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8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秦雨霏编译报导）中国新兴城市的污染显而易见。肉眼可见灰尘和污垢形成的瘴气。不仅仅是空气，水和土都被严重糟蹋。虽然中央政府官员按惯例把污染放在紧急问题清单上，却无所作为。规则制定了，但是通常受到忽视。什么地方出错了？
《路透社》报导说，共产党领导人小心翼翼的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的崩溃。为什么他们极少关注公众对旧政权容忍污染的反感？为什么他们忽视那些国家减少排污达到90%而依然不会对生产造成太多影响的事实？现在环境掠夺产生日益激烈的抗议活动。为什么当局没有协调一致的反应呢？
专家通常的解释是，只有在生活水平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之后，环境才成为一个担忧。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是即使脏兮兮的贫穷农民都反对他们的孩子遭受食品中有毒化学物带来的脑损害。在任何情况下，中共政府现在都落后于民众对减少污染的追求。
经济分析方法阻碍提高环境意识
经济学分析应该有助于决策者。但是不幸的是，经济学家常常制造谬误。两个最流行的分析技术阻碍决策者提高环境意识。
纯财务分析特别有害。这个门派的经济学家有些在中国很有影响力，他们执著于利率，痴迷于通膨，分析金融市场。这种策略可能并不适合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因为金融和实际生产经济的关系结构不稳定。在任何情况下，财务分析当然是环境问题的对立面。因为环境治理需要成本，低环保标准使得生产的财务指标和盈利看起来更加好看。
标准增长模式不像纯财务分析方法那样恶劣，但是也不完美。这个技术是国际货币基金推出的，广泛运用于中国，它把经济作为一架机器，投入的是劳工、投资和自然资源，产出的是GDP。
在最近75页的IMF有关中国报告中，只提到污染两次。概念上，环境破坏可以被作为一种成本或把减少污染作为一种产出。但是，以上这两种机械的模式依赖于市场价格，没有办法分配清洁空气和水的财务价值。
从制度上改变环境污染问题
如果决策者采取正确的分析工具，经济学家可以更有益。制度方式（Institutional Approach）帮助解释，为什么减少污染如此步履维艰，以及怎样改变这种状况。
就像它的名字暗示的那样，制度学家研究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包括监管制度。即使财务和标准经济理论的赞同者也承认，世界银行偏爱的这种分析，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时候特别有帮助。没有强大的制度，劳工和储蓄将被浪费。然而，这种方法在中国很少运用。
从制度上来说，贫穷国家打击污染很困难。因为很难抵御通过违反环境条例而增加盈利的诱惑。为了更有效果，监管制度必须有威严和有能力迫使富人和关系网深厚的工业界遵守法律。
威严来自社会。在70年代，美国人的行业领袖开始感到因为污染环境而受大众排斥，他们迅速把减排加到公司目标上。中国可能现在已经达到民众不满的程度，但是缺乏政治民主和严格限制非政府组织使得民众不满很难表现出来。能力来自人民。必须有足够的监管人员，他们必须足够诚实抵御压力和贿赂，并且有足够技巧来对付企业的阴谋诡计。
在一个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这种监管能力很充分。在发展中国家就很不同，那里正直和技巧都缺乏。
在中国，环境监管者已经在战斗中被打败。制度学家有一个答案：改变优先目标。即将到来的中共领导层换届是一个机会。这些新领导人应该下决心投入更多资源来减少污染。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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