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清心:马灯下的才女

玉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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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6日讯】四十年前,云南知青点的排排茅草房里,最晚熄灭的马灯,总是女生宿舍中的那一间里的那一盏。烧煤油的马灯,把玻璃罩熏黑了,里面的火苗由蓝变黄,直到变成橙黄色,冒出的黑烟呛得有人咳嗽翻身,或叨咕一声“别招蚊子了!”马灯下看书的姑娘才赶紧捻灭了火苗,钻进蚊帐睡觉。

当年这位看书的姑娘,如今已在美国成就了几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她曾经被邀请进入白宫发表人权意见。二十年前,她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在电脑、英语、工商管理……若干个学科拿到高学位。她在美国教英语,都以为她是本地出生的华裔。

“花生米”和我是老乡

中午西双版纳农场骄阳似火,我们收工回来,蹲在路旁的小溪前冲洗锄头上的红胶泥。身边一声绵软的女声:“用这个好使。”随后一把粘着泥水的野草投到我的锄头上。斗笠下她满头大汗,脸儿涨得红红的。

我们相识了,原来都来自一个城市,住在一个城区。远在万里之遥相遇,我们是地道的老乡了。

她小我三岁,离家来农场时16岁。她告诉我,在山上越干累活,自己越快活,因为可以累得忘记想家了。我们都想家,但是没有像她想得那么厉害。她好像是第一次离开家,年岁又小,看她细皮嫩肉的,估计在家里是被娇生惯养,所以也就不怪她了。她长得胖呼呼、白白净净,脸颊上还有点细碎的雀斑。有人起绰号叫她“花生米”,她听了不但没恼,自己还挺开心。遇上她跟人家扳扛较真儿,问得对方答不上来的时候,他们冲她说:“麻屋子,红帐子”,随后“花生米”指着自己的鼻子接着说:“里面住着一个白胖子。”大家哈哈大笑,就把刚才的抬杠扔到脑后去了。

英国狄更斯的一部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当年在知青点里传看得都卷了边。传到我们几个人手里也是爱不释手,尤其喜欢那里面几十幅素描插图,像看小人书似的,翻来覆去地看个没完。不知什么时候,“花生米”用铅笔把那些插图一张张都临摹下来后送给了我们。当问应了三声,确实是她临摹的时候,惊讶得我们都合不拢嘴,为此谈论了好些天。因为谁看见那摞临摹,谁都会认为一定是出自专业画师的手。她说,小时候父亲教过她画画。

我第一次回家探亲,去了趟“花生米”家。那是两间西房,隔成的三小间屋子。敲开屋门,里面黑漆漆的,一股刺鼻的中药味。她说过,那一片都认识的“大头”傻子是她的哥哥,父母是老病号。傻哥哥见我进来,笔直地站着,手足无措。隔断两边都传出微弱的招呼声,我断定那是“花生米”的父母。依着门框和北头屋里躺在床上的阿姨说了几句话,只见床头柜上,摆满了药瓶、药盒,血压计、体温表,隔断那头还不时传出哮喘病人的喘息声。没呆上几分钟我就匆匆告辞了。

回家来我问母亲:这家人怎么活啊?母亲说,听说都靠留城的小闺女撑着了。母亲说的小闺女,是“花生米”的妹妹。“花生米”离家时,妹妹14岁。

回到农场,我挺不好意思地向“花生米”汇报了那几分钟的家访。我没说几句话呢,她眼圈开始泛红。我尽量往轻松上形容,她还是涌出了泪珠。最后我没的说了,她问了一句:我爸爸看上去还好吧?我内疚得无地自容,支吾道:“还好。”

“花生米”的家事

“花生米”开始慢慢和我聊他们家的事。她说父亲五十岁得子,没想到哥哥生下来就患有“脑积水”。她和妹妹在父母眼里挺宝贝的。

像自家人一样,把她姐俩带大的老保姆,有一天突然被街道轰走了,她被吓愣了,那文化大革命怎么也革她家的命?父母整天不在家,她带着妹妹不知吃什么。她记得保姆大妈用堿水和面蒸馒头。她也照样蒸了一锅,过后揭开锅盖一看,怎么都是暗黄色,比开始的生面团还小,尝了一口,又苦又涩。问了邻居才知道,她用堿之前没用“面肥”发面。

