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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20日讯】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论是改良者、还是革命者，不论是有产者革命、还是无产者革命，任何团体都想充当革命的主角，都不愿在民主制的原则下容忍对方，都力图让自己充当人民的救星，而骨子里都是帝王思想，最后拯救的也不过是他们自己。
康有为与孙中山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无法合作，只是一个开端而已。孙中山的革命行动，和康、梁的维新运动兴起于同一历史时期，都是在甲午战败、民族危亡的刺激下形成的。康、梁亡命日本后，孙曾亲去见康。但康有为“以帝师自任”，托故不见。梁则一度与孙往来密切，还商议过两派合并的办法。在遭到康有为的反对并命他远赴檀香山时，他还约孙共商国是，表示一定合作。但康、梁（从保皇派到立宪派）和孙中山（从兴中会到同盟会）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合作。1905年以后还发生了《新民丛报》与《民报》之间的激烈论战。这实际上为以后袁世凯利用立宪派（进步党）对付革命派（国民党）以达到独裁的目的埋下了伏线。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革命派和立宪派的临时合作造成的。民国建立后这两派也曾有过一次走向良性合作、把中国纳入宪政轨道的机会。1912年秋天，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宋教仁离京南下前夕，曾到天津密访立宪派的精神领袖梁启超，表示彼此应以两党轮流执政（如英、美）相勉励，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梁如当政，他愿在野相助；否则，他出来时请梁善意监督。这原亦是梁的梦想，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
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势力，是不愿意看到中国迈向宪政民主、在政治上展开和平竞赛的。袁世凯把共和称为“办共和”，常和人“谈办共和之成绩如何“。可见，他蔑视共和，只是“以此为试办性质”。上海火车站的枪声在结束了宋教仁年轻生命的同时，也粉碎了宋、梁所谓两党轮流执政的梦想！当时的人就说﹕“先生之死，实为国运所关，岂仅一身存亡已哉！”
此后争当历史主角的意识几乎支配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史。
国、共两党基本上兴起于同一个历史时期，处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面对当时国内的军阀割据、列强干涉，和随之而来的日本入侵，两个都自称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革命党（不是普通意义的政党），必须作出迅速的反应，提出一系列解决危机的方案。
1927年的国、共分裂，固然有种种具体的主、客观的政治原因，但不可忽略一种深藏在中国传统之中的文化因素，所起的重要的作用，即中国传统的历史主角意识。自古以来，在王朝面临危机的动荡乱世中，都会产生许多支反抗力量。这就是所谓的“打天下集团”。这些集团均有排他性，没有容纳异己的可能。
孙中山以他的威望、诚意和大度，在改组国民党时，容许共产党人加入，实际上是与年轻的共产党合作，以便对付军阀和列强。这在当时就遭到党内某些势力的反对，如西山会议派。他死后，蒋介石为了北伐的需要，暂时还能容忍共产党。但广州的种种摩擦，即已表明国、共的蜜月已经结束。他们的分裂是必然的，只是迟早而已。一旦北伐取得重大进展，蒋定鼎南京，他就再也不愿意接纳异己的共产党了。而当时包括蔡元培在内的国民党元老都是支持“清共”的。这里面有太复杂的历史原因。本文只想指出一点，从历史上看，秦末项羽、刘邦之争，元末朱元璋与张士诚、陈友谅之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之争，等等，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决定了﹕只能是一个打天下集团击败另一个集团，单独扮演历史的主角。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说﹕“事实上，中国人如果出现两个政党的情形，就是内战。在帝制终结以后的‘共和’时代，在中国境内出现的披上西式的政党外衣的‘党’，在实质上多半是‘天下大乱’时期的‘打天下集团’。”
中国“不容许有多党存在的文化心理。共和国初年的宋教仁以为可以移植美国式的两党政治，结果以身殉之。这个事件固然有其政治上的原因，但仍不失其文化上的象征意义”。
自此以后，20世纪的中国史便被国、共之争所支配，即使在8年抗战时期，也潜伏着国、共对立的暗流（有时是明流，如皖南事变），甚至海峡两岸的对峙局面延续至今。
本世纪，宪政民主的理想曾两度使中国人激动。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后（1912～1913），多党选举紧锣密鼓，搞得热火朝天。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1946），国共两强对峙，民主党派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宪政政治又一次成为人们的梦想。这两个时期有几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中国经历了巨大历史变化之后（清朝倒台和日本投降），它的舞台上存在着两大政治势力（袁世凯的北洋力量与孙中山的南方革命力量、国民党与共产党），正是在两强对峙未决胜负之前，提供了一种和平地迈向民主宪政的历史可能性。各派政治力量的空前活跃，使中国历史仿佛出现了某种新的生机，但最终都只是九九归一，和历史上每一次群雄纷争一样，归于一强统一之下。这是自秦始皇以来数千年大一统的传统结局。
1945年的日本投降，对国、共两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契机，对中华民族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从重庆谈判到政协会议，这半年时间对中国历史的重大影响，还远未被历史学家们所厘清。政协会议所达成的5个决议，即使今天看来，也是富有民主精神和一定价值的，虽然，那只不过是妥协的产物。但民主离不开妥协。关键是，这些文件都是要在政治上对国民党政府的权力实施制衡，主张共产党及其它党派一起参加政府，结束内战，组成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和毛泽东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目标是完全吻合的。
两个政党都以代表全中国人民的资格说话，都认为只有自己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都拥有武力，随之而来的内战的全面揭幕，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他们都只是争取民意，并寻找对自己有利的机会。因此，和是暂时的，战才是必然的。就如1927年的分裂是必然的一样，1946年的内战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作为当时之执政党的国民党，对内战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但这里面的确包含了更深层的文化原因，仅仅用政治原因是难以解释的。
姑且先不论谁是谁非，我们透过这种现象看到了它背后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一种历史主角意识使千百年来的改朝换代都充满了龙争虎斗﹕不仅仅是推翻旧王朝而已，每个集团、每个领袖都企图扮演历史的主角，从来就缺乏充当配角的勇气。一台戏只有主角是不可能成功的，配角同样不可或缺，而中国的政治文化里恰恰最缺乏主动的配角。
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太惨痛了。──假如当年国、共不分裂，或者抗日战争胜利后真正实现了民主、和平、团结，组成联合政府，现代中国史早已彻底改写。正是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造成了谁也不肯当配角，总想独领风骚，我们的民族才一次次陷入了灾难的深渊。
孙中山和康有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先例我们都已看到，是应该充分认识配角意识的重要性了。人人争当主角，每个集团、组织争当历史的主角，只能导致一次次的危机、一次次的分裂，使民族的精华在内斗中耗尽精力。
我们庆幸地看到在世纪初的历史上还有这样的一页──孙中山、黄兴，一让总统、一辞留守，虽然出于各种压力，但他们无意于恋栈高位，或拥兵自重，主动离开政治主角的位置，是中国政治史上难得一见的、具有配角意识的人，“其胸襟气概，固自高出寻常万万也”。他们才算得上是献身民主事业的人。他们的配角意识，体现了极为可贵的民主思想。
──转自《民主论坛》asiademo.org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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