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日訊】（一）承認社會矛盾重重是一種進步
和諧社會是個大口號。中共中央提這種大口號有兩種情況：有時出於形勢的需要，有時出於主要領導人的好惡。前者如上世紀三十年代，把「工農武裝割據」和「打土豪分田地」轉變為「抗日」，適應了形勢，贏得了人心，也挽救了共產黨。後者如五十年代，把共同綱領修改成向社會主義過渡，國家無此需要，但黨的主席有此志趣，結果禍國殃民。可見中共中央提出新口號，不一定都值得敲鑼打鼓：有的也許值得，有的非但不值得，而且應該群起而抵制之。六十年代，中國人民沒有力量把 「文化大革命」抵制掉，結果全國打內戰，省省打內戰，鄉鄉打內戰，這是不應該忘掉的教訓。
這次「和諧社會」口號的提出，我看應該如實肯定，它是出於應對現實社會矛盾的迫切需要。
中國現在是頭號腐敗大國，官場腐敗，市場腐敗，文化腐敗，輿論因腐敗而無聲，環境因腐敗而不治，道德因腐敗而淪喪。中國過去實行毛澤東設計的社會主義，全民赤貧。曾幾何時，儘管無權無勢者依舊民不聊生，有權有勢者卻與時俱富，雞犬昇天。好比盤古開天地，彈指一揮間，在黨的領導下，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裡，劈開了世界之最的貧富鴻溝，培養了一批大富豪。據美國美林投資銀行發佈的世界財富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已經出了三十萬名美元百萬元級的富翁，投資額5300億美元，換算成人民幣是42000億元，平均每人擁資一千四百萬元。若把房地產計算在內，社會科學院的一位學者估算，這樣的富翁就不是三十萬名了，而是五百多萬名，也就是說，本來普遍貧困的中國人，現在每三百人中已經出了一位人民幣一千萬元級的暴發戶。
明確的所有權是人民安居樂業的保證。中國的所有權，很好聽，但又很模糊，誰也弄不清楚它的秘密。它以「國有」或「公有」之名，或者，以「私有」或「民有」之名，行「黨有」或「官有」之實。政治局委員陳良宇如此熱衷於「批租」和「拆遷」，正好證明了土地是我國官府的搖錢樹，貪官的聚寶盆。然而，一切「國有」資源都一樣，何止土地一項！全國都一樣，何止上海一地！
反映貧富差別的基尼係數一旦超過0.4，社會生活必然矛盾重重，這是爆發問題的臨界點。中國的基尼係數，早已不止0.4；可能已經超過了0.45。中國官方承認，群體性請願事件十多年來年年直線上升；去年一年發生了八萬七千多起，每天二三百起，平均五分鐘爆發一起。有消息說，今年又比去年上升了6%。請注意，這是在「穩定壓倒一切」的高壓下節節上升的記錄。
這就是中共中央提出「和諧」的現實背景。六中全會公報說：「目前，我國社會總體上是和諧的。」那是官話。「總體上」如何如何，無法掩蓋有的放矢的苦心。有勇氣承認社會矛盾重重，承認現在的中國是個不和諧社會，而不是甜甜蜜蜜太太平平的「超康乾盛世」，比天天喊「形勢大好」高明，應該是進步，用不著遮遮掩掩。
（二）考察和諧社會真諦和誠意的試金石
跟市場一樣，政治舞台上也有假貨。「大躍進」曾經被用來欺世盜名，「和諧社會」也難免有假冒偽劣。弄得不好，鎮壓公民，打擊律師，攔截記者，都有可能變成「和諧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一壓二打三封殺，能算 「和諧社會」嗎？
鑒別真假的試金石，不是文件，是實績。當務之急，必須用看得見的事實，來證明中共中央構建和諧社會的真諦和誠意。
幸好中共中央業已莊嚴聲明，和諧社會的第一個總要求是「民主法治」，第二個總要求是「公平正義」。好極了，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八個大字，在文件上斷然堵死了走向邪路的可能性。
「 和諧社會」是兩年前提出來的。兩年來的實績很不和諧。廣東省去年連續發生番禺太石村事件和汕尾東洲村事件。那裏的村民、律師和記者，合法地和平地履行上訴權、監督權、辯護權和選舉權，被當地的黨委和政府用暴力壓制，毆打，拘留，逮捕，甚至有人被槍殺。一方面是維護憲法、維護公民權益、構建和諧社會的村民、律師和記者，另一方面是悍然踐踏憲法、踐踏公民權、破壞和諧社會的當地黨政警軍領導機關。哀莫大於心死。八個大字，民主安在？！法治安在？！公平安在？！正義安在？！莫非這就是中共中央所要構建的和諧社會嗎？中共中央至今沒有開口。
新的綱領，新的指導思想，理應導致新的結論。且不說上世紀的事情。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特別是進入本屆中央、本屆政府統轄以來，在此期間發生的有爭議案件，包括最近發生的傅先財案、陳光誠案、郭飛熊案、高智晟案、郭起真案等等，都應該從構建和諧的總要求出發，作出新的結論。六中全會已經結束，現在到了非開口不可的關頭。殺的殺，打的打，抓的抓，如果不開口，就是默認和縱容，教唆和指使。這是關係到中共中央當今的信譽、形象和命運的大事。大家正在拭目以待，觀察中共中央正在如何構建「和諧社會」。人人將確定無疑地指著這些實績，說：「原來如此！看，這就是和諧社會！」
