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贱伤农”、“菜贵伤民”几时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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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1年05月20日讯】(大纪元记者肖恩综合报导)“菜贱伤农”问题刚刚闹得纷纷扬扬,还没有得到解决,“菜贵伤民”问题又被实实在在地推到了百姓的面前。随着部分地区雨季的到来,以及长江中下游中国农作物主要产区创记录的大旱,全国各地从“菜贱伤农”急转为“菜贵伤民”眼看就要成为现实。菜价上涨,菜农该能赚钱了吧?但蔬菜的欠收,菜农仍是忧心忡忡。而与此同时,不断攀昇的菜价又对市民生活造成了重大影响。这种跷跷板式的对菜农和市民的打击,症结到底在哪里?

广东地区暴雨连连蔬菜减产价格上升

据广州日报报导,广东地区最近的连场暴雨,一些蔬菜品种价格已经回调到低价时的两倍以上,从“菜贱伤农”急转为“菜贵伤民”眼看就要成为现实。

菜价上涨,菜农该能赚钱了吧? 走进广东番禺石基镇长坦村的菜地,不少叶菜枯黄失收,还在地里的都是刚刚长出的菜苗。4月份以来经常下雨,每次雨水一过,毒辣的日头再晒一晒,蔬菜一般都会减产,运气不好的话整个绝收。随着天气越来越糟糕,蔬菜量减价增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当时两毛一斤的小白菜和芥菜,现在都已经升到七八毛。如何在接连不断的雨水中保证产量是个大问题。

此外,由于前期蔬菜价格太低,不少农民自家的田里,在下雨前就把菜收了,种上了水稻。

菜价谷底回升已经成为了事实,市民开始担忧菜价急涨。近期雨水丰富,蔬菜量上不来了,因此市场供需方面发生了变化,价格又突然上来了。就在菜价看涨的时候,很多前期弃耕的菜农手中已经没有菜了。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持续干旱对蔬菜价格的影响即将显现

据大纪元的采访报导,湖北省的持续干旱,已经导致全省千余座水库水位跌至“死水位”以下,水库有效蓄水基本用完。截至到5月15日,全省有1,392座水库低于“死水位”运行,其中中型水库4座,小型水库1,388座,从电视的报导可以看到有些农村的土地已经干裂。

号称中国第一大淡水湖的鄱阳湖湖面缩减82%。受历史罕见春夏连旱及上游来水偏少因素影响,湖鄱阳湖明显“瘦身”。江西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通过卫星对鄱阳湖水面遥感监测后发现,5月18日,鄱阳湖主体及附近水域面积为1326平方公里,仅为历史同期多年平均面积的一半,是有卫星遥感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小水面。

江西鄱阳县朱家桥村曹先生告诉大纪元,水稻栽下去已有一个多月,有的地方种不了,现在没钱抽水,用水基本上用深的井水,从河里排灌的设备报废了,政府也没去管理,好多年都自己解决,老百姓都是靠老天吧, 预计今年的农作物将损失惨重。

3月20日至6月20日是鄱阳湖休渔期,是鱼苗放养和繁殖的关键时期。专家分析,由于出现同期罕见的枯水位,鱼苗无法放养,预计鄱阳湖区今年水产养殖业收入会明显减少。

公路收费、油价上涨及行政管理费的只升不降是主因

中国资本证券网-证券日报对公路暴利收费的跟踪调查给出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亦即“最后一公里”问题。

产于山东的西葫芦在产地的收购价是5分钱一斤,到了北京的社区菜市场后,价格变成每斤一元。这中间的价格涨了20倍。一边是菜贱伤农,一边是“让菜价飞”。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核心环节竟然是菜地到菜摊的最后一公里。

北京市物流协会的调查发现,蔬菜从批发市场到零售市场的这最后一公里,流通成本比从山东拉到北京的费用至少高出150%。而且,不光是蔬菜,几乎所有的商品在进入城市最后一公里时,都不容易。

如果说蔬菜进城难折射出城市管理的弊病,那么过路过桥费的泛滥对推升菜价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扬子晚报前不久对蔬菜从采摘、运输、市场批发到零售作了全程的跟踪报导,除了公路罚款、汽油价格之外,还特别分析了政府的行政收费,是菜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车25吨的蔬菜原先来的进门费要交750元,自今年4月8日以后,一夜之间涨到1500元,这种费用肯定要加到蔬菜价格上。

8万块一年的摊位费, 还是要涨到蔬菜批发价上。菜市场的经营户说,菜市场的摊位费马上还要上调,幅度达到30%,也就是说,一年10万多。这种不断上涨的市场行政收费已经导致很多经营户撑不住了,都准备“逃离”蔬菜批发市场了。

大纪元最近对中国大陆山东聊城、安徽合肥、陕西西安等地进行了系列采访,菜农菜价低、城市菜价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的物流成本太高,尤其汽油价格从 2005年开始至今涨了几乎一倍,造成运输成本的增加。

由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大石油公司控制的汽油价格的大幅度增长,给蔬菜运输环节增加了极大的压力,如果油价能降低一些,运输环节就会有更多一点的利润,也为菜农的菜价增加一点价格上升空间,为城市菜价的下调提供了可能。

不允许农会的存在是“菜贱伤农”的根源

网络评论员镇江剑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不允许农会的存在是“菜贱伤农“、“菜贵伤民”这种怪圈存在的根源。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菜贱伤农”“菜贵伤民”,这种经济学上农产品蛛网理论的典型案例,在中国大陆多次上演,甚至越演越烈。

目前,中国农民的生产决策,多靠经验与相互之间有限的信息交流,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这种口口相传的信息,很容易造成某类农产品涨价,来年农户大量种植。跟风式的生产决策,使农民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在现有体制下,农民是农产品从生产到流通的所有环节中最弱势、信息最封闭的群体。

其实,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并不难,海外的日本和台湾农会就让农民活得很有尊严和轻松。

日本农协发展至今,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最为成功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和国家对农协的法律保障、政府对农业的大力支持分不开。日本政府对农业提供了巨额财政信贷支持,农协比其他法人纳税率低 10% 。

台湾的农会是台湾分布最广、影响最大、最为完善、功能最为齐全的农民组织,服务涉及农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和领域。实行的是民主选举和管理,强调农民素质的提高和技能的增强,还包括农民政治地位和权益的保护等。

镇江剑最后表示,为什么占总人口70%的中国农民却没有农会组织?难道是因为农民没有这种需要?难道几亿农民不需要自我保护?难道是因为农民太散漫、太愚昧、太落后,无法形成 自己的统一组织?其实都不是。中国大陆至今没有农会,原因很简单,长期奉行愚民政策的中共,当年就是靠农会的支持和鼓动农民 造反,抢夺了国民政府的天下;中共窃国后,当然不能再容忍这个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有自己独立的组织,生怕有一天有组织的农会会造它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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