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自由

所謂的信息缺失,就是不能原原本本地把事件的本來面目呈現在讀者或觀眾面前,或掐頭去尾或刪改原文、或掩蓋一部分而突出另一部分,致使事物的本來面目遭到程度不同的乃至極大程度的扭曲。這,就是中共所提倡並堅持的所謂正確輿論導向的根本含義。
在當今信息爆炸的時代,對信息的掌握影響到不論是個人,企業還是國家的存在和發展。中國大陸的信息封鎖因去年對薩斯的掩蓋引起中外人士的日益關注。海內外專家學者把目光投向了中國的網絡。蕭強先生現任加州大學伯克利新聞研究生院中國互聯網項目的主任。他自一年前離任中國人權執行主任工作後,一直致力於中國互聯網的研究和教學。
(大紀元記者魏德、洪麗蓮編譯報導) 紐約時報于2004年4月15日刊載霍華德-富仁曲(HOWARD W. FRENCH)題目為“中國再次試圖壓制南部的獨立報刊”(China Tries Again to Curb Independent Press in South)的文章﹐稱中國領導層因擔心新聞業失控,故決定對南方都市報進行整肅。該報雇員稱他們既感到整肅的...
(大紀元魏德、常樺綜合編譯報導) 每日時報(Daily Times)4月14日刊登保羅-慕尼(Paul Mooney)題目為“中國家長式的網絡監控陷入兩難境地”(China's "Big Mamas" in a quandary)的文章,生動地分析了中國互聯網的現狀。*政府嚴密監控在過去的一年半中,中國政府投入大量資金、採用一流的技術以期達到對網絡的控制。目...
十五年前的4月15日,當平反了無數冤假錯案的「包青天」胡耀邦背負著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的罪名,帶著遺憾告別人世的時候,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的創辦人兼總編輯欽本立率先在當天《導報》的頭版哀悼胡耀邦,繼而違反「聖旨」用五大版篇幅如實報道「悼念胡耀邦座談會」的內容。這位老報人的正義與良知換來了他多年忠心效力的黨對他的停職處分。他的《導報》同仁們,那些飽受歷次政治...
這次到大陸沒有帶電腦,為了讀取電子郵件和得到海外信息,我不得不硬著頭皮進到一家收費昂貴的網吧。每台電腦都背對通道,在使用者的背後,服務員們不停的來回巡視,沒有人使用的電腦顯示屏上有著警示網民赫然大字的“須知”和登記上網鍵入欄。
(大紀元記者魏德編譯報道) 紐約時報4月11日發表了愛克福姆(Erik Eckholm)一篇題目為“中國做得如何﹖用你所料未及的標尺來衡量” (How's China Doing? Yardsticks You Never Thought of)的文章。該文提出除了用現在西方主流社會所共識的標准﹐比如評估政府對待异議人士的方式,是否愿意實施真正的選舉,工人抗...
一位朋友發來了一篇署名康曉光的文章,題目叫《起訴——為了李思怡的悲劇不再重演 》,據說是3月底發在「世紀中國」網站上的。我的朋友擔心我會很難過,因為他瞭解李思怡一案對我內心的傷害,也知道拙文《李思怡之後,思想何為》所招致的「公議」 ;而康先生的文章「正好」對我進行的「動機起訴」,因此我的朋友擔心我會很不安— —他「不想在任不寐的絕望之上再加一把鹽」。
  昨晚又是一個不寐之夜。請原諒我不願意多談。總的來說,「雙方就共同感興趣的問題坦率地交流了意見」,「會談是在親切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的。」還有煙抽,只是有點餓,且沒有酒。
  中國從古到今,實行的都是中央集權制。這種制度的弊端許多有識之士都論證過,我在這裡想強調的是,它是國家動亂乃至戰爭的根源。
一個現代國家的正常政治格局,總應該是左派與右派的共存,在共存中達到相互牽制、約束、取長補短,使社會運動在總體上獲得平衡。
《一封來自大陸的重大公開信》是中國大陸政治評論之士江恩澤給江澤民的上書,直接聲討江澤民罪行的公開信。江恩澤是在大陸向江澤民本人直接挑戰的大陸第一勇士。我非常欽佩和欣賞江恩澤先生大無畏的政治勇氣和敏銳的洞察力。
中共敲響了「一國兩制」的喪鐘:香港在要求港人直選特首,中共說不行!要全國人大批准!香港民主人士要求參與香港管理,中共說「港人治港」是指香港「愛國人士」治港,民主人士不愛「國」,請「靠邊稍息」!香港輿論為之大嘩,頗有上當受騙之感,簡直就是「一國一制」嘛!
