將學潮變為全民參與的運動。儘管當時社會都認同和期盼學生作為運動的領導，但他清醒地認為，學生在政治上還沒有準備好和成熟到駕馭這樣大規模的複雜政局和運動。他一直力圖打開運動的領導結構，讓社會各界中更有經驗和能力的人參與領導，影響學生。
說劉剛不關心理論，並不公道。他對涉及民主運動的各種爭論是熟悉的。但是，他的主要興趣是，採取行動策略，如何突破專制者的壓制，解除人民的恐懼心理，發動更多的人參與一場爭取民主自由的政治運動。他行動果斷，意志堅強，膽識過人，智勇雙全。
劉剛人品的最大特色是，勝不爭功，敗不諉過。做事時，哪裏最危險、最困難，哪裏就有劉剛。而分派職務、出頭露臉和享受榮譽時，他從來都是拒絕。
在政治判斷、行動策略和待人接物方面，我與劉剛很不同。但是，在政治行動中，讓我尋找合作夥伴，我很願意找劉剛。
二
我對劉剛的瞭解，開始於六四開槍後。由於多次經歷，我對人們在順勢時的豪言壯語不感興趣；也不以此去判斷得失勝敗和人物的優劣。劉剛曾多次指責我，在六四開槍前，我的頭腦沒有進入狀況。這是對的，因為在有災難緊隨其後的事件中，我儘量控制自己不隨波逐流，避免進入那種可能會逆轉的高潮。有時，我對那種熾熱的氣氛還有點不安。劉剛覺得開槍後，我才真正展現自己的決斷。而我也是在開槍後，才認識到劉剛的可貴。其他人與我一樣。
六四慘案後，民主運動遭受劇創。和平生活中掩飾的人性此時面臨真正的考驗。劉剛的鎮定、仗義、勇氣和機警，脫穎而出，卓爾不群。在我組織和安排逃亡時，劉剛的品質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些，大家都知道了。但是，還有另一面，在殘酷的關頭，他的沉穩靜和不虛張聲勢，不與他共度艱難時刻是無法知道的。那時，流血讓人們失去正常的判斷。多數人恐懼地奔逃，少數人激怒下要拚命。劉剛則是當進則進，當退則退。
1989年對運動參與者的考驗接踵而來，緊隨著逃亡的是被捕、入獄、審判和服刑，劉剛的選擇更是獨一無二。秦城鐵血漢，這是他在秦城監獄時就贏得的美名。
通常，如果有人獲得這種殊榮，一定會引來爭議。但我敢說，有幸進過秦城監獄的人，不論是政治犯，還是刑事犯，甚或是警察，都不會對此有異議。他不僅自己對抗審判，而且鼓勵和組織獄友去抵制審判。
在榮譽、權力、地位和獲益顯著時，領袖是人們角逐的目標，不論是江湖上的無底線混戰，還是民主法治下的博弈。但是，當犧牲和承擔常人不能承受的痛苦成為標準時，鮮有願意爭當領袖的人。或者說，領袖屬於那些最敢於和最善於擔當這些苦難的人，屬於那些能在這樣嚴酷的環境中帶領陷入困境的運動參與者繼續堅守和維護運動價值的人。正是在這樣的歲月和困境中，劉剛成為當之無愧、鮮有匹敵的領袖。秦城鐵血漢的故事，不需要我講，許多人比我更清楚。
此後，1989年運動的參與者還要面臨的考驗是刑滿釋放後的堅守和流亡。劉剛的勇氣和代價廣泛見諸於報刊。我要說的是他先人後己的選擇。劉剛出獄後多次陷於危境。我曾安排他出國。但是前兩次他都把機會讓給了別人。與他相似選擇的還有郭海峰。為了這一點，郭海峰二度入獄被判刑。第三次，劉剛在全國通緝的情形下，才歷盡千辛萬苦逃離中國。
流亡之初，他拒絕榮譽，潛心思考新的戰略，廣泛學習新的技能。當他意識到國外的環境必須自立之後才能繼續奮鬥時，他選擇了最困難的道路。先是整理出自己在獄中創構的經濟學體系。這一原創性思路，打動了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兩所學校的經濟系主任，他們願意錄取劉剛。而後，他又被哥倫比亞大學計算機系錄取。
為能夠經濟自立，劉剛選擇了哥大的計算機專業。他以驚人的速度修完課程，按期畢業。然後被世界最著名的貝爾實驗室錄用。其實，在校期間，他已經有數項發明為學校創收了。20世紀末，網絡技術成為新興經濟產業，劉剛辭職下海，離開紐約去中西部參與組建新公司。但網絡經濟崩潰，使他陷於新的困境。他返回紐約，選擇當時最熱門競爭的金融行業，先考進紐約大學金融工程專業攻讀學位，然後進入花旗銀行作分析師，開始了新的專業生涯。
