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文革与诸子百家

胡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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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7月30日讯】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叶剑英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现在看来,死亡人数也许没有这么多,但无数人遭受迫害、屠戮,是不争的事实。  

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等国家领导人被迫害致死;赵健民特务案连累致死14000多人;内蒙古人民党案致死11622人;冀东冤案迫害8万4千多人,致死2955人;一些地方的武斗共死几十万人;1967年8月28日,当局开枪打死了101名游行者;北京大兴县乱杀“四类分子”,一次杀了325人,22户被杀绝;湖南道县等地的大屠杀更是惨绝人寰,当地农村纷纷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队干部随意宣判死刑,被害者有数万人(仅道县就上万人),屠杀的手段有:刀砍、铳打、铁烙、活埋、沈河、尖刀刺、钝刀剐、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数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丢进红薯窖用火活活熏死等,还采用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断肢等种种手段,真是丧尽天良!  

“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反修防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其诱发的源头可追溯到五十年代的“波匈事件”、苏共二十大、庐山会议,以及后来的三年困难、七千人大会、“四清运动”等。不过,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与诸子百家等历史传统也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  

“文化大革命”与儒家:  

毛泽东年轻时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其“打倒孔家店”的情结一直延续到晚年。“文革”中“批林批孔”、“尊法批儒”即是这一激进情绪的反映。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一方面批儒,另一方面本身又受到儒家思想极大的影响,如其自觉为人民服务、批评与自我批评、兴无灭资、大公无私、好领导、好干部以及运动式人治等思想皆与儒家的自觉修身、反省、克己、灭私欲、圣贤、明君、清官、排斥法治等理论如出一辙。两者都属于传统的治国理论,是建立在人性本善、道德万能、相信官员能自觉克制私欲、自觉为官清廉、自觉为民做主的假设基础上的。  

而现代治国理论则是,人性是恶的,任何人都容易腐化堕落,所以,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律监督权力,以民主约束权力。  

“文化大革命”与道家:  

毛泽东说,《老子》是一部兵书。可见,他深谙道家哲学。确实,毛泽东之韬光养晦、无为而治(暗中操纵“四人帮”,任由全国乱局发展)、借力打力、谋略为先、辩正施治等都留有道家的深刻烙印。  

然而,毛也有违反道家的方面,其“运动”、“大乱”思想正与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贵静思想相悖。 
 
“文化大革命”与法家:  

毛泽东是极其推崇法家的,他重新评价秦始皇、曹操、武则天、朱元璋等“刻薄寡恩”的法家人物,发动了“尊法批儒”的运动,并且在给郭沫若的诗中写道:“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秕糠!”  

的确,“百代皆行秦政制”,法家的专制、暴力、阴谋、郡县制、文化独裁、消灭知识份子、以酷法治国的做法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而毛泽东继承了法家的传统,他认为“治理中国需要马克思加秦始皇”,并且自称“坑儒比秦始皇还多”。 
 
传统中国的政治架构即是商鞅、秦始皇的郡县制,它形成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上级命令和任命下级、全国只有唯一的权力中心(即“中央”、“皇帝”)、行政权力无所不能的官僚人治体制,与现代政治制度的网路式分权,政务官由民主选举产生,省长、市长、县长只对其选区内的选民负责、不对上司负责,实行联邦制、地方自治,具有“有限政府”(行政权力受到约束)、多个权力中心(各级行政中心、立法中心、司法中心,一般没有“中央”称谓,只有“联邦政府”称谓)的法治分权体制有着根本的区别。  

“文化大革命”与墨家:  

毛泽东的思想主要是墨家思想。墨子及后期墨家的小农反剥削、反享受、反读书、反知识、乌托邦、助人、分财、殉道精神(为领袖献身)以及集体主义、专制主义、平均主义、平民主义(向贫下中农学习,上山下乡)、经验主义(片面强调实践)等与毛泽东的主张何其相似!  

所以,我们认为,毛泽东实际上是墨家思想的实践者,他以墨反儒,其实没有逃出传统。 

 “文化大革命”与兵家:  

兵家主张兵者诡道、兵不厌诈、声东击西、不战而胜、出奇制胜、择人任势、危机管理(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等,毛泽东不愧为大军事家,深得个中三昧。如“文革”中利用群众运动造势;毛泽东将国家投于“亡地”,背水一战;刘少奇征得毛的同意派出工作组,然后毛突然回到北京批刘:“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可见,兵家谋略是毛泽东最为得心应手的。  

“文化大革命”与名家:  名家主张“名”、“实”之辩,争论名实关系,有某种逻辑的思想,同时贯穿了中国式的无聊狡辩与文字游戏,他们争论着白马非马、鸡有三足、鸡蛋有毛等问题。 
 
“文革”中,“反修防修”不就是要争社会主义的正统之名、并且要实行地道的(与原教旨分毫不差的)社会主义吗?那时,无聊的争辩、各种文字诛伐不也盛行于大江南北吗?  

“文化大革命”与农家:  

以许行、陈相为代表的农家重视发展小农经济、农业生产,主张人人平等、人人参加劳动,反对商业,反对剥削,反对奢侈享受,反对贵族文化。农家具有类似于现代民粹主义的思想。  毛泽东也是民粹主义者,他的平民至上的倾向既有先进性,又有落后性——按照农家的观点,抽象理论、文学艺术、商业繁荣都没有必要存在了。  

“文化大革命”与纵横家:  

纵横家主张纵横捭阖、竞争用权、揣摩人心、设套钓言、阴谋诡计、巧言游说等,这一套在文革中不是十分盛行吗?毛泽东就是纵横捭阖、竞争用权之高手,“反右”中“引蛇出洞”之“阳谋”、“文革”中之“大鸣大放”都使无数的人罹难其中。  

从上可见,“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全“革文化的命”,而是对诸子百家以及各种文化传统(特别是劣质的东西)有着继承、“发扬光大”,同时,它“以传统反传统”,终究落入了传统文化的窠臼。今天,我们研究文革学,正需要反思千年传统,反省民族精神,以现代人类文明、现代中华文明重铸民族之魂,防止“准文革”、“类文革”的发生。

──转自《天府评论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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