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涵一九八二年没有被安排为中央委员，自然意味着他在上海市的职务也已经是过度性质，一九八五年换届选举之时，汪道涵再次推荐由江泽民接替自己上海市长兼市委副书记职务，虽说当时的胡耀邦、赵紫阳及众位中共元老对此安排并非意见高度一致，但没有人不认为汪道涵的这种举荐是出以公心，所以江泽民再次接替汪道涵的班也就顺理成章，当年刘澜涛、李一民推荐李鹏、乔石分别出任国务院电力工业部部长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时，同样是这种情况，推荐人自己甘愿退居的“高风亮节”举动本身，使得还想继续在领导岗位上多呆一段时间的众多元老们对他们举荐的人选无法挑剔，也不好意思再挑剔。
担任上海市长时期，汪道涵与陈国栋等人在工作上的配合谈不上十分默契，当时的那一届上海市委、市府领导班子中，汪道涵是思想、作风最为开放的一个，而陈国栋则受陈云、姚依林等人的影响较深。
据当时在上海市委工作的人士回忆，汪道涵在北京工作期间，原配夫人已经去世，后经一机部的老部下从中撮合，与北京外交学院毕业的孙维慧再结良缘，一年后便老来得子，上门祝贺的老朋友曾当面向汪道涵开玩笑：有一位外交学院毕业的贤内助，主管对外经贸工作自然得心应手，为人向来十分和善的汪道涵则跟着开怀大笑。
孙氏的年龄比汪道涵前妻的孩子大小差不了几岁，“文革”前夕夜大毕业后，曾被分配到哈尔滨，但她拒绝前往报到，以至长期没有正式工作。
汪道涵因为是国务院系统的老副部长，在北京的居住条件一直比较优越，长期享受着北京东单地区黑芝麻胡同里的一座独立四合院。
到上海后，市府工作人员考虑到这对老夫少妻已经有一个孩子与汪氏前妻的子女住在一起多有不便，便除了给汪氏按市领导级分配的一套住房之外，另加了一套，陈国栋等人的夫人听说后，心中颇有不满，在市领导有夫人陪同出席的公开场合里，时常抱怨孙维慧不把她们放在眼里，理由是她们这些市领导夫人最晚也是四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而孙维慧论级别的话，说她是个科级干部都有“突击提拔”之嫌。
不过，即使陈国栋本人对汪道涵也有看不惯的地方，汪道涵提出从北京调江泽民接任上海市长，也不会引起陈国栋的反对，当时已经担任国务院电子工业部长、中共中央委员的江泽民，无论从知识化、专业化和年轻化的角度，接任上海市长都完全说得过去，而从革命化的角度，更令陈国栋自然回想起当年江上青对他的知遇之恩。
江泽民养父江上青在抗战初期提拔汪道涵时，同时，也把陈国栋安排为皖东地区的长壁县长，汪道涵主动向陈国栋提起这段历史，自然令陈国栋对江泽民产生好感，与汪道涵一起退居二线后，陈国栋出任上海市顾问委员会主任，从“发挥余热”的角度，陈国栋首先希望的是上海市委的新领导班子成员都能够诚心诚意地尊重乃至服从他这位“政治元老”，仅仅基于这层考虑，他陈国栋自然会相信与江泽民的情感讲，肯定会比与芮杏文的感情交流来得容易。
果不其然，芮杏文到上海不久，便根据群众检举揭发对上海上层元老发难，当时上海有所谓“陈国栋的秘书（经济问题）、胡立教的儿子（流氓犯罪）、汪道涵的房子”一说，芮杏文力主查办，江泽民则装聋作哑，结果，陈国栋的秘书和胡立教的儿子分别受到司法处理，汪道涵的房子则不了了之。
上海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汪道涵对于江泽民来讲，虽说有点类似邓小平、陈云之于胡耀邦和赵紫阳，但不同之处在于汪道涵对江泽民基本上是处处支持，全力维护，而不是像邓小平和陈云对胡、赵那样处处牵制，随时提防，另外，除了汪道涵对江泽民的大力提拔之外，江泽民本人在与汪道涵长期交往和共事过程中，各方面都受益非浅。
汪道涵毕竟是中共打江山者中为数不多的正牌大学生出身，相对于为数众多的工农出身的老干部来讲，其文化功底和参与中共早期对外开放的领导工作决定了他对新生事物接受较快，其教育程度和长年工作实践决定了其在官场生涯中足智多谋，这一切都令江泽民佩服不已，熟知其中内情者评价说：“江泽民无论是当总书记之前还是之后，在汪道涵面前从来是必恭必敬，如果说他对陈国栋（前上海市委书记）之类的元老人物仅仅是敬畏的话，那么对汪道涵则有发自内心的敬仰和佩服。从市长职位上退下来以后，汪道涵改任国务院上海经济规划区办公室主任，实际上是充当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与上海市委、上海市府之间的联络人。
当时，时任国务总理赵紫阳对上海的对外开放非常关心，强调既要加快改造老上海，又要用新思想去设计。据当时担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朱嘉明先生回忆，一九八八年初，赵紫阳的首席智囊鲍彤建议朱嘉明组织一些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去上海，就浦东开发问题形成一些初步方案，临行前，鲍彤特别叮嘱朱嘉明等人，要听听上海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听汪道涵的意见。
这一细节足以说明当时的汪道涵，足以被“赵紫阳一伙”视为改革开放的同路人的，事实上汪道涵，也包括江泽民，自被调到谷牧身边具体主持全国对外经贸及对内引进工作之后，就已经成为中共最早一批对外开放的身体力行者，虽然如今中国大陆对外开放的道路已经再无逆转的卡能，但当年他们这批人所从事的工作，却是顶着党内保守势力的很大压力，许家屯先生曾经在其回忆录中记述：当年中共保守派原老、担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仅仅是个副组长）的李先念，一提到谷牧的名字便反感地说：“谷牧是革命派，我不欣赏。”李先念这里所说的“革命派”，其实就是外界所说的“改革派”，就是因为李先念的反对，谷牧没有能够兼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的职务。江泽民入主中南海后，汪道涵成为当代帝师，谷牧此时早已“退居二线”，挂名全国政协副主席毕竟也是当年恩主之一，所以江泽民对谷牧还是表现出了特别的尊重，专门抽时间上门看望“老领导”。
但是话说回来，江泽民毕竟是在“六四”镇压导致中共高层全面否定赵紫阳之“右倾”路线的大前提先被推到台前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当时仍然在世的陈云、李先念等政治元老视为他们这一派的接班人，所以无论江泽民本人是否情愿，都必须被捆绑在党内改革派对立面的战车上，至少是李先念等人还在世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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