父亲是儿科专家,毕业于日本医科大学,但文革前,被一家大医院下放到街道小医院工作了。不久,那里的儿科远近闻名,每天都排着长队等父亲看病。她问过父亲,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找你看病?父亲说其实自己的处方既简单又便宜,人家开出一周的药,他顶多开三天;人家用高级贵药,他用市面上的大路货,家常药。但他有好些妙招,比如他叫病人把用温水服送的药,改用米汤服送,说那药效就起作用了。

文革一开始,父亲就被揪出来批斗了。后来他双腿走不动路,连公共汽车都登不上去,但是医院不准父亲请假,甚至迟到,否则就不许他回家了。她和妹妹暗地里商量好,无论如何也得让父亲每天回家来,不能被扣在医院里。

送父亲上下班,犯难的是从家到汽车站那几百米远的路,父亲一步一挪,还不时坐在随手提着的马扎凳上歇会儿。这段路,他们得花上一个钟头。她那年13岁,妹妹11岁。她俩整天梦想,要是有一辆小推车能推着父亲走这段路就好了。那时候她们想像的小推车,没地方去买,只在街上见老外推过孩子。

后来父亲动嘴,他俩动手,用家里那辆过去保姆用来买粮食的童车,改装成了能推父亲去车站的小推车。再后来又改装成了折叠式的。

她说,每天都这么折腾,但大杂院里甚至连胡同里都没人发现他们的秘密。因为都是赶在天亮前,人们还没起床时他们就出门了,晚上天黑下来,人们在屋里吃饭时再回家。说到把父亲搀扶下公共汽车,父亲就叫她们赶紧离开,怕让医院的造反派看见,说和反动老子划不清界限。她们提着小推车,站到马路对面的树影里,看着父亲一步一挪进了大门才离开时,“花生米”声音哽咽了。就这样直到父亲退休,但不久她就离家去云南了,把躺在病床上的父母和傻哥哥,都扔给了14岁的妹妹。

“花生米”去美国留学了

几年后我们返城了,“花生米”很少找我们一起闲聊。那时没电话,隔上一段时间,我们就去她家聊聊。一次,发现她家房前盖起一间小屋,有窗有门。墙体虽是红、灰色的旧杂砖垒起来的,但是见棱见角,看着专业规矩。问,请人盖这间屋子得花多少钱?躺在里屋的老太太搭腔:“哪请什么人啦,是她姐俩盖的。”“花生米”说,其实垒墙才花了两个晚上,功夫都花在做准备上了,捡了半年的砖头,凑了点石灰沙子,还捡了人家丢掉的一副破窗户门。老太太说:“姐俩是夜里干的,白天妹妹上班,姐姐一人干没把握,怕垒歪了。”夜里怎么干,黑灯瞎火的?“花生米”说,等满月的时候,月光足的那两天。

她推开新屋门让我看,靠里面一张单人床,床头放着一把口琴,房间里窗明几净的。“花生米”说,她回来了,把大哥挤得睡哪都不合适,连他想吹吹口琴的地方都没有。

大家忙着谈对像结婚的时候,“花生米”在考大学。她母亲说,考试前一天,她还在工厂里上班呢,蹬辆三轮车,脑子一走神,和对面的车撞上了,差点儿没出大事。

她上了一所普通师范院校,我知道这“考”字后面还是有文章,并非公平竞争,真为她打抱不平。当年在茅草屋的马灯下,她就自学了高中数学,阅读英文书刊了,所以她应试当时的高考是绰绰有余的。

她毕业了,好像更忙了。我们都已为人之父、为人之母时,她说要去美国读书了。给她送行时,知道她父亲不在了。家里七旬老母倒显得格外开心,我奇怪她怎么不留恋女儿?老太太说:“我们拖累她这么多年了,知道她的心气高,连续几年托福考试都是前几名,不能再拽着她了。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在这儿只能窝囊着,有什么希望?她父亲带着一肚子学问走的,她跟她父亲一模一样。”

我从“花生米”的眼睛里看得出,她的心已不像她的绰号那样光滑莹润,那上面刻有太多太深的伤痕。她不虚荣,也不崇洋媚外,从来都把自己当做这个家的顶梁柱。“父母在,不远行”,她懂得这份道理。这次是母亲、妹妹一起把她推出去的。

我回家探亲,一定会去“花生米”家坐坐,尽管她没托付我代她“探亲”,但是在那三间充满了中药味的小西屋里,和老太太叙叙家常,往事会一幕幕涌上心头,小推车、黄馒头、月光下“拉线瞧活”的两个“泥瓦匠” ……,有种人去楼空的惆怅。

寻梦去的“花生米”,你在大洋彼岸梦已成真了吗?你一定也时常梦归故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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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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