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11月26日讯】（大纪元记者金洋报道）旧金山的中华总会馆被称为传统侨社的龙头老大，要想通盘认识中华总会馆，首先要认识其商董会，包括商董会的历史，商董会成员的任期，商董会的构成以及商董名称的沿袭。据资深的媒体人张湘业生前的说法，他任职侨社平面媒体记者，足足用了三年的时光，才勉强了解中华总会馆的一个大概。
中华总会馆的人事结构，原原本本，非常简单，一点也不复杂。最起码，并不比一般的商业机构的商董会复杂。从中华总会馆的组织章程来看，中华总会馆的人事不外是由七大会馆派充的商董组成商董会，商董会由一名总董事领导。商董会为了管理日常内外事务，设通事一名，另庶务一名。这样的人事分配和组成，详细记录在民国十九年修订的章程之内。
满清时期 半官方性质
现今的总董事，简称为总董，是由七大会馆主席轮值的职衔。轮值总董的任期，每任只有两个月，旧时总董又称为绅董，乃沿唐山俗称。总董若占有商董名额则具有表决之权，若不占商董，则仅具主持商董会议和献议之权。
商董会是中华总会馆组织结构的主体，并且是中华总会馆的最高权力和决策机构。
商董的产生，中华总会馆是处于被动，组成中华总会馆的七大会馆才是主动。逢年腊月中旬，中华总会馆循例通函七大会馆，要求各大会馆，将次年出席中华总会馆之商董名单，及其英文邮寄地址、家庭电话或手机号码等相关资料，以及出席总会馆之楼业、财务、核数、网络等小组等之职衔商董名单，?送中华总会馆。如无特殊事故，七大会馆会配合照办。
民国前，商董一向由各会馆推乡望素孚，熟悉侨情之商民侨彦，经总领宪遴选扎派充当，故曰商董。商董之任期，例定三年，凡任满留任或补派之商董，悉由总领宪扎知中华总会馆。由各会馆公推，经总领宪遴选扎派，到中华总会馆知照，经这样一系列的官僚架构和程序产生，当可见侨民-中华总会馆-总领事衙署三方关系之紧密，并导致日后中华总会馆充满了半官方的色彩，虽然，由领事衙署扎派商董的历史，终止在民国建立之后。
‘诚以当日移民来美，新客旧客，觅食维艰，行止无定，即佣于金山者，操牛马之劳，等奴仆之役，无暇亦无能管理闲事。惟有商民定居于是，有资产、有余闲、有智识、有地位，可当一面，始能受人之托，服众人之务。故扎派商民及有类商民者为商董，盖事理之常也。’（刘伯骥：《美国华侨史续编》p157）
历年的商董数目亦屡经变更：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总领事孙士颐扎派商董，计宁阳会馆十一名，三邑六名，阳和六名，冈州五名，合和四名，肇庆三名，恩开二名，人和一名，合计三十八名。
宣统三年(1911)，商董增至七十一名。
民国之后 褪去官办之色
民国元年(1912)，商董额减为七十名。
民国十四年(1925)，商董一词，见诸正式记录，经已改称为“董事”，经此一变，不但是名变，而事实上到了民国十四年，中华会馆的商董也起了质变。惟侨社因沿旧习，仍称商董如故。是年十月二十日，中华会馆大事重订章程，章程草案规定董事由七会馆选举资望较深者充当，员额增为八十名，其分配如下：
甲、宁阳会馆选举二十二员；乙、三邑会馆选举十二员；丙、冈州会馆选举十二员；丁、阳和会馆选举十二员；戊、肇庆会馆选举十员；己、合和会馆选举八员；庚、人和会馆选举四员。
民国十七年（1928），中华会馆修改章程之议又起，公推当年七大会馆主席为起草员，草拟了《中华总会馆新订章程要点》。要点的第一条，就是对商董会的改革：‘本会馆目前之商董会，改为委员会，人数共四十二名，七会馆每选派代表六名，各会馆主席通事在内。’
十分明显，这样的改革，是采用了平均分摊主义，这种理想而几近虚幻的分摊主义，宁阳会馆对中华会馆的负担无疑是减轻不少，但相对的权力却惨遭削弱，宁阳会馆岂有就范之理？况平均分摊主义，与当时的现实不符。更与同年宁阳会馆第一届恳亲大会，通过的第十六号决议案大相径庭。故该新订章程之要点各项，遂遭宁阳会馆坚拒。结果，流产告终。《编者按：民国十七年（1928）九月十五日至九月三十日，宁阳会馆召开全美宁阳梓里首届恳亲大会于金山大埠，议决通过了著名的第十六号（甲）（乙）项提案，提案的文字及诉求精神为：查我宁阳会馆之于中华会馆也，负担义务最重，而享受权利独轻，如出港票之交纳，我邑约居强半，而在中华会馆之出席权，则未及其半，此是何等吃亏……》。
该提案对中华总会馆日后（1930）修订的新章，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此一提案直陈宁阳会馆交纳给中华总会馆之出港票银，与该邑在中华总会馆商董会之出席权（人数）未能均衡。
1929年四月十八日，中华会馆议决改组，并推定宁阳会馆四人，六大会馆各二人为新章程起草员。历经一年，在1930年四月二十二日的商董会中，始二读通过新章实施，以迄于今。
1930年二读通过的新章，重新确定了商董会的商董额为五十五员，其中宁阳会馆占额几近一半的二十七名，任期一年。其余六大会馆的商董任期为两年，所有会馆派出的商董均可连任。
五十五名商董员额的确定及其分配，乃根据1926年，全美侨民通过各自所属之七大会馆，向中华会馆登记注册的人数而来，并非直接以出港票银的多寡计算决定。而是以每五百名注册人为一单元，着派商董一名。以当时注册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六人，盈虚折算，得商董额五十五名，点册计算结果：
宁阳一万三千九百四十三人（其中，黄姓独占二千四百三十三人），占二十七名；肇庆三千九百一十人，占八名；合和二千八百九十五人，占六名；冈州二千五百二十二人，占五名；阳和二千四百六十四名，占五名；三邑一千四百四十九人，占三名；人和四百九十三人，占一名。
点册之结果，人和会馆人数不足五百，惟盈虚折算，宁阳会馆盈余四百四十三之数，补足人和会馆之差额，故人和会馆得占商董额一名。有侨社故老相传，人和之商董额一名，源本自宁阳云，虽属传说，不无道理。但其他会馆，除冈州外，又何尝不然？总之，宁阳会馆在盈虚折算的计算方法上，没有占到任何好处，反而平白损失四百四十三之注册人数。
至于七大会馆派出中华总会馆之商董，因各该会馆各有承传和规定，将另文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