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10月01日讯】近日，国务院参事刘桓向媒体透露，“征收遗产税”已被写入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草案之中。事实上，对于遗产税的征收，中共官方早已有所动作。财政部于2004年9月就出台了《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并于2010年进行修订。2013年2月，中共官方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将适时开征遗产税。无论官方此次是铁了心要坚决执行，还是只在通过一系列纸上动作试探民间的回应，“遗产税的征收”在民众的反馈中显然是不招人待见的。
尽管“遗产税”的出现是为了协调社会贫富阶层的收入分配差距，且这一税收制度在西方各国也曾普遍实行过；然而如今将此税收“洋为中用”，似乎有点脱离中国社会的现实，尤其是以80万作为起征点的相关规定，更体现出中共政府对此项税收的开征根本是一厢情愿，公众的意见以及承受能力完全不在其考虑的范围之内。
与“官方拟定80万作为起征点”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原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巡视员刘浩的一段更为离谱的公开发言。他在媒体采访时表示，遗产税的征收对象是富人，不是普通百姓，实质是人与人要公平竞争。遗产税发挥的就是调节竞争起点公平的作用。不得不说，这位曾身处体制之内，如今又出来为官方站台的公职人员公开爆出此番言论，完全是在偷换概念、混淆视听。
如果中国遗产税征收的对象只是富人，那么80万这个数字是否能界定贫富的范围。在房价虚高、经济泡沫堆积的现实境况中，恐怕那些只有用来遮风避雨的陋室的普通居民，都能被哄抬房价的幕后推手定义为拥有上百万资产的有钱人。特别是打着“国际大都市”标签的北上广，一套被估价80万的房产可谓是遍地开花，随处可见。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房产尽管没有实际的交易，但被官方以某种标准估算之后，其售价仍然可以将房屋所有人列入“富人”的行列之中。而事实上，这位房屋所有人很有可能只是携家带口、住在这间并不宽敞的唯一居所中的一般工薪族。若是对他们再征以遗产税，恐怕更是雪上加霜。如此说来，遗产税所针对的到底是怎样的“富人”？我们无从界定，官方也根本无法给出明确的解释。而只有70年产权的房屋如何作为遗产、能够使继承人收益多久等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都让民众唏嘘不已。无怪乎民众会纷纷在网上痛斥此恶税，称“政府又在抢钱”。
其次，发改委的那位前任官员口口声声表示，遗产税的征收是为了实现公平竞争，调节竞争起点。这样的说法乍听起来很符合某种对一出生就口含金钥匙的富二代看不惯的不平心理，但事实上，所谓的“仇富”意在表达一种对为富不仁、有钱无德的奸恶之徒的愤慨，仇的是“不仁”、“无德”，而不是所拥有的财富。只因其拥有万贯家财，却仍然不懂乐善好施、济贫扶弱，这才更叫人痛恨和不耻。而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是一出生就已然决定了贫穷与富有的人群，还是由后天所为导致了贫富差距的不同阶层，都有着自己所必须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和方向。所谓“竞争”，不仅存在于富人与穷人之间，也存在于富人与富人之间、穷人与穷人之间的同等阶层之中。财富只是竞争的结果，而人类真正在持续竞争的不过是德行、智慧与汗水而已。
或许有人会成为拥有智慧、亦付出辛劳，却始终未能收获财富的特例，但这只能归属于命运的不公，而不在于富人本身人为制造了这样的不公。值得一提的是，能够人为制造不公的因素在中国却是实际存在的。发改委前任巡视员刘浩在表示富人应该征收遗产税时以房产作为依据，称“如果今天有人想传几十套或上百套房子给后代还不纳税，这是不合理的”。的确，中国当下拥有几十成百套房产的人不在少数，而这一类“房氏家族”，我们似乎不能简单的将其定义为“富人”。一党专政的中共体制下，“权力相当于财富”的潜在规则是众所周知的。特权造就垄断，垄断接着造就贫富悬殊的极大差异，显然，中国贫富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不在于遗产的继承，而在于特权的继承。如果中共真的有意对此类富人征收一项税赋，那么征“遗产税”倒不如改为征“特权”税来的更为实际。
应该指出的是，“遗产税”源自西方，如今却在西方逐渐淡出人们的意识，很多国家都已然停止了征收。而中共却在此时重拾人家的“弃物”，真正意图恐怕并不在于“变废为宝”。事实上，近期中国经济不断衍生的各种危机，如银行的钱荒，房地产市场随时面临崩盘、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等消息频频传出，更让人不得不揣测，中共增收“遗产税”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囊中羞涩”找寻新的出路。只是中央出此下策能否让依附特权存活的大批房氏家族以及特权势力俯首帖耳，心甘情愿的交出数额不菲的遗产税，恐怕连中共自己也不会对结果感到乐观。而最终仅有可能发生的便是毫无缚鸡之力、任凭宰割的普通民众在暴力征收中被强行洗劫，历史的悲剧就此不断的轮番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