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赵家湾(5)
(四)大跃进时期的农村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是毛泽东的爱好,他要成为中国百姓的太阳,岂能不时时发光?赵凡把界牌联社下发给他的所有文件都抱出来了,他说他因为只有初小文化水平,所以虽然联社要求他向社员们全文宣读,但他从来没有读过。现在他决定委托我宣读上级下达的文件。对于这种照本宣科的事,我答应了。
成熟的包谷,刚刚从山上抢收完毕,便碰上连日秋霖,稻田里已熟透的稻子,倒伏在水田里,发黑发霉,无人收割。遍山的红苕烂在地里发霉,生芽,也不敢私自抢收到家里。谁要是把这些烂在地里的粮食收藏进屋,那么那十五岁的放牛娃就是“先例”。
大伙的目光都盯着的同村的人,虽然那目光极为饥饿和渴望,但对同村人的违规举动会马上喊起来,“看,谁在土里挖红苕了?”并且报到赵凡这里来。他们最多饥肠辘辘的望着这些烂掉的粮食,以“水肿病”为理由不出工。静静地忍受农业合作制的淫政之威。
然而大概受了曾二爷亡灵的启示,下湾的几家人,竟趁着深秋的两个雨夜,突击抢挖,把两块大约一亩地最好的红苕,挖了个精光,还连夜把挖出来的红苕用炉膛的草灰裹过,下到了两个大窖里。等到过了几天天色放晴,张二娃来向赵队报告时,那埋在土窖里的红苕,已被饥饿的农民吃掉了一半。
想瞒是瞒不住了,赵队长除了如实上报外,带领三个民兵收缴了地窖里所剩余的全部红苕。接连还开了三天批判会。这一次,下湾的人第一次齐心,大家闷坐着,一个也不发言。赵凡出于无奈以每人每天扣除口粮二两,时间一个月,向上作了的交待。
连续二十天的阴雨,我睡的楼板上到处都泛出白色的霉灰。我在楼阁上私藏了许多包谷,那是在收获季节时从院坝里取回留下的。此外,还有那枣树上打下的枣子。因为食物丰富起来,老鼠却常常在我睡觉时,在我脚前蹿来蹿去,而我一个人特感孤单。
想到复学,我便从书包里取出课本笔记本来,伏在地板上,借着天花瓦片的光,细细地复习起功课来。我还天真地担心到劳动结束以后回到学校功课荒废了怎么赶?
一直到将临中秋的时候,老天才开始收敛起它的哭脸。天刚放晴,赵队长便将赵弯的百余劳动力驱上了土地。首先,当然是抢收已经烂在田里的水稻。工间休息,大家都会把稻穗捏在手心里用力搓,再将搓下的壳粒一把把往嘴里送。乡里人的吃壳吐壳的本事真强,一把黄壳入口,用不了一分钟,就会把那谷壳往水田里吐出,然后嚼那吐了壳的“米”,这倒是“充饥”的好办法,比偷红苕、包谷、拣烂李子吃,无论从营养和卫生的角度都好。我也跟着大家学,只是那刚从穗上剥落下来带着刺的谷壳,老是“缠着”舌头。
第二天赵凡到界牌去开了整整一天的会,晚上回来得很晚,他带来了界牌人民公社将于下周开成立大会的消息,并且还带回了一大捆“志愿申请加入人民公社”的表格。
共产党一贯的规矩,“务虚”以后就要“务实”了,一个接着一个的群众运动内容虽然不同,但程序都一样。
次日晚上的学习会上,赵队长亲自主持社员大会,嘴里生硬的翻着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总路线这些怪拗口的名词,不时用眼睛打量我,似乎希望我能对他完全讲错了的话多加“包含”。
但从他那别扭而一本正经的态度上,想像得出,这是“上级”十分重视而又极其重要的事情,不能当成平时学习可以交给我。虽然人们对诸如:什么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在那里?为什么必须“坚持”社员自愿加入公社的原则?可否不加入公社,甚至于单干等等,—头雾水,这位队长讲得连自己都一片茫然。大多数“社员”仍以鼾声回应。
他却并不顾及这些,只知道“上级下达的任务他只能完成”这一条。当场就把志愿申请加入××公社的表格,发给到会的每一家。对于没到会的两家人也由他们相邻的人带回去。并且告诫大家,必须在三天之内填好,交上来。
任务一下达。我的事便多了起来,赵家湾五十户人家的上百张表格,几乎全由我一人填写。那三天,从早到晚,我就“脱产”出来成为填表的突击手。虽然我知道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符合志愿”这个原则。好在上级在这一点上绝不会查实,也不会去检查这些表格真实性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