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丛林铁厂(3)
（一）草脚码
有一天，当我刚上山，便起了大雾，山上顿时四处茫茫，阴风四起，这是要下雨了。气温突然下降，我却只穿了件袷衣，肩上除了一个护肩什么也没有，冷风吹得我直打哆嗦。心里突然很慌，嘴唇发紫，心里明白，这是高山反应，连忙走进了山腰的一户农家暂避。
白果山区的老百姓，常年不断地在堂屋地坑里燃着树疙瘩，我穿着破袷衣和破胶鞋，那单薄的裤子上还沾着一血迹，自忖一定比乞丐还狼狈。
走进大门，怯生生望着那火红的地灶。那旁边正坐着一个老汉和一个老大娘。从他们花白的头发和面容判断，大约都上了七十多岁，平时路过已很面熟。老俩口见我进去，老大爷从旁边拿了一张长凳，面对着火炉，叫我坐下。
那火炉送过来的一股暖流，使我瑟瑟作抖的身子镇定下来。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下意识地将双脚伸向火边。
老汉注视我裤子上沾着的血迹和脚上的破胶鞋，片刻以后，便叫我把裤脚管卷起来。脱下鞋，双脚上被石片划破的伤口在火光映照下，已现出紫色。他回身里屋，取出些捣碎的草药，又去灶房取了一瓢泉水，为我轻轻洗去血痂，在伤口上敷上他调制的草药，用一块白布替我包好。
我联想在赵凡家落户时，那赵老汉也是用自采草药疗伤的，心里好奇，想问这草药是什么草，但没有开口。
那老奶奶却从地上拣起我穿的那双破胶鞋，叹了口气，进里屋去取了一双草鞋出来，告诉我这是她老伴平时闲下来编织的，叫我穿上后，指着那破胶鞋说：“这哪能穿呢？扔了吧。”
尽管毛泽东天天在摧毁中国礼教的仁慈、宽爱，把人和人变成了除厮杀和仇恨外，什么也没有的野兽。但今天，两个老人用他们的行动证明，植根于人性之上的仁爱，永远不会被暴虐的政治所泯灭。
我将要离开时，老汉走出门外，拣了一小指稻草，教我挫草绳，然后把挫好的草绳，套在脚跟上挠结打扣，便牢牢的捆在我的脚板上，护定我的脚跟踝骨，踏下脚觉得挺轻快。他告诉我：“这叫脚码子，山里人是从不穿鞋的，雨天路滑随便在那个草树上，挽上这脚码，爬山利索又不容易滑倒。”
我穿上了老奶奶送给我的那双草鞋，站起身来，深深向二老鞠了一躬。走出茅舍，回头用心记下了这儿的位置。从此以后，我每经过都常来这儿歇脚，我真想知道他们何以单独的住在这荒山野岭中。
三个月后，当小高炉相继在丛林小学山背后山梁上“站”立起来的时候，也是全国粮食告急之时。敞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无法再维持下去，所有从城里来的居民陆续地遣送回各自的城镇。丛林街道上的蓬帐一天天减少，留在马路边的是一些破衣烂裳，竺林沟重新恢复了原来的清静。
丛林铁厂的伙食团也已落成，从大礼堂搬到了紧靠马路的一幢平房中，所有丛林铁厂的职工重新按照定量吃饭，八人一桌。自取米饭的共产主义生活，仅维持了三个月。
八人一桌取消后，铁矿的工人按自己的粮食定量和经济能力，买回所需的饭菜票。对我们这七十名右派，剥夺了购买菜饭票的权力，每个人的菜饭一律按定量发给了我们。这种定量对我们这些运送园木的小伙子勒紧了喉管，超负荷的劳动本已难以承受，再加上腹中饥肠辘辘，怎么完成规定的任务？
记得以往早上，我出发时都要揣四个馒头上路。现在按定量，只能拿两个，还没来得及在白果山头打转身，肚子里的两个馒头便下了肚家坝。开头几天还忍着，不几天，饥饿便成了我们最大的困扰，我们脑子里成天都在打吃的主意。
开始，我们还用乞讨的办法，每次晚上等打饭的人都走以后，等到结尾时，走到取菜的窗前乞求炊事员，把剩下的菜多给我刮一点。但碰上菜全打完时，便只好饿一顿。
有一天，伙食团长嚷道，发现有人把饭票的数额私自窜改了。我明白，这多半是我们这几十个苦孩子干的事，便想也学着干。
晚上天色已黑，灯光昏暗，上夜班和下班的人正多，瞅准炊事员正忙碌的机会，便把事先一张一斤的票额改成十斤的饭票，塞进了窗口，心里扑通扑通的直跳。
只见那炊事员正要找补，却不料那伙食团长走了过来，抓起刚才塞进来的饭票逐一辩认，恰好，我就碰在了钉子上了，当场被抓了一个现场。自尊心对我们已经很淡，当场的难堪还算不了什么，倒是偷鸡不着倒蚀了一把米，那一斤饭票被没收了。
晚上鲁召又召集了小组会，雷尧黑着脸数落我平时对食不裹腹的牢骚话，提上抗拒改造的纲上。这下子辛辛苦苦一年累下来返校求学的希望，被这件事影响了，心中着实懊悔了一夜。最后打定主意，勒紧裤带，苦熬下去，等到过年以后，看看能否重新返校吧。
然而饥饿毫不留情地折磨着我们，尤其是大肚皮江远，他竟在半个月内吃掉了发给他一个月的饭菜票，剩下半个月只有吊粉肠了。王怀寿看到他一派无奈，对他采取了特殊“照顾”，每天只发给他当天的饭菜票。
我们把目光集中到运送木料经过途中，满山遍坡的包谷红苕地里。那时，包谷已挂了黑须，红苕也结出疙瘩。然而这些诱人的庄稼，却又偏偏集中在沿途都有农家的山沟底下。
天晴时日，一目可穷数里，白日行窃，极易被社员捉获。夜间打扒又无法赶回住地，便瞄准阴雨晦暗的时候，看准了农家稀少的地带，无人时，便连忙把包谷、红苕连泥塞进预先准备好的口袋里，慌慌张张赶到半山上的伙食团，趁人不备，便将这些猎物埋在那里的炉膛下面。
等到捞坑木一趟打得转身，又偷偷地去那里取出烧得香喷喷的“加班粮”。但这样作案，所遇风险极大，不是被民兵截获，就是埋在灶膛下的东西被他人扒走，一无所获。
渐渐的，大家也将发给我们每月两元钱的零用钱，凑集起来，去向那伙食团长“分”出些胡豆、包谷之类的东西，就地添了从地里所得的新鲜货，可以勉强吃饱一顿。
然而，无论复学的诱惑力有多大，“右派”们所承受的压迫有多沉，饥饿和内心的冤曲，加上下乡以来对共产党政策之所见所闻，都会产生巨大的反抗力，这种在我们心中增长的反抗，便陆续暴发出来。
面对这种不堪忍受的役使和饥饿，想逃亡的岂止一人？成天同右派们生活在一起的下放干部，对这些蛛丝马迹有了查觉，这正是这些干部起作用的时候了。他们专门开了会，对这七十个人作了进一步的防范，去上山伐木的小组，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下放干部跟着，来去要求集体行动。(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