  丁子霖教授在這個春暖花開的季節被抓進巴士底獄了。儘管那裏已經人滿為患,她的遭遇仍然讓世界顫慄在春暖花開之中,顫慄在絕望之中。那位寫過《時間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老先生曾多次對我說過,在中國你必須記住三個「千萬」:千萬不要低估當局的兇殘、千萬不要低估知識份子的無恥、千萬不要低估的「人民」的愚昧。
  維權有兩層意義:一是維護人之所以為人的權利,這一權利根據的基礎是自然法;一是維護公民之所以為公民的權利,這一權利根據的基礎是國家法,特別是國家最高法——憲法。
記者保護協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於十一日發表一份調查報告指出,二○○三年全球共有一百三十六名記者因各種因素遭受監禁。情形以中國最為嚴重,共有三十九名記者至今仍身陷牢獄。
3月份的中國時事,值得關注和思考的有兩件大事:一件是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的召開,一件是台灣大選。這兩件事都有許多可圈可點之處。
我們往往詛咒納粹、希特勒,詛咒文革、毛澤東,卻不曾認真地去追究過那些實施罪惡的個人,令這些人類的公敵逃脫了應有的懲罰。一個好聽的說法是:一切向前看,不要再糾纏歷史恩怨!
我試找海外網站十餘天,不得其果。近日更是打不開所有的海外網站,只能從「大參考」收到點消息。是否遇到「黑客」我不敢說。
2004年3月29日上午,我與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蔣培坤先生通了電話,驚聞丁子霖女士(蔣培坤先生的夫人)已被中國警方拘捕,至今茫無音訊。蔣培坤先生說:2004年3月28日上午11時左右,丁子霖女士在江蘇無錫寓所被警方帶走。稍後,當地警方開始了搜家行動,並讓保姆在搜查令上籤字見證。蔣培坤先生說,按規定,警方應該在拘捕行動發生12小時內通知家屬,但迄今他沒有得到警方...
我實在不願意把中共歸入人民公敵之列,因為我總希望有浪子回頭的一天,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生實在無法如我所願。
看了網上有關《南方都市報》喻華峰和李民英被以貪污、賄賂罪名義判處十二年和十一年,總編程益中被拘捕的案情介紹,真有暴政荒唐鬧劇的感覺。
我們大量的正面宣傳和表揚報導儘管為當權者「幫了不少忙」,但我們極其少量的輿論監督和批評報導也給他們「添了不少亂」。現在的問題就在於:幫忙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而所謂的添亂則要天誅地滅,趕盡殺絕。
  我是一名普通的新聞記者,孫志剛被收容致死案的最早報導者。在獲知喻華峰、李民英兩位先生被判重刑和程益中先生被拘留的消息以後,我感到萬分震驚。根據我所瞭解到的事實,喻華峰先生與程益中先生是無辜的,而社會上傳言有人在借用法律的名義打擊南方都市報,就更令人不安。
  這位德國記者的提問雖然尖銳,但卻是很幼稚的。因為毫無疑問,只要不改變共產黨的「一黨政治」體制,中國的憲法就永遠都不可能凌駕於共產黨之上。
最近,中國又出了一件大事情。去年因揭露薩斯真相而出名的蔣彥永醫生,寫了一封呼籲中共高層為六四正名的信,震撼了世界輿論。
從清末以來,統治集團反對中國實行民主制度的借口,一直是中國人素質太低。言下之意是,面對先進的國家,他們知道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也不是不想在中國實行民主制度,只是中國人的素質限制了他們進步的雄心壯志。這些似是而非之論,既有偏見,又有誤解。
提出愛國者治港,与提出飲水者治港一樣,是無意義、無所指,故是為偽原則。
眾所周知,三個代表的理論是一種完全不顧事實,顛倒黑白的理論思想,是把一種落後、專制的政治思想指鹿為馬成一種先進理論的思想。它強調和維護的是一種專制思想的合法性和崇高性,是幾十年來共產黨神化其統治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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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週六(6月6日)向巴林和科威特發射導彈和無人機攻擊,引發多國譴責。海灣合作委員會(GCC,簡稱海合會)指責伊朗的恐怖主義襲擊威脅地區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