在美國適應生活後，劉剛多次策劃和組織活動，支持大陸民間運動。他的每一次手筆都帶來一定的衝擊作用。人們對於他的這些「行為藝術」作品，有許多爭議，我也不是贊同所有做法，甚至經常有激烈爭論。但是，劉剛就是劉剛。他的選擇，讓你想起20世紀中國革命的一代梟雄毛澤東的一段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溫良恭儉讓。」劉剛那裏，民主運動不是風雅的遊戲，而是行動，是突破局勢、創造歷史的行動。我贊同他這一點，讀書越多，閱歷越多，思考越多，我就越贊同他這一點。因此，即使我不贊成和加入，我總是堅定地支持他的創意和行動。因為，據我理解，民主運動與一切創造歷史的行動一樣，是少數人的創造性活動，常常是小概率不規則事件的後果；劉剛屬於製造這類事件的人，有製造這類事件的心態和能力。
三
儘管劉剛是那種被共產黨指責為「極少數」、「一小撮」的那種人，我還是覺得劉剛是運動的代表，他代表了運動的一個高度、深度和廣度。他最適合寫這本書，因為，撇開那些浮華的辭藻和後人加之於上的光環，運動是一種創造歷史的精神和行動。劉剛是這種精神和行動的最好的典型。他不是為表演歷史和解說歷史而活動，而是為了創造歷史而活動。你要是在歷史中尋找某種審美感覺或者道德昇華，你可以看別人寫的，但是，如果你要真實地理解歷史，理解那種不是為了說起來好聽動人、而是帶著刺耳聲音和刺眼色彩的事件，那你要聽劉剛怎樣說。
在某種意義上，是我促成了劉剛寫這本書。最初，是一位西方的電影策劃人找到我，希望在六四20週年時，創作一部關於六四的電影。他的重點是西方的操作。我立即想到，應該讓劉剛去與他交談。誠如劉剛所說，雖然我參與了一些創造關鍵事件，但我當時的心態其實並沒有進入運動。祇有劉剛才能真正捕捉到那些令人不快但創造歷史的細微的「陰謀事件」。於是，我向他們相互推薦。劉剛最初不願意，因為他不喜歡舞文弄墨。後來見面後，他倆一拍即合，居然開始合作。再後來，劉剛發現那個劇本根本不能用，就提出自己寫個本子。再後來，劉剛覺得，索性還是寫個自傳體小說。然後再將這部自傳體小說展開成一部文學作品。
劉剛的每一個變化，都與我溝通過。我是看著他一步步走進創作，一步步再現自己，一步步完成一個新的創作。直到今天，我為之寫序的作品誕生了。
當然，這不是自傳，也不是歷史。你不要計較其中的某些事件和人物的真實。但是，這是運動參與者的精神、動機和在行動中的視野和感受的真實寫照。
四
正如其他偉大事件一樣，參與者的動機和感受是多樣而複雜的。劉剛的自傳體小說，也不是對運動的唯一的理解。我們還可以有別的理解。從某種意義說，別人的理解也很珍貴，很重要。而且從教育和激勵的角度看，可能更重要。我自己在流亡期間的讀書和研究，就是對運動的教訓和經驗做新的解讀和理解。那麼，從理解運動的角度看，劉剛這本自傳體小說有什麼局限呢？
最大的局限就是，劉剛這本書寫的是自己的真實感受，他不是為了別人的感受而寫，而是為了自己的感受而作。一如既往，他不顧別人的需要，也不遷就別人的看法。這樣，他的書能夠達到的社會教育功能和政治功能就有局限性。
但是，這又是劉剛的優點：坦率、真誠、無畏和堅定。他的作品也是為了創造歷史而作。劉剛說，20年了，他要以此紀念那個偉大的事件，然後去開創新的未來。
六四事件20週年了，如果你想理解那場偉大的運動，你想知道那個事件的來龍去脈，你就不能不讀劉剛這本自傳體小說。
（2009年4月15日，於美國新澤西）
──原載《北京之春》2009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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