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团体，大成就
在小组里，最棒的事是成员开诚布公，尊重他人、坦诚相对。他们能共同处理团体产生的压力、表达自己的情感，也能够分享他们对于自身、组员以及小组的看法。
著名的宗教哲学大师郝士敦．史密斯（Huston Smith）当时也在麻省理工学院，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带一个T小组，我差点没兴奋到晕厥过去。
他是长青畅销书《世界宗教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World’s Religions）的作者，也是达赖喇嘛的好友，对于宗教的每个层面都很着迷，甚至还跟提姆．勒瑞（Tim Leary）共同开发宗教用的幻觉药物。
郝士敦跟我在人文学院利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带领大学生进行T小组的训练，这门课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课表上叫做“存在哲学”（Existential Philosophy）。
一九五五年，李．布拉福特写信邀请我到贝塞尔担任夏季工作人员。那时，所有研究团体动力学的人都想到那里去朝圣。
国家训练实验室重新定义T小组，把它修正为研究组织运作的主要工具。最初，贝塞尔的研究小组聚会为时三周，后来砍到最后就只剩下一个星期。
受邀到贝塞尔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一个由知名学者组成的研究员团队决定谁能带领小组、谁有资格决定重大事项。
在贝塞尔取得研究员的资格，几乎就等于在社会科学界受封为骑士，而其遴选方式，如同麦克阿瑟“天才奖”（genius awards，编按：由麦克阿瑟基金会颁发，其目的在表彰各领域中最富创造力的杰出人才。）
一般，采取秘密提名方式，被提名者只有在被选进实验室之后，才知道自己在候选名单之中。
就许多面向来说，李．布拉福特就等于国家训练实验室。他不是哲学家，扮演这个角色的是肯．班尼；李也不是思想家，隆恩．李比特的思考要深刻得多。
但是，李是这批菁英里最能干的一个。他的长相很平凡，没有什么领袖的气派，两颊消瘦，态度沉着，从来不动怒，温和的脾气让他拥有绝佳的战略位置好跟大人物周旋。
他总是轻声细语，从来不跟人大小声，在暗地里推动革命，颠覆现状，因为没有任何人会注意到他。
在官方文件上，李是美国教育学会的主任，而国家训练实验室是学会的下属单位；尽管在学会同仁经常的“关切”下，李还是把国家训练实验室当作他真正的工作。
由于国家实验室隶属于美国教育协会，很快取得外界的信任。道格的力挺与其他社会科学大师，如阿比．马斯洛的不时造访，更快速强化了贝塞尔的学术权威。
阿比．马斯洛曾经在布兰迪斯大学（译注：一所位于波士顿的私立大学）任教，我跟他很熟。
跟艾立克．艾立克森与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一样，阿比喜欢研究健康的心理，而不是受困的心灵。
他的人文心理学取向代表了他所谓的“第三势力”，在佛洛伊德与行为学派之间另辟蹊径。
阿比的“人类需求阶层”模样有点像是金字塔，分析人类在满足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后，如何自我提升，最终抵达金字塔顶端的创意与自我实践，鞭辟入里，令人折服。
许多人因此加入了贝塞尔以及后来的伊莎兰（加州海岸的人类潜力开发运动中心）追求马斯洛最早提出的“顶峰经验”。
我猜马斯洛是越来越不喜欢布兰迪斯大学，满腹经纶的学术界人士使起坏来格外贫嘴，布兰迪斯大学的学者也不例外。
阿比的一个同事坚持说，他听到阿比有一次跟哈佛合作社的店员说：“我想要买两本齐克果的书，《此或彼》（Either）跟《或》（or）。”
我不相信，就算阿比没有读过齐克果的名著《或此或彼》（Either/or），以他如此博学多闻的底子也不可能没有听过这本书。
一九六九年，他偕同妻子贝儿莎应邀前往保罗阿图与洛林研究所。洛林研究所是由比尔．洛林（Bill Laughlin）创办，目的就是给予阿比完全的自由，让他把全副心思用于思考。
在旅途中，夫妻俩来看我，也留下了他不可能那么无知的证据。他引用威廉．巴特勒．叶慈的名句，表达自己的心声：“我将启程西去，眉飞色舞地唱我最后一首歌。”
（I’m going west to sing one last exultant song.）他在第二年辞世，享年不过六十二岁。让我倍感光荣的是：贝儿莎请我在史丹佛教堂举办的追思仪式上，讲述马斯洛的生平。
阿比的人文心理学取向与T小组联手在美国人的内心深处植入了某种信仰，让大家相信人类能更臻完美、拥有重新发明自己的能力。
这一点解释为什么瑞帝尔．阿尔及尔（Horatio Alger，译注：美国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擅长描述穷困的小人物奋斗成为中产阶级的历程。
他在作品里，始终强调诚实、乐观、善有善报的理念）的小说会广受好评，也说明戴尔．卡内基的《卡内基沟通与人际关系》（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译注：直译为《如何赢得朋友与影响人们》，台湾某些译本亦译为《人性的弱点》）为什么会成为洛阳纸贵的畅销书以及倡导自助人助的心灵大师会大行其道的理由。
这种理念也吸引了中西部坚持走平民路线的道格．麦克葛雷高与犹太移民柯特．列文的共同倡导。
这些学术名人与各种类型的作品，都在歌颂美国自身的胜利：拥有更强的驾驭能力、更能自立更生、永远意气风发；而狂热的程度比起先验主义者（Transcendentalists，译注：这派理论相信宇宙万物有实质的统一性及人性本善，内在的洞察力会超过逻辑与经验）与华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也未遑多让。
新移民似乎更加容易拥抱爱默生（译注：他是美国先验主义者中，拥有最高国际知名度的作者）的理念，格外相信个人拥有无穷的潜能。
我会特别想到海因斯．柯胡特（Heinz Kohut），他跟佛洛伊德一样，是一九三八年搭乘最后一班列车离开维也纳的犹太人。
柯胡特在芝加哥心理分析研究所待了很久，认为他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心理分析的一个支派，叫做“自我心理学”（Self Psychology）。@(待续)
摘编自 《惊喜的年代，华伦班尼斯回忆录：我走过的领导路》 脸谱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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