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8月07日讯】（四）妨碍文化繁荣的因素
1. 权力的强制和利用
“思想不能用钱买”，也不能用强权压出来。大一统的政权和经济发达的所谓“盛世”不一定产生优秀的文化，历史上多次证实。中国历史上思想活跃、文化繁荣时期大多是乱世：春秋战国、魏晋六朝、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时期，等等。当然不一定非得乱世文化才发达。只不过中国的“盛世”往往是专制统治特别强，同时对文化思想控制比较严。别的国家并不一定如此。
某一种学说一旦变成官学，就是它的不幸，或被歪曲利用，或片面发展其某一缺陷：儒学被皇朝定于一尊、马克思主义被利用来作为唯一的治国基础、鲁迅在一次“讲话”中被捧上至高无上的位置而同时其最宝贵的反抗和批判精神被扼杀，都可以算作“死神之吻”。统治者要假借一种学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排斥其他学说，用权力来强制定于一尊，而且任意歪曲解释其所利用的学说。
2. 高度实用主义、功利化
《布鲁诺与方孝孺》一文中提到中国人缺乏与实际无关的好奇心。中国人是多神教，对各种神仙也采取实用主义态度，给诸神也分了工，进了庙宇不是净化灵魂而是贿赂菩萨。但是过去的文人还有田园的追求，在艺术上有浪漫的想像和创造的空间。现在的实用主义更加变本加厉。过去至少学生时代还有理想、幻想、浪漫情调。现在从幼儿园起就进入为一个世俗目标高度竞争的绞肉机。创造力、想像力全被扼杀。
这个问题不限于中国。市场化到极致，会使文化低俗化。《廊桥遗梦》畅销，但是人们只注意爱情与家庭责任的矛盾，没有注意作者通过主人翁对市场对艺术的催残以及人的退化进行的批判。我在“热潮退去话廊桥”一文中说到这一点。
欧美国家过去中学必修拉丁文，后来经过一场辩论后取消了。（有些学校还作为选修课），至今还有不少老知识份子认为是一失策，看似无用，但是与文化底蕴、思维逻辑有关。就像中国学生如果完全不读古文、文言文，从实用观点看，似乎也没关系，但从文化传承来看是大损失。一切以当前是否“有用”出发，近来又有理工科人士主张完全取消文科之论。这与“文革”中的“最高指示”一脉相承。甚至“文科有害论”也不是新的。大约因为学了文科就思想不安分起来，只要理工，人人变成某一专业的工具就天下太平了。实际上，理科也是要抽像思维的，所以只要工科即可。
今日更有网络，还发展为微薄，进一步快餐化。在中国现有的媒体受控制的情况下，本人对于网络和微博的积极作用给与高度评价。但是如果只有这方面一枝独秀，就妨碍思想的深刻化。一切表达都语录化，没有耐心静下来思考、反复论证，系统的考虑问题。本人一篇文章“中国知识份子对道统的承载和失落”的遭遇使我体会到快餐文化的威力。这篇文章是我对49年以后的知识份子精神状态何以至此的比较系统的阐述，是多年思考的结果，从两千年的传统讲起，结合各个历史时期的背景，解释今天的现状。但是忽然发现被不知哪位好事者只截取最后一段，并擅自加了一个“六十年怪现状”的标题，在网上广为流传，前面的系统论述已经没有人注意了。只看这一部分大概比较痛快，人们没有耐心去探索历史根源，做更深入的思考。
（五）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人性、制度的异化
如前所述，当前中国内地相对而言，更紧迫的是制度问题，人权、自由、法治都在争取中。但是在很多国家，包括香港地区，自由、法治的问题解决以后怎么办？
1. 自由不受权力的压制以后怎么办？约翰•穆勒在《论自由》中谈到自由的敌人除了强权之外，还有社会风气的力量，人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同的本能。这种社会风气的力量甚至比强权还厉害。胡适在为“王小航先生文存序”一文中引王小航的话：要说真话，在“富贵不能淫……”三个条件之外还要加上一个更重要的条件，就是：“时髦不能动”，多少聪明人，不辞贫贱，不慕富贵，不怕权威，只不能打破这一个关头，只怕人们笑他们“落伍”！只此不甘落伍的一个念头，就可以叫他们努力学时髦而不肯说真话。
这段话先得我心。例如去年忽然大唱红歌，全国风靡，都是各单位“自发的”、有组织的。除了重庆之外，没有地方是强迫的。我问过许多单位的负责人，是否上面有文件，或有精神，都说没有。许多也不是甘心情愿，但不知一种什么力量使他们觉得必须追这股风。其中个人也没有被强迫参加，既没有“威武”，也与“富贵、贫贱”无关，但很少人敢不参加。
以上这个例子还可以说可能与权力的惯性作用有关，有一种潜在的威力。但是另外一种时髦的力量，例如追求名牌可以达到疯狂的地步。没有了缠足、束腰，出现了整容，在身体各部位动刀子，有的比缠足还残酷，而且也是趋同。人人都没有自信，要模仿一种模式。五官、身材尺寸都追求标准化，失去理性、也失去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女孩子为一个名牌手提包卖身，男青年为一部时髦的“ipad”而卖肾（是真事）。没有人强迫，都是自愿的。这多么可怕！