老總書記胡耀邦當年平反冤假錯案，開始時政客們憂心忡忡，怕天下大亂，怕影響生產，怕丟面子，用無窮的憂慮掩蓋怯懦和偽善。耀邦不愧是政治家，大刀闊斧，把七十年代的許多現行反革命、六十年代的許多走資派、五十年代的許多右派，連帶三十年代初被毛澤東在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中處死的許多 「AB團」，昭雪了，推翻了，人心為之大振。中國沒有亂，反而推動了改革和社會的發展。這是真正的經驗，真正的和諧。取法乎上，必有大效。
（三）查處陳良宇能不能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起點？
六中全會開會前，新華社報導，中共中央決定對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的問題立案檢查。這不是小新聞。許多人希望它是一個新起點，同時又擔心未必如願。這也難怪，十年以前，前總書記江澤民也抓過一個大案，對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的問題立案檢查。從那個時候以來，中國的腐敗有增無已，變本加厲，使老百姓失去了對反腐的信心，失去了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心。
失去信心，責任不在老百姓，責任在江澤民。他不懂法律，身為國家主席，看來沒有讀過憲法第二條，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他把反貪的權力視為共產黨的專利。他不承認人民有權反貪。在他主政期間，把高級幹部的腐敗鎖定為國家機密，嚴嚴實實捂起來，禁止老百姓揭發，禁止記者採訪，禁止律師依法蒐集證據替受害者控告。上海的周正毅和市委書記陳良宇勾結起來發腐敗財，但代表原告提出控訴的律師鄭恩寵卻被法院倒打一耙，判為「洩露國家機密」，成了「罪犯」。無怪乎老百姓雖然明知陳希同不是好東西，但普遍懷疑江澤民整陳希同只是出於個人利害，是派系衝突，是「黨內權力鬥爭 」，是「犧牲一個陳希同、保護十個陳希同」。
國家權力的歸屬是憲法的根本問題。反腐敗的權力怎麼可以由共產黨壟斷包辦？難道共產黨願意反誰就可以反誰，不願意（或不敢）反誰就禁止反誰？雖然陳良宇官兒不大，只當了個政治局委員；但是由上海市委書記晉升為常委乃至總書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江澤民就是例子。如果機緣湊合，如果陳良宇也受到最高領導人寵信，也當上常委，當上總書記，中紀委還管得了他嗎，中央還管得了他嗎？我這樣說，不是小看中共中央。我知道中紀委的處境，又忙又累，苦得很，事情難辦。但事關國家體制，不應該由一個黨包辦。1979年，文革前主管黨的建設的一位老布爾甚維克從流放地回到北京，見了我，劈頭就是一個問題： 「誰來監督（中共中央）主席？」我想了十年，得到一個答案：「只有人民。」這個道理，其實毛主席自己很懂。四十年代黃炎培老先生問毛：歷史上各種政治力量，一掌權就拆爛污，中國共產黨能不能打破這個週期率？毛澤東回答道，我們能！我們靠民主！—他絕對沒有說「我們靠黨中央！我們靠中紀委！」
如果通過查處陳良宇，把反腐的權力還給人民，「人民依法反腐」，「人民依法治國」，那麼我相信，查處陳良宇應該能夠成為「人民依法構建和諧社會」的起點。現在並不需要廣大群眾人人出來搖旗吶喊，但是，每一個公民應該有權知道：一黨專制下黨管市場經濟的真相，黨管土地批租的真相，黨管銀行貸款的真相，黨管企業改制的真相，黨管輿論的幕後，黨管法院判案的幕後，黨管選舉以及幹部任免的幕後；每一個公民應該有權知道：一黨專制下的各級黨委書記必然具有甚麼樣的「職務上的便利」，所有這些「職務上的便利」組成了甚麼樣的基本制度。這才是切切實實的中國特色。瞭解了這些中國特色，大家才能夠離開空中樓閣，得出腳踏實地的結論。否則的話，查處陳良宇的作用，大概跟十年前查處陳希同一個樣，好不到哪裏去。
（四）構建和諧社會的出路在毛鄧之外
前面三篇評論是談六中全會，現在談談我自己對「和諧社會」的看法。我認為，和諧社會的提出，意味著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結束。
和諧是個好東西，但社會各階層未必能想到一起。以水滸為例：老百姓苦於苛政猛於虎，不滿意；高俅、童貫、蔡太師們則苦於老百姓不聽話，鬧彆扭，也不滿意。雖說舉國上下都有構建和諧的共同願望，但弱勢群體認為，不和諧是統治者搞出來的，統治者則認為，不聽話的人才是跟領導對著干的破壞者。倘若請教毛澤東，最高指示想必是：造反有理啊！打土豪分田地啊！倘若請教鄧小平，他拍出來的板肯定是：穩定壓倒一切！堅決鎮壓！
