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讀李勁松律師「特大喜訊」後的第一感覺。首先，我對陳光誠案有所轉機向李律師表示祝賀；然而我實在無法認同，他在過度興奮之餘居然大言不慚地稱：「這是踐行『民主法制、公平正義』現代文明理念的黨中央的勝利！」；「向我真心愛惜並敬重的『正在全心全意實行親民便民政策、正在費盡千辛萬苦建設法制和諧中國的中央政府領導集體』深致敬意...

三峽工程是一個超大型的水電工程項目。早在80年前中國就出現過關於這一工程的 構想，解放後也一直有人積極主張這一工程上馬。為什麼八十年代以前，這一工程始終未能上馬?八十年代當中，又是經過什麼樣的決策程序，使得這一工程得以重新上馬的?我在五十年代就參與過這一工程的相關討論，文革以後也一直關心這一問題，比較瞭解這一項目決策...

昨天讀了邁克爾·霍洛維茨的演講——《法輪功承苦難為世界帶希望》——頗多感觸，強化了我一直有的一個觀念：解體中共其實很簡單。

某A說， “大陸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報導，‘2004年大陸公家車輛消費4085億元，公款吃喝2000億元，公費出國3000億元。’；有人計算後指出，這‘三公消費’是‘三農’支出的3倍，是用於安排‘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資金’的43倍，是用於‘抗災救災資金’的1百倍，是用於‘扶貧資金’的56倍。這些錢可以建5座三...

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的紅色資本家霍英東於10月28日在北京逝世。這以前的10月3日﹐香港區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鄔維庸也患血癌逝世。鄔的地位雖然遠不如霍﹐但是由於他在政治上非常活躍﹐常有“警句”出現﹐因此也有相當的影響。

某人問小民哥， 「德國康得說，『政治其實是一種高明的騙術』﹔台灣的政客也有各種的說法，例如，『政治是高明的騙術』、『政治是一種低級的騙術』、『政治是一種權謀詐術』、『政治是可能的藝術』、『政治是最高明的藝術』，到底政治是什麼？」

退出來則生（打一字）

副總統一職，向來是個微妙的位置，它既要求有一旦“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能力，又必須保持謙恭低調，也就是雖在深宮又不做怨夫（婦），努力爲總統和國家分憂解難。

「帝國主義預言家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這是中共第一代暴君毛澤東登上權力頂峰不久，告誡老百姓的話。

編者按：10月29日，馬來西亞退黨服務中心和吉隆坡民眾在敦依斯邁爾公園聲援一千五百萬三退，並於集會現場舉行聲討中共集會。來自中國和馬來西亞的民眾齊聲控訴中共暴行。與中共決裂、並在馬來西亞避難的凌黎在集會上控訴中共對她一家的迫害，傾吐她家族幾代人所受的冤屈，為她家族中被中共整死和迫害的家人訴苦求安。

初看「八榮八恥」，感覺挺搞笑。如此粗淺的常識，如果只是隨口說說，或在家裏教兒育女的倒也無可厚非。居然特意弄得工工整整的，煞有介事地拿出來讓全國人民學習，大街小巷，汽車火車上，充目可見，充耳可聞。且不說又浪費咱老百姓多少人力物力，單就拿這重複堆砌、邏輯混亂的滿紙廢話當金科玉律，就是對咱中華民族思想和智慧的侮辱。

香港特首曾蔭權近一段時間對香港經濟政策的幾次講話非常引入矚目。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現任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 (Hoover Institution)高級研究員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10月8日專門在華而街時報以香港模式的夭折為標題撰文，強烈批評曾蔭權宣佈放棄香港長期以來實行的對經濟...

建立一個有一定影響力的圖書館，於我而言，已不是一個「簡單的想法」，而是「基本模型已然實現」，這個基本模型就是我與堂弟楊豐友在家鄉共同建立起來的「楊氏小型圖書館」。

公元2006年10月24日，中國山西省科技專家協會秘書長賈甲先生利用隨同中國旅遊團到台灣旅遊的時機，在台灣桃園機場脫團，並隨即向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申請政治庇護，很快遭到中華民國政府有關機構的拒絕。現在，賈甲先生滯留香港，正面臨隨時被遣返大陸的危險。對此，中國民運墨爾本聯盟極為關注，併發表如下聲明：

獲悉江西服裝學院學生因向校方索要畢業證書不得，衝動之下，有打砸學校桌椅、電腦的群體性行爲，致使事態和影響不斷擴大，直至引來政府和荷槍實彈的中國武裝警察。但問題還沒有解決。據說事件已經蔓延到南昌的其他多所大學，已經引起社會的密切關注。這讓人聯系起中共1989年6月4日鎮壓學生運動的慘案。想起中共對待中國學生運動的慣用手段...