2. 市场与民主的异化
这种追随时髦背后的推手是市场，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科学与市场结合，原来是产生平等、自由的社会，造福人类。但是现在二者结合生产人们并不需要的东西，引得人们疯狂追求，造成物质和精神的浪费。原来马克思设想有一天，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只要用很少的时间生产出消费的需要，其余时间都去发挥自己的兴趣，从事文化艺术创作。现在生产力早已达到这个程度，但是人的生活越来越紧张。如同“红舞鞋”，不断地转，停不下来，不知伊于胡底。
当前乔布斯成为成功创业的英雄，我在上海《文汇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乔布斯给了我们毒苹果”（江晓原、刘兵科学文化对话）颇受启发。文章大意说乔布斯提供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强迫大家接受（ipad）；把我们需要的东西抓到他自己手中（纸媒、书籍）。最后的结果是扼杀文化的多元化。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市场从最自由，变成无形的专制，也是一种异化。
随着手段的日新月异，人性的贪婪更难得到遏制。已经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也面临异化的可能。人们一直相信，因为人性恶所以民主有必要，因为人性善，所以民主有可能。民主是用性善的一面制定规则遏制性恶的一面，也就是荀子说的“以义克利”。现在是否还有效？例如媒体原来的社会批判和社会良知的功能因抢夺市场、吸引眼球、讨好广告而趋炎附势、阿世媚俗；议会斗争以狭隘的党派利益裹挟大众的利益，等等，美、欧所面临的问题深层次的也是制度文明面临革新的问题。
2. 科学进步是造福还是祸害人类
二十世纪初已经有人提出：人类掌控自然的能力超过控制自己的能力，担心科学的发展对人类带来灾难。到原子弹的发明，科学家有大声疾呼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日益严重。
当前科学发展的两大祸害：1）破坏环境；2）军备竞赛和战争。这很明显，毋需多讲。当然科学本身是中性的，主要还是掌握在人的手里。于是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人的趋利本能能否受“不损人”的界限的约束？什么样的制度能“以义克利”？本文开头所说人类共同的善恶是非标准，还产生出一种异类：
以群体名义颠覆个人之间的伦理道德
人类自从有了组织乃至国家之后，用于个人之间的道德规范在群体之间就不适用。以民族、国家、宗教、种族、阶级、团体、党派，以及革命的名义，可以杀人、放火、抢劫、欺诈而不以为恶。两千年前庄子概括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特别精辟。为私人的利益而做的恶行、犯罪，以国家或者革命的名义就变成大善、正义、崇高。例如说谎是恶行，但是外交官为了国家利益就可以而且应该说谎。当前流行的谍战小说和谍战剧更是在一个“敌、我”的前提下对人之常情和伦理道德的颠覆。在某个时期，一个种族把另一种族视为非人类，心安理得地任意屠杀，如早期欧洲人之于印第安土着、美国的种族歧视，直到希特勒以种族优劣的名义屠杀犹太人达到顶峰。在这方面，中国也不例外。由于近代以来，中国作为黄种人总是受白种人的压迫，就自以为仅仅是受害者，其实在历史上汉族对少数民族一向以“化外”之人对待，“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到民国时期有些少数民族的名字还有犬字旁。
这种标准也有时代性、阶段性。种族歧视在二战后在人类的共同道德规范中列入了“恶”的范围，达成了共识。又如19世纪中叶，英国可以堂而皇之向中国或其他国家出口鸦片，现在任何一个国家以任何名义都不能公开贩毒。虐待俘虏问题，古代“坑降卒”几十万，现代有了保护俘虏的明文规定；战争中杀害平民，直到二战中还是被认为不可避免的，双方都有“地毯式轰炸”，现在虽然仍然有不少无辜平民在战争中被杀害，但是在国际准则上已经是非法的，不被允许的，只能说是“误伤”。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公德”是在进步。但是制造杀人武器，准备与其他国家作战，还是国家的正当行为，而且方兴未艾，规模日新月异，不知拐点在何处。
一部世界史是人类自相残杀的历史。现在我们还没有跨越这个阶段。以“爱国”、“革命”、“信仰”以及其他种种群体的利益的名义残害对手还有一定的道义的号召力。什么时候群体之间的道德标准和个人之间的一致起来，人类可望达到持久和平。但是留给人类的时间也不多了。
——转自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