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2日訊】「7.5」事件之後，新疆迅速成為熱點話題。一些學者在追溯族群衝突的歷史，梳理新疆問題脈絡的過程中，忽略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族群、宗教從來不是紛爭的禍水，對宗教、族群勢力可能削弱權力的恐懼，以及利用宗教、族群強化獨裁統治、爭權奪利，才是戰爭、動亂的根源。
中國大陸自1949年淪陷，社會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官民衝突。美國、瑞士等多民族國家的歷史證明，一旦權力受到有效制約，實行民主政治，切實保障人權，族群衝突即迎刃而解。
不解決人權、制度問題，中國分裂、獨立成56個民族國家，民眾照樣還是沒有選票的「屁民」，只是換了個奴隸主；維族、藏族、漢族都由具體的人所組成，在人權、法治的範圍內討論民族、宗教的問題才有何實際意義。
可以肯定的是，中共一日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民眾的冤屈沒有釋放的管道，整個大陸就是危機四伏的火藥桶，隨時可能導致類似烏魯木齊、石首、甕安的暴動。具有社會減壓閥、瀉洪閘功能的媒體和民間組織一直受到當局的嚴格管制和打壓，源於「穩定壓倒一切」的政策——
1966年5月，為在權力鬥爭中佔據上風，報「七千人大會」的一箭之仇，毛澤東利用民眾對中共建政17年來的不滿，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知識精英遭受迫害的同時，大批中共官僚也吃夠了群眾運動的苦頭。
1989年2月26日，在文革中飽受衝擊的鄧小平說：「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1990年12月24日，鄧再次強調：「我不止一次講過，穩定壓倒一切，人民民主專政不能丟。」
自此，民主導致動亂、「穩定壓倒一切」成為中共拒絕民主的心理定式，江澤民、胡錦濤均樂此不疲，將其作為大政方針的前提，和地方官員績效考察的重要指標。
然而，當局的統計數字顯示：1993年大陸發生社會群體性事件0.87萬起，2005年上升為8.7萬起，2006年超過9萬起，並一直保持上升勢頭。死傷人數上千的新疆「7.5」事件，扯下了和諧社會最後一塊遮羞布，將官民衝突之外的族群衝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近30年來，當局對維族遊行示威、宗教信仰、言論自由、組黨結社等政治權利的壓制和剝奪，與對待漢族、藏族一樣，並無本質上的區別。一味高壓必然招致強烈反彈，中共強硬派因此有了更加強硬的藉口和理由，形成惡性循環。
中共調動數萬大軍進入烏魯木齊，能拿來鎮壓民眾的幾乎都沒閒著，包括裝甲車和精銳的特警部隊。漢人的軍隊維護漢人，是維族的直覺，也埋下了日後更大動盪的種子。
當我們談論新疆，切莫忘記：當前的社會管治危機，瀰漫於民間的仇富、仇官情緒，以及族群矛盾和衝突，歸根結底，都是制度安排和設計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維穩成為中共高層的緊箍咒，不願、不敢進行政治改革；地方當局亦借此肆無忌憚地倒行逆施、貪贓枉法，一旦激發民變就血腥鎮壓。
山西黑磚窯、正龍拍虎、楊佳襲警、毒奶粉、俯臥撐、躲貓貓、處女賣淫案、鄧玉嬌刺官案、成都奪命公交車、韶關事件，相關調查無不是在維穩的名義下，暗箱操作、敷衍了事，公檢法等強力機關及鑑定機構毫無公信力可言，民心喪盡。車燒、樓倒、橋塌、暴動、族群衝突，有數百萬武裝到牙齒的「鋼鐵長城」頂著，舞照跳、馬照跑，權貴我自巍然不動。
穩定壓倒了自由、人權、民主、法治、公平和正義，究其實質，是黨天下壓倒一切，一黨專政壓倒一切。為了穩定，公然進行六四大屠殺，嚴格管制漢、藏、維的和平示威，非法綁架、監禁、迫害訪民和異議人士，打壓民間團體、媒體和網絡，無聲的大陸呼之慾出。
壓倒自由、人權、民主、法治的穩定，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謊言。沒有新聞自由、選票政治，權力不受制約，貪贓枉法橫行，國家和社會怎麼可能穩定得起來？漢源、大竹、甕安、隴南、石首、烏魯木齊等地發生的暴動，在在表明：多少罪惡假維穩以行，民眾的被拋棄感、被剝奪感、不公平感日益加重，民怨沸騰，在和平示威被嚴厲鎮壓、無法獲得公正的司法救濟的情況下，「屁民」唯一的出路就是以暴抗暴，結果往往是玉石俱焚，由平民飽嘗政改滯後的惡果。
有一種似是而非的理論：獨裁節約了成本，提高了效率。事實上，中共2009年軍費預算高達4806.86億元，公安、情治等維穩成本亦居高不下。
鄧玉嬌「有罪」能夠「免罰」，石首非正常死亡者被認定「自殺」，居然獲得政府8萬元的巨額補償，當局顯然是在花錢買穩定：經濟方面的個別訴求可以商量，政治方面寸步不讓。同時，這也在強烈地暗示民眾：會哭的孩子有奶吃，要想獲得公正或部分公正的處理結果，只有把事情鬧大，大到中南海都能聽見，越大越好。
在當局眼裡，只要能夠確保一潭死水的穩定，不對獨裁統治構成直接威脅，權力尋租、黑白通吃盡可包容，民眾抗議儘管鎮壓，激發民變亦有充足鷹犬可以調動。這種體制性腐敗，不是懲治幾個貪官、出台一些應急措施就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的。
倘若中共一再錯過政治改革的良機，無數的小危機釀成大面積的社會危機，民情激憤，獲得軍警的普遍響應和同情，力量對比發生變化，民眾怎麼可能給你改頭換面的機會？暗流洶湧、民怨沸騰的中國大陸，一旦爆發革命，等待中共權貴的將是比文革和法國大革命還要酷烈百倍的大清算。
物極必反，絕對的穩定，必然導致管制手段的非理性化。真正的穩定只能是相對的和動態的，與大禹治水宜疏不宜堵是同樣的道理。中共把持全社會一切要害部門，民眾的冤屈無法通過媒體獲得社會關注，對司法體系感到絕望，憤怒和不滿日積月累，一丁點火星都可能點燃衝天的怒火。
──轉自《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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