據國內新聞媒體報導，陝西省山陽縣公安局原副局長何奇，因組織黑社會性質的幫派、放高利貸、敲詐勒索等，最近被依法逮捕。此人頭頂著人大代表、公安局長等政治光環，爲非作歹、魚肉百姓，時間竟長達八年之久。

熬過了春夏的乾旱和各種病蟲害，9月下旬，棉花就開始收穫了。鄭剛在地裏搭了簡易鋪，又吃住在地裏了。在去地裏住的這一天，他媽媽給他準備了厚厚的背褥，天一天天地涼起來了，地裏陰冷潮濕，弄不好會得病。帶上家裏的大黃狗，帶上蓄電池的電筒，有人去偷棉花，把人嚇跑就行，別去追。媽媽把這些話說了一遍又一遍。

「祠堂內的一切，包括屋頂木雕、廚房中的廚竈、碗櫃和座椅全被拆除、打碎，並隨即被清掃拉走。一位元龍姓村民帶記者到鎮邊空地上，那裏還可見到燃燒族旗和牌匾後遺留的灰燼、瓷碗的碎片和殘缺不全的祖宗靈牌。」祠堂，是中國人供奉祖先的重要場所。

讀完了「烏蒙流浪者」的「這才是最真實的教育，你們為何視而不見?」文章後(http://www.epochtimes.com/gb/6/11/1/n1505476.htm)，令我心中直淌淚水，為甚麼大陸的教育會走到今天的地步？為甚麼你我能長期容許這種不正義與不合理的「暴力性教育制度」？

1.遇到乞討者：遇到要錢的就給他（她）點飯，遇到要飯的就給他（她）點錢。

網絡媒體的最大公平之一，在於它為平民提供了表達的平台，正是借助於網絡平台，許許多多小人物得以一夜成名。在此意義上，48歲的長沙黑摩的司機陳洪的「一博成名」，並不令人感到奇怪。

文明與野蠻有衝突，文明與文明也有衝突，東西兩大文明體系之間就確有衝突存在。東西文明衝突起碼已有四百年，最熱鬧地談論東西文明也有二十多年，東西文明衝突的實質究竟是什麼？

霍英東走了，這位創造過商業奇跡的超級富豪，他的名字無論在香港還是在內地，人們都不陌生。他白手起家，不靠祖上遺蔭，完全從艱難困苦中打拼出來，提供了20世紀香港商業社會創業成功的一個典型範例。他出身貧寒，到6歲都沒穿過鞋，7歲喪父，在貧民窟裡長大。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當他踏上這條通向有荊棘也有玫瑰的創業路，正好趕上了一個...

最近，全英教師聯合會發佈了一張海報，海報的畫面是一個穿著暗格正裝的年輕人，叼著粗大的雪茄，身後是一輛紅色的賽車，成捆的百萬美圓鈔票堆在面前。海報的標語是：「教育的目的是孩子，不是利潤」。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十億人民九億商」，中國全民下海經商潮一時掀起幾年的熱浪之後，成功者脫穎而出。這些新興的巨富們致富之快，聚財之大，令人羨慕的同時，也令人對他們的生財之道產生疑問，尤其是發家的那第一桶金。

　　我是烏蒙流浪者，一名普通教師，一個曾經的支教志願者。五年前，和你們一樣，我曾經因為扶貧支教而在仕途上飛黃騰達，但我最終選擇放棄仕途，回到了三尺講台，回到了偏遠的山村學校，因為那個時候我還堅信教育是這個塵世中最後一片淨土。隨後的日子裡，我一次又一次地離開繁華都市到遙遠的山村學校支教，去體味一名教師單純的快樂和中國教育...

和諧社會是個大口號。中共中央提這種大口號有兩種情況：有時出於形勢的需要，有時出於主要領導人的好惡。前者如上世紀三十年代，把「工農武裝割據」和「打土豪分田地」轉變為「抗日」，適應了形勢，贏得了人心，也挽救了共產黨。後者如五十年代，把共同綱領修改成向社會主義過渡，國家無此需要，但黨的主席有此志趣，結果禍國殃民。可見中共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