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丛林铁厂(9)
（五）夺命练焦场(3)
两个已在白天出焦时耗尽了体力的年青人，抬着满筐煤炭，在昏暗不明的练焦场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跄跄前进，稍不留神，两人中只要有一人被路上的一块石头绊倒，那么两个人就会连带那满筐煤炭，跌倒在路上，最轻也要擦破表皮，跌伤韧带。
脚上已经因疲劳缺乏稳力，加上光线暗淡，跳板摇晃从高的跳板上跌下来可就不好玩了。如果人跌伤后，随之坠下的那一箩煤正好又压在受伤人的身上，那么其后果就更惨了，那是有性命之虞的事。
偏偏为了增加“大跃进”的气氛，每到晚上，煤窑出口处的高音喇叭便不停的发出鼓噪声。
进行曲刚刚停，便是一阵阵催命似的喊叫：“五号炉已快装完了，其余各炉加油！”“八号炉怎么掉这么远，赶快跟上”之类的吼叫喊个没完。
我同刘汉光对抬，他在扛绳的位置上耍小心眼儿，虽然我们争执著，但也不停地提醒对方，大家都已十分困乏，加上漆黑的路又被耀眼的炉火晃花了眼睛，跌倒是常有的事。每次跌倒，他都要朝着喇叭的方向诅咒道：“夜班饭吃了不消化是不是？有本事你来试试。”
晚上过了十二点以后，整个的脑子便会不由自主的停顿了指挥，脚上往往不听招呼的直打“醉拳”。抬着沉甸甸的煤，有时两个人会突然的停下步来，我有几次在后面听到抬着杠，他清晰可辨的鼾声，便索性叫醒他，两人干脆就倒在炉旁呼呼大睡，直到被人从梦中踢醒。
这就是狂噪的“持续第二年大跃进”的最后时刻，我们就是担负着这种有毒的，高强度，高度体力消耗，也是高度危险的劳役渡过了1959年最后的两个月。
幸好，托老天保佑，这种带着生命危险的劳动也仅仅只有两个月，就在这两个月中，几乎人人身上都挂了彩，明显呈现中毒的人数占了一半。万幸的是，还没有发生手足致残，中毒丧命的事。如果时间再长一点，我们这六十余人难保不会有捐躯丛林的悲剧发生。
第二年即1960年春天，留在丛林的六十余名同学和两位老师，集中到广元坝农场，在广元坝农场，学校分别为三十几名同学摘了帽，并回到重大，算圆了他们复学梦。
不过，这两年的监督劳动倒真使他们成熟不少，原先对共产党的迷信，终于在所见所闻中矫正过来。只是迫于压力和自己前途命运的考虑，而把这些所见所闻暂时的隐瞒在心底里。
他们虽然复学了，却永远留着“磨难的烙印”。在以后不断地揪动阶级斗争和漫长的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依然是“运动员”。
挨批斗，入学习班，游街，从来没有断过。其中因承受不了这种侮辱而自杀的就有好几位。
例如1959年第一个被活活踢死的颜亨楷，那时我们刚下农村，分散在农家，大家又互不通气，直到后来才知道，其经过的情节至今都不清楚。
1960年因无法忍受非人虐待。在厕所里悬梁自尽的尹安民，便是我进了南桐看守所后发生的事。
迄今为止，中共当局仍为坚持其一党专制，而隐瞒这段悲惨的历史，将它轻描淡写为“极左”思潮的危害。
而我们这一代可悲的受害者，仍慑于专制主义的淫威，还不敢公开揭开这一页。
不过，我们终将在中国的历史上翻开这一页，面对着这段历史史实。我们中当年受残害的人将以毛泽东罪恶的见证人，等待着正义的法庭将罪魁祸首推到历史审判台上的一天。
“向征夫之前路，恨晨光熹微”（归去来辞）
1960年春天，由于冶炼出来的是一堆不能炼钢的废铁，丛林铁厂同全国各地一轰而上的小土群高炉一样，被迫关闭。
重大“右派”同学离开丛林去广元坝农场集合的那天，炼铁厂的几个工人，指着那些耸立在后山坡上望天长叹的小高炉，摇头叹息道：“那是花了好多工人、老百姓的血汗干的‘空事’呀。单单为建立这几个炉子而损失的树木，就是几十年也长不成原来那样了啊，真可惜。”
然而，当年大吹大擂建立这些小高炉的策划者、组织者、督战者，现在却一个都见不着了，他们兴许认为他们不但没有任何责任，还会在以后的个人履历表上填写上这一段“光荣的历史”，说自己如何付出了好多不眠之夜和心血，为绘制三面红旗的“壮举”而贡献了一切。
在即将离开丛林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之中有多少人在用心地思索和总结这一年零七个月，而我却因那本在“反动日记”被人发现，成为又一个脱离这个集体的游离份子，被押到新的地狱里。
1960年1月26日下午，我被鲁召押送到南桐矿区看守所。(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