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9月30日讯】（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主持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洛阳性奴案”，希望大家能够打热线直播电话跟我们一起讨论。
刚才我们在讨论这个案子是不是可能由一个人做的？这就牵涉到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很多都很感兴趣的，为什么这个案子在刚刚报导出来的时候，洛阳市委会派两个人去找到这个记者，说他是侵犯国家机密。那么您认为这个案子能不能算是国家机密，为什么有人会把它认为是国家机密？
陈志飞：这“国家机密”，咱们都是从大陆过来的，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民间最普遍的说法就是看当权者怎么定义。如果当权者认为是国家机密，那它就是国家机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洛阳市委作为当地最高的行政机构，甚至是权力机构，他应该有权力来定这是不是国家机密。因为对洛阳来说，从他市委的角度来说，这就是当地的一个机密，他也确实是这样做了，而且他有这样的意愿，也有这个能力想把它一直盖下去。这就造成记者一直没有办法来查清此事的一个原因。从他的角度来讲是机密，但是从整个国家的法律，中国整个普遍的法律来看的话，这不应该是机密，因为我们有谈到了。
另外，刚才你也说到了，李浩这个人从事的职业不是公务员，现在也已经撇清了。那么实际上它就应该是正常社会的一个犯罪案件。那么洛阳市委、当局为什么一方面想把他描述成一个无业流氓，就是一个跟政府毫无关系的人，也跟党毫无关系；另外一方面用国家机密来压这个记者。这个我觉得是自相矛盾的。
杨景端：我是觉得这事很荒唐，国家机密是泄露给国外的一个牵涉到国家的，作为一个洛阳市地方的这么一个犯罪事实，根本不存在，充其量是“洛阳机密”，还称不了“国家机密”。但他这样做也是上行下效，因为中国政府经常以“（泄漏）国家机密罪”去迫害异见人士，这样那样的，江泽民的病情也是国家机密，啥都是国家机密。所以底下这些小官也学会了，只要他不想人家知道的什么事情，他就说是“国家机密”。
主持人：所以它订这个机密，可能也没有一定的规则说是什么可以订、什么不能订，也没这样的规则。
杨景端：就是无法无天！
主持人：好，杨医师，因为这件事情牵涉到一个问题。当警方去解救她们的时候，据说她们开始是很亲热的叫他“大哥”，以为是大哥回来了，然后当发现是警察的时候，他们又大哭起来了。因为后来据说警方调查的时候，还有人替他说话，就有人说这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您认为在这个案件当中，显然当她们发现是警察来解救她们的时候，她们大哭了，所以她们并不见得是完完全全愿意被拘禁在那里的。这个情况您觉得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怎么来分析它？
杨景端：可能不是所有的观众朋友都知道“斯得哥尔摩综合症”是什么，它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绑架综合症”。就是当一个人他被绑架了以后，他最担心的是生命的安全，这个绑匪如果能让被绑架的人相信他随时都会杀了他的话，这个被绑架的人唯一的愿望就是求生，只要能活下来，怎么招都行。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绑匪如果再给他一点小恩小惠，给他吃的，说点好话，说不杀你，因为他本来可以杀他，如果不杀他的话，这个被绑架的人已经感激不尽了，如果再给他点吃的喝的，这些被绑架的人由于求生的欲望，他又产生了一种被扭曲的情感，这个情感实际上就是对绑架他的人产生一种感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被绑架的人管他叫“大哥”什么的，甚至警察来的时候，她们一开始还害怕警察把她们带走，因为她们已经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扭曲的，我们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的发生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她完全相信他可以对她下手，能够杀了她们，事实上有2个女子在这过程中被杀死的话，这本身对其他人就是一个生命的威胁，所以她们觉得这也会发生在她们身上，如果她不听话的话；第二、他把她囚禁在她完全跑不出去的（地方），几乎没有可能跑出去，她是绝望了；还有一个，她现在唯一跟外界连系的渠道就是这个人，所以她没有任何讯息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她的确产生了这种被绑架的综合症，她对绑匪反而产生感情。
但是因为她们人来的时间都不一样，有的来得长，有的来得短，像这个我不太了解，就是跑出去报案的这个，她显然没有完全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她显然是找到机会就要逃掉。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他把她们带出去，实际上给了她们一个机会。所以它是这样一个过程。
