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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20日訊】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不論是改良者、還是革命者，不論是有產者革命、還是無產者革命，任何團體都想充當革命的主角，都不願在民主制的原則下容忍對方，都力圖讓自己充當人民的救星，而骨子裡都是帝王思想，最後拯救的也不過是他們自己。
康有為與孫中山在上一個世紀之交的無法合作，只是一個開端而已。孫中山的革命行動，和康、梁的維新運動興起於同一歷史時期，都是在甲午戰敗、民族危亡的刺激下形成的。康、梁亡命日本後，孫曾親去見康。但康有為「以帝師自任」，託故不見。梁則一度與孫往來密切，還商議過兩派合併的辦法。在遭到康有為的反對並命他遠赴檀香山時，他還約孫共商國是，表示一定合作。但康、梁（從保皇派到立憲派）和孫中山（從興中會到同盟會）最終還是沒有達成合作。1905年以後還發生了《新民叢報》與《民報》之間的激烈論戰。這實際上為以後袁世凱利用立憲派（進步黨）對付革命派（國民黨）以達到獨裁的目的埋下了伏線。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革命派和立憲派的臨時合作造成的。民國建立後這兩派也曾有過一次走向良性合作、把中國納入憲政軌道的機會。1912年秋天，國民黨的實際領袖宋教仁離京南下前夕，曾到天津密訪立憲派的精神領袖梁啟超，表示彼此應以兩黨輪流執政（如英、美）相勉勵，在即將到來的國會大選後梁如當政，他願在野相助；否則，他出來時請梁善意監督。這原亦是梁的夢想，對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
但以袁世凱為代表的舊勢力，是不願意看到中國邁向憲政民主、在政治上展開和平競賽的。袁世凱把共和稱為「辦共和」，常和人「談辦共和之成績如何「。可見，他蔑視共和，只是「以此為試辦性質」。上海火車站的槍聲在結束了宋教仁年輕生命的同時，也粉碎了宋、梁所謂兩黨輪流執政的夢想！當時的人就說﹕「先生之死，實為國運所關，豈僅一身存亡已哉！」
此後爭當歷史主角的意識幾乎支配了整個20世紀的中國史。
國、共兩黨基本上興起於同一個歷史時期，處在同樣的歷史背景之下（共產黨於1921年成立，國民黨在1924年改組），面對當時國內的軍閥割據、列強干涉，和隨之而來的日本入侵，兩個都自稱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革命黨（不是普通意義的政黨），必須作出迅速的反應，提出一系列解決危機的方案。
1927年的國、共分裂，固然有種種具體的主、客觀的政治原因，但不可忽略一種深藏在中國傳統之中的文化因素，所起的重要的作用，即中國傳統的歷史主角意識。自古以來，在王朝面臨危機的動蕩亂世中，都會產生許多支反抗力量。這就是所謂的「打天下集團」。這些集團均有排他性，沒有容納異己的可能。
孫中山以他的威望、誠意和大度，在改組國民黨時，容許共產黨人加入，實際上是與年輕的共產黨合作，以便對付軍閥和列強。這在當時就遭到黨內某些勢力的反對，如西山會議派。他死後，蔣介石為了北伐的需要，暫時還能容忍共產黨。但廣州的種種摩擦，即已表明國、共的蜜月已經結束。他們的分裂是必然的，只是遲早而已。一旦北伐取得重大進展，蔣定鼎南京，他就再也不願意接納異己的共產黨了。而當時包括蔡元培在內的國民黨元老都是支持「清共」的。這裡面有太複雜的歷史原因。本文只想指出一點，從歷史上看，秦末項羽、劉邦之爭，元末朱元璋與張士誠、陳友諒之爭，明末李自成、張獻忠之爭，等等，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決定了﹕只能是一個打天下集團擊敗另一個集團，單獨扮演歷史的主角。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說﹕「事實上，中國人如果出現兩個政黨的情形，就是內戰。在帝制終結以後的『共和』時代，在中國境內出現的披上西式的政黨外衣的『黨』，在實質上多半是『天下大亂』時期的『打天下集團』。」