毛澤東和鄧小平，一個主張造反，一個主張鎮壓。他們信奉的都是鬥爭哲學。奪取政權以前，他們處在被統治地位，把自己的未來寄托在造反上，所以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為一句話，「造反有理」；政權到手後，當了統治者，怕坐不穩朝廷，把自己失掉統治地位等同於「亡黨亡國」，所以公然主張鎮壓。 「造反有理」，說變就變，一變而為「鎮壓有理」。
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的高明之處。即使搞鎮壓，他也要打出「群眾造反」的旗號。從登上政治舞台那一刻起，他就戴上了「替天（替工農）行道」的臉譜。他在黨內外的全部權力，統統來自一哄而起的群眾。取得全國政權後，他繼續駕輕就熟，策動和驅使農民去鬥爭地主，殺的殺，關的關，管制的管制。他懂得，跟著他「鬧革命」的群眾越多，革命的對象越難翻身，他的領袖地位越鞏固。土改如此，鎮反，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傾，直到文化大革命，莫不如此——不是國家主席對紅色恐怖有癖好，而是革命群眾熱愛恐怖，非造反不可；至於國家主席自己之所以無法無天，無非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而已。
鄧小平是毛澤東的好學生，毛的那一套，鄧都懂。鄧掌管整風反右時，就是這樣發動群眾「造」右派的「反」的。需要說明的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革命徹底搞臭了，把老本賭光了，沒有人願意跟著共產黨「鬧革命」了。失去老本之後，鄧小平無法再打「群眾」的旗號，於無奈中赤裸裸地亮出國家、軍警、法庭、監獄、刑場這些「階級壓迫階級的機器」。從「唯恐天下不亂」到「穩定壓倒一切」，就是這樣演變過來的。
毛和鄧，實質沒有不同。毛的造反，鄧的鎮壓，都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總題目都是區分兩種矛盾：順「我」的，犯法也是人民內部，應該保護；逆「我」的，合法也是敵我矛盾，必須鎮壓；至於「我」，「我」就是核心，我就是國家，我的意志就是法律，文革和天安門鎮壓是我的兩代豐碑。靠毛靠鄧，能構建和諧社會嗎？
我反對把老百姓逼上樑山，也不主張老百姓主動上樑山，不同意把共產黨的各級幹部等同於宋王朝的大官小吏，更不同意把求生存求自由的公民視為異端。和諧社會在文件上的提出，確定了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的結束。真要構建和諧，出路不在毛，不在鄧，而在毛鄧之外。
（五）三個代表能構建和諧社會嗎？
造反有理和鎮壓有理都不能幫和諧社會的忙。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發明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也不能。這位發明家說了許許多多話，但不肯明說，他那個「始終代表 」的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最先進的生產力」是毛澤東的大躍進，還是李鵬的三峽工程？「最先進的文化」是書報檢查制度，還是封鎖消息的愚民政策？江澤民不肯說清楚。
江澤民宣佈本黨「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一黨代表十四億，既代表窮，又代表富，既代表貴，又代表賤，既代表造反者，又代表統治者，既代表秦始皇，又代表陳勝吳廣，還得分身去代表項羽和劉邦，統統代表，始終代表，除非精神分裂者，誰辦得到？江澤民能嗎？
江總書記的本意大概是想替本黨的壟斷地位找理由：我代表生產力，就有權支配資源，不容旁人染指；我代表文化，就有權壟斷真理，不容旁人不同意；我代表最廣大人民，就有權領導一切，不容別人不服從。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之所以「重要」，就在於此。其所以必須快快載入黨章和憲法，也在於此。靠這種思想去構建和諧，靠得住嗎？
靠三個代表的黨也構建不了和諧。共產黨自己的歷史，是一部在黨中央領導下唯恐天下不亂的歷史，跟「和諧」風馬牛不相及。它自己從來沒有和諧過。毛澤東自己承認有十次路線鬥爭，他親自領導但不願意張揚的反AB團還不在這十次之內，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無所不用其極。對「同志」如此，「 敵我矛盾」自不必說。鄧小平不甘心落後，製造了天安門血案。江澤民也不甘心落後，製造了法輪功事件。這種爭先恐後的記錄，八十多年的血雨腥風，證明不了它有領導和諧社會的品格。