我觉得如果再放大一点讲的话，这些人在外面她已经有某种程度上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了 ，即便在没有被绑架之前。因为中国整个大社会就像一个封闭的，像他们这样没有选择的，出不了国，干什么的，等于是被控制在中国的封闭社会里面，她们自己能有的选择非常少，她能得到的舆论都是国家政府给她的，所以这些对她们很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现象，本身有一个很大的环境透露出来。
主持人：陈教授我想问您一下，警方当时说是机密，他们后来自己说有两个考虑，一个是申办文明城市，跟他城市的面子有关系；另外一个，他说透露过多的细节可能会引起社会恐慌。
但是显然这个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和她们的表现是警方透露出来的。警方为什么一方面要保密，不让媒体报导；但是为什么一方面又要透露这样的消息出来？而这个“透露”显然不是很容易的就采访到，因为，倒是说8个副局长还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知道这个案情的，所以这些警察能够透露出这些案情来是什么原因？
陈志飞：你说的就是抓住了他们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你说害怕把这个细节透露过多，这样造成别人会模仿，这好像是起了一个社会公益的作用，它考虑到它自己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它又故意让人知道了很细节的东西，尤其是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很详细的细节。让人直接产生：到底警方是怎么考虑的？
就我来看的话，警方实际上是想把这个事件肇事者的范围扩大，它不想让人们和读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李浩身上。我觉得它现在有这个意愿是想把案情变得更加复杂，甚至是把很大的责任推到这几个在社会上阶层最低的这些舞女的身上，因为这样的话，洛阳就可以保住很大的面子，另一方面这个案情的恶劣性就会大大的降低。
因为如果是李浩一人做的，完全是李浩在其中操纵一切的话，那说明这个案件的恶劣程度是令人瞠目的。但现在呢，比如警方主动透露出来的，说有2名女子被杀，但（其中）一名女子是另外被绑架的女子杀害的，李浩在其中只是起唆使的作用。
现在4个女子被收监，据我观察，从刚开始的受害者现在变成了可能的从犯，甚至犯罪者。中共体制内的所谓“法律专家”已经说了，不管这些女子在作案的时候是被胁迫的还是主动的，她们都要受到法律的惩罚。那么这个案件从它的恶劣性质，很快的降档成了一个集体犯罪，而且它的恶劣程度，从李浩的身上转到了本身就是受害者的舞女身上。所以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伎俩，或者一个手段，想要使这个事情故意的复杂化，然后把这个责任推到其实是受害者，最无辜的、社会阶层最低的舞女身上。这样可能使社会的公愤得到一定程度的降低。
杨景端：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这警察他实际上比较无知，他并不了解什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他只是觉得：噢！你看他和她关系不错，他对她不错，他是想用这个情节来淡化这个恶劣程度，但是他不知道这恰恰是这些人受到心理创伤以后的一个现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主持人：好。我们现在接一下加州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您好。
张女士：你们好，我想借此机会讲几句。我觉得这种事情只能发生在中国、北韩这种邪恶专制共产党的国家才能发生，拿人不当人，没有人权、没有人身自由。第二点，中共撒谎骗人是一贯的伎俩，因为我在中国大陆出生，在那里生活了大约40年。“文革”期间不就是吗？发动人民群众斗群众，群众也都成了罪犯了，也拿着棍子、棒子去杀人，乱成一片，就是这样的。我觉得现在可悲的是有很多人还相信它们；可喜的是，有些人觉醒了，都已经退出共产党的党、团、队了。
再有一点，我觉得中共这个伪政府、伪政权，这是它们要倒台的前兆。现在乱象很多，这就是其中之一。好，谢谢。
主持人：谢谢张女士。张女士现在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事情只能发生在中国。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案子其实是一个比较随机发生的，就是不一定会发生在什么地方；像囚禁别人然后做为性奴役或者是性奴隶，这种案子在其他国家也有，而且有的非常严重。
我想请两位回应一下刚才张女士所谈到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只有中国才有，如果说这个案子其它国家也有的话，和在中国发生的这个案子有什么区别，就是说案情的差别在哪里？它需要的社会条件差别在哪里？
