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间谍训练手册说，当对方对你用刑时，你要高兴，那说明他们对你一无所知。柏杨说：“这正是一个在幸福家庭长大的公子哥儿口吻，不知道人生艰难。”因为他人对你用刑时，岂止是要你供出隐瞒的事，就是没有做过的事也要 “供”出来。
郑州律师李奎生现在对此必定有了亲身体验。这位获过两个硕士学位的律师，对刑讯逼供肯定早有书本知识的了解，而且他出版过《世界酷刑大典》。然而，他作这些研究的时候，想必未曾料到所谓“大典”，实在是过于自负的说法，而闻所未闻的酷刑将加诸他的头上。
李奎生的灾难，始于一名受贿官员的妻子委托他担任丈夫的辩护律师。后来这名官员的妻子因伪证罪被捕，检察官要李奎生交还案件代理费，李以“ 收费合理”拒绝，检察官即正告：“知道你啥罪也构不成，但我可以协调法院判你的罪”，然后指使公安人员以索贿罪将李奎生拘押，几日后改以“帮助制造伪证罪”正式逮捕。接下来，李奎生就开始体验他曾经耳闻和一些闻所未闻的酷刑，计有戴背铐、多日不许睡觉、拳打脚踏、吃枪托、光着身子戴手铐脚镣在风雪中奔跑等等。（《武汉晚报》７月４日）李奎生入狱已有一年多，引起全国人大代表、新闻界和律师界的强烈关注，案件在检察院和法院之间几经来回，终于在５月９日开庭，而判决何时可下尚未可期。
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像李奎生那样事不到临头绝不曾想到会遭受酷刑的良民，我更关注的是封建时代酷刑的种子何以到今天还在生长。我但愿李奎生最终被判无罪，我又知道这样一来，人们将欢呼一个具体的冤案的昭雪，而大多会忘记酷刑本身的存在。事实上，一个无罪之人遭受酷刑时，人们才会记得酷刑是一种多么不人道的东西，但假如酷刑的承受者有罪在身，人们高兴的将是“没有放过一个坏人”，而很少考虑到酷刑本身就是一种绝不能见容于现代法治的罪恶。
在中国，伪证罪似乎从来与公诉人无涉；他们也可能制造冤案，然而那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工作疏忽，实在办不成冤案时，来个无罪开释，便一了百了。而法院对公诉方提供的证据，也往往如同“英雄不问来路”，不在意证据的来源是否正当，只在乎证据是否真实，真实便属有效。打出口供来，是封建社会无论清官昏官还是廉吏酷吏共同的法宝。重刑之下，何求而不得，就算你要谁承认谋杀了林肯，也断断不是难事。
好歹也算是进步到现代了。在过去，是只问“招了没有”的，只要疑犯“打破沉默”就成，并不管有没有用刑。现在毕竟是法有定规，不许搞刑讯逼供了，所以“打出口供来”以后，一些人还得搞一段表演。李奎生受刑以后，办案人拿来的便是一份声明“无刑讯逼供”的笔录让他签字。假如不签，想必又少不得一顿教训。这种刑讯逼供的“进步”叫人恶心。
(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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