中國「不容許有多黨存在的文化心理。共和國初年的宋教仁以為可以移植美國式的兩黨政治，結果以身殉之。這個事件固然有其政治上的原因，但仍不失其文化上的象徵意義」。
自此以後，20世紀的中國史便被國、共之爭所支配，即使在8年抗戰時期，也潛伏著國、共對立的暗流（有時是明流，如皖南事變），甚至海峽兩岸的對峙局面延續至今。
本世紀，憲政民主的理想曾兩度使中國人激動。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後（1912～1913），多黨選舉緊鑼密鼓，搞得熱火朝天。第二次是在抗日戰爭勝利後（1945～1946），國共兩強對峙，民主黨派活躍在政治舞台上，憲政政治又一次成為人們的夢想。這兩個時期有幾個共同的特點，都是，中國經歷了巨大歷史變化之後（清朝倒台和日本投降），它的舞台上存在著兩大政治勢力（袁世凱的北洋力量與孫中山的南方革命力量、國民黨與共產黨），正是在兩強對峙未決勝負之前，提供了一種和平地邁向民主憲政的歷史可能性。各派政治力量的空前活躍，使中國歷史仿佛出現了某種新的生機，但最終都只是九九歸一，和歷史上每一次群雄紛爭一樣，歸於一強統一之下。這是自秦始皇以來數千年大一統的傳統結局。
1945年的日本投降，對國、共兩黨來說，是一個重大的契機，對中華民族來說，也是一個轉折點。從重慶談判到政協會議，這半年時間對中國歷史的重大影響，還遠未被歷史學家們所釐清。政協會議所達成的5個決議，即使今天看來，也是富有民主精神和一定價值的，雖然，那只不過是妥協的產物。但民主離不開妥協。關鍵是，這些文件都是要在政治上對國民黨政府的權力實施制衡，主張共產黨及其它黨派一起參加政府，結束內戰，組成一個民主聯合政府。和毛澤東1945年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的目標是完全吻合的。
兩個政黨都以代表全中國人民的資格說話，都認為只有自己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都擁有武力，隨之而來的內戰的全面揭幕，幾乎是無法避免的。他們都只是爭取民意，並尋找對自己有利的機會。因此，和是暫時的，戰才是必然的。就如1927年的分裂是必然的一樣，1946年的內戰也同樣是不可避免的。雖然作為當時之執政黨的國民黨，對內戰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但這裡面的確包含了更深層的文化原因，僅僅用政治原因是難以解釋的。
姑且先不論誰是誰非，我們透過這種現象看到了它背後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一種歷史主角意識使千百年來的改朝換代都充滿了龍爭虎鬥﹕不僅僅是推翻舊王朝而已，每個集團、每個領袖都企圖扮演歷史的主角，從來就缺乏充當配角的勇氣。一台戲只有主角是不可能成功的，配角同樣不可或缺，而中國的政治文化裡恰恰最缺乏主動的配角。
歷史給我們的教訓太慘痛了。──假如當年國、共不分裂，或者抗日戰爭勝利後真正實現了民主、和平、團結，組成聯合政府，現代中國史早已徹底改寫。正是幾千年來的文化傳統造成了誰也不肯當配角，總想獨領風騷，我們的民族才一次次陷入了災難的深淵。
孫中山和康有為、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先例我們都已看到，是應該充分認識配角意識的重要性了。人人爭當主角，每個集團、組織爭當歷史的主角，只能導致一次次的危機、一次次的分裂，使民族的精華在內鬥中耗盡精力。
我們慶幸地看到在世紀初的歷史上還有這樣的一頁──孫中山、黃興，一讓總統、一辭留守，雖然出於各種壓力，但他們無意於戀棧高位，或擁兵自重，主動離開政治主角的位置，是中國政治史上難得一見的、具有配角意識的人，「其胸襟氣概，固自高出尋常萬萬也」。他們才算得上是獻身民主事業的人。他們的配角意識，體現了極為可貴的民主思想。
──轉自《民主論壇》asiademo.org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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