陈志飞：从我来看的话，别的国家像您说的，的确在西方国家，或者甚至一些次发达的国家，它其实都有这种现象，甚至有武力胁迫啊，有武装的人口贩运啊，组织强迫卖淫。前两年，有很多妇女从东欧被卖到美国来卖淫，它地下的黑社会还是很猖獗的，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最让人瞠目的就是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官方对它的反应，我觉得这个就很蹊跷。
因为如果在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发生了这么一个恶性的事件，一个人强制拘禁很多女子的话，媒体肯定是要放在头版来曝光。那么当事者、受害者的情节，各方面都会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个情节就像刚才某位观众说的，它是非常简单的。但是我们现在在案件发生之后那么长的时间，整个社会不知情，而且是一个记者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才把它抖露出来，抖露出来之后又受到官方的某些压力，一直在把这个事情往下掩盖。这个我觉得是跟正常社会完全不一样的。
主持人：那您讲的是事后的一些……
陈志飞：对，事后的一些现象。
主持人：那么像这个案子要发生，而且持续这么长时间，杨医生您看这案情本身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杨景端：我觉得这个案件本身的恶劣程度也是非常登峰造极的，为什么呢？一个就是说，他能把这6个人……这么一个人能把这么一群人，过去我们在国外知道，有的人把自己的女儿，或者是绑架了邻居的孩子呀，很少有一个人他有个本事，能把这么6个人绑架在一个地方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地方。第二个，在这个过程中杀死了2个人，竟然就埋在那个地方，这个事情也是一个令人发指的事情，也是一个很恶劣的事情，这个过程。
第三个，这个人他能够有个工作，还有家，还能做这样一件事情，我的确相信他不是一个人作案，他一定是一个团伙的一部分。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他被发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其他的人，或者是其他人为了要保护自己，现在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从它这个性质来讲，虽然国外在历史上各个国家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但是这样恶劣的事情，最近还是很少听说。
陈志飞：我觉得要补充一下，包括对刚才这位张女士的一个反馈。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她说的是有道理的。就是这种事情我刚才说在别的国家可能发生，但是在别的国家发生的话，它是社会边缘的一个阶层才会发生，或者是极少见，或者是牵扯到移民。而我们现在看的这些人，在社会当中他是主流社会人物，比如说坐台女，在中国社会现在色情泛滥底下，实际上它牵扯的可能大概有人估计有2千万的女性从事这种职业，已经见怪不怪了。所以它包罗的社会问题是比别的国家要深刻得多。
那么从事这个案件的人，他也不是一个有精神病史的，或者说受过什么创伤的，或者是什么移民，像国外出生的这种人士。他是一个在中国大陆有正当职业，而且是中国当权阶层的党，就是党员、党票的这种持有者。所以这种现象表明它是中国社会整体的一个折射。那么如果在海外，它即便有可能发生的话，它是社会很小的一个阴暗角落的一个表现。所以它代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杨景端：还有一个问题，就说很多人失踪以后，他都有一个……就是警方在寻找失踪人的纪录，家里人在找这个纪录，像这几个人被放出来以后，好像这些人是从天下掉下来的一样，也没有警方追踪的纪录，也没有失踪的报告，也没有家人的信息。
主持人：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说像洛阳这么一个城市，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那么在美国，在一个城市里面，集中时间内有这么多女子失踪的话，警方某种程度上会警告居民，就说我们现在发现有连续失踪案，居民可能要注意，所以当地居民不可能完全不知道。这一点可能是差别比较大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失踪了6个人，在2年之内居然整个社会，包括警方，一点纪录都没有，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好，我们现在接一下休士顿陆女士的电话，陆女士您好。
陆女士：我是从休士顿打过来的。因为我听了你们刚才的这个报导，也看了一些文章，我觉得像这种案件，好像只有在中国大陆才能出。你说一个男人住在这个住宅区地下室，一年的过程中……
（待续）
（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录音整理）
视频：【热点互动】洛阳被囚女是嫌犯还是受害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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