不僅如此，它在中國堅持實行一黨專制，因此而成為中國社會當之無愧的不和諧因素。中國的腐敗，為甚麼如此肆無忌憚，到處蔓延？因為一黨專制從六-四以來，始終嚴厲鎮壓民主力量，把反腐敗的權力絕對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中國的貧富矛盾為甚麼如此尖銳？因為一黨專制異化了市場經濟，壟斷了全國一切大資源、大信息、大機會、大進大出、大吞大吐的分配。中國的選舉為甚麼成了不准選擇、不准競爭的「等額選舉」？因為一黨專制除一手操縱外，別無民望和自信。中國的公民為甚麼沒有言論和集會結社的自由？因為一黨專制害怕自由，因為自由的力量比用槍桿子奪來的政權更堅韌更強大。為甚麼中國的憲法只是一紙具文，因為一黨專制早已無法無天慣了。在創造不和諧記錄方面，中國沒有任何其他社會力量足以和一黨專制並駕齊驅。
我主張與人為善，迫使它棄舊圖新，鼓勵它改弦易轍；但是，不可以聽任它冒充救世主。
（六）廢除一黨專制，中國總體上就和諧了
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的思想，指導不了和諧；三個代表的黨，領導不了和諧。誰能把和諧社會領導或者設計出來？人類社會是多元的有機體，不是單元體。社會關係的形成和變遷，離不開全體成員的互動，離不開爭執和妥協，制衡和合作。任何一個人、一個黨、一種社會力量的作用，各有各的極限。領導木偶劇團是可能的，設計傀儡戲是辦得到的；說到人類社會的「構建」，我看誰也沒有這種能耐。如果有，請中央宣傳部改寫黨歌，廢除《國際歌》，改唱《從來就離不開救世主》。堅持專制獨裁的力量，想領導和設計和諧社會，比駱駝鑽過針眼還難。否則的話，秦始皇，希特勒，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個個都是超級大國的第一流大政治家，早就把和諧社會構建出來了，哪用等到今天！
中共中央已經作了一個構建和諧社會的決定，怎麼辦？這也是千錘百煉的一家之言，如能實現，豈不很好？大家都會樂見其成。回顧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中央，作過不知道多少決策，大到構建人民公社，小到構建無麻雀無蒼蠅社會，當時統統響徹雲霄，後來一概銷聲匿跡。逝者如斯夫，不必太當真。
中共中央這個集體，它的委員起碼是一省之長或一部之長，無疑有資格代表中國的極強勢、最強勢力量。要求極上層和最上層人士去「始終代表」最底層受歧視、受打壓、受損害的平民，很難做到。從法理上說，作為政黨，他們沒有權力構建老百姓。作為公民，他們自己能做到遵守國法，少出些陳良宇，就很好了。作為本黨最高領導機關，他們應該領導和設計出一個計劃來，由一黨專制向現代政黨轉型，與國際政治制度接軌。這是它份內的責任，也是它在構建和諧社會方面有可能作出的最大貢獻，我認為。
最近提出了「社會管理」的新概念，叫做「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我贊成「各得其所」：三權分立，不受黨權控制；市場依法自由競爭，不受黨權控制；媒體獨立行使輿論職權，不受黨權控制；公民各自行使自己的權利和義務，不受黨權控制。黨要管黨，不得干預政府，不得操縱市場，不得干涉非黨媒體，不得搞馬克思切齒痛恨的書報檢查制度，不得限制本黨以外的候選人的提名和參選，不得向專政機關發號施令抓誰放誰，不得給法官定調子，不得干涉律師依法行使業務，不得隨心所欲拿「洩露國家機密」的罪名鉗制記者和嚇唬老百姓，不得假借「顛覆」的罪名壓制公民集會結社和遊行示威的權利，不得以國防軍充作黨衛軍用，不得把納稅人的貢獻充當黨的活動經費。總而言之，主權在民，黨不治國，黨國分開，黨要管黨。
以上所說，都不是新東西。說來說去，無非就是中共黨章總綱中的一句話：「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這句話，言簡意賅，重要之極，總結了半個世紀來中國各種大劫大難的全部教訓。如果早在五十年前就這樣做，中國早就和諧了。為今之計，仍然以早做為好，早做早和諧，不做不和諧。只要中共不再以毛澤東的無法無天為光榮，為榜樣，從此棄舊圖新，尊重自己的黨章，遵守國家的憲法和法律，人民肯定能夠得到新生，共產黨自己也肯定能夠得到新生。這是人民和黨共同需要的「各得其所」，是雙贏，和諧就有了，活力也就有了。捨此而想「構建和諧社會」，好比緣木求魚，恐怕是實現不了的，你說呢？@
——原載《爭鳴》雜誌2006年11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