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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圆周率，圆是无限的，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穷尽其可能性；而正是这份无穷无尽的特质，使它成为艺术家们的理想象征——既代表着可被测量的可见的世界，也同时暗示这世界永远无法被完全界定。弗朗西斯科‧德‧戈雅-路肖恩特斯（Francisco de Goya y Lucientes）画作《红衣男孩》（Red Boy），深受观者的喜爱，被视为展现童年特质的开创性艺术杰作。杜威说：“无须任何完整的观念与态度是目前时代的主要理智特征，被尊为后现代的本质”。机械文明与现代艺术的关系也逐步的从艺术家作画的方式，从笔触到所用的材料一点点的影响画家看世界的观点态度，从感发性的下意识到意识，从非主流到主流，最后主导整个学院派。从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开始，欧美视觉艺术的主题一直是关于神与人的故事。直到19世纪晚期，随着产业革命的发生——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经济发展、个人主义发展最快最迅速的世纪，人类在科学上的发现与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疏离，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注一)，将人类社会带入一个所谓“现代”天地。现代艺术、现代主义随之应运而生，至此艺术成了科学的追随者并且服膺着现代主义。约书亚‧华盛顿（Joshua Washington）带着相机走进一间吱吱作响的乡村木屋，屋里散发着仿佛来自美国西部旧时代的气息，也像电影里的牛仔场景。这位来自休斯顿、帕萨迪纳纪念高中（Pasadena Memorial High School）的高三学生，为了艺术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能鉴定一幅古代大师真迹，是所有艺术专家的梦想，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最近有幸得偿所愿。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简称“大都会”）于近期推出美国首个大型国际借展特展“拉斐尔：崇高的诗意”（Raphael: Sublime Poetry），显然不满足于重复这个熟悉的形象，或将其名作简单堆砌。它要表现的，是一个出生在小山城的孩子，何以成为人类艺术巨匠的生命历程。画作完美地诠释了这样的场面。一艘小船载着一位光彩照人的贵妇和她的两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是婴儿），驶向修道院的石砌大门。年幼的孩子回头望向追赶他们的威胁，这一姿态将整个画面的紧张感展现得淋漓尽致。安全近在咫尺，而危险仍如影随形。文艺复兴巨匠拉斐尔（Raphael）以其笔下温婉的圣母画像以及梵蒂冈的《雅典学派》（The School of Athens）湿壁画闻名遐迩。尽管年仅37岁便英年早逝，他身后却留下约34幅圣母像。这些画像，或许正是解开其作品为何具有普世感染力的关键。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又译阿尔布雷希特‧杜勒）充分认识到了印刷机有待开发的潜力，他预见了印刷机对文字与艺术双方面的文化影响。作为德国文艺复兴之父，他充分利用印刷术带来的机遇，吸收并传播了重获新生的古代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