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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零一师炮四连
这时欧洲战事亦接近尾声，欧洲盟军统帅艾森豪将军邀请孙将军赴欧参观欧洲战场。缅甸方面，日军已全部被驱逐。缅甸战事已结束。在新兵营受训的新兵虽已训练完成，可以应付战场上的各种任务，但新一军已奉命归国，由腊戍、密支那启程，以广西南宁为集中地。到南宁时，我与炮四连的同胞仍常在一起，但不幸有两位同胞因受不了在缅甸时的精神压力，竟患上了精神病，需入院治疗；又有两位因不能忍受严格的训练而逃出兵营，因而失踪，听说已死在丛林中。八月，孙将军参观欧洲战场归来，拟写一本“回忆录”，他想到新一军中有不少从军的大学生，要选拔一人来担任这工作。于是在南宁举行一次选拔考试。考试的要求很简单，祇作文两篇。文言文和语体文互译两篇。我不知道他凭什么选取了我。把我由二等战斗兵升为特级下士，调到军部孙将军的办公室工作。一时新兵营中的营长、连长、排长、班长们，平日对我的冷面孔都添上笑容。唯有疥头排长对我的态度依旧。疥头排长的文化水平虽然很低，但我十分尊敬他。
我被调到军部，但孙将军未有撰写参观欧洲战场的回忆录。不久日本无条件投降。新一军奉命接收广州市。孙将军问知我是广州人，命我随先行部队乘船沿西江入广州。还让我推荐几位知识青年军以下士资格随行。于是我推荐了一位政大同学张君和两位中央大学同学陈君和袁君。孙将军又命我起草一进入广州的安民告示。我说我从未撰过这类告示。他让我试试起个稿。我不便推辞，于是找到一些新一军在缅甸作战攻陷敌方城镇时所作的安民告示作参考，我发觉那些告示大都语气凌厉以威武镇压乱兵乱民。我觉得在缅甸作战时可以如此，因为怕地方上一些不法之徒勾结日军作乱，所以应用威吓以镇之。但对广州居民不可以如此。因为广州是中国沦陷区，沦陷区的人民不但是同胞，而且是当年政府撤退时，未被照顾的人民。他们被遗弃在日军和敌伪政府下忍受悲惨的生活。真是“遗民泪尽胡尘里”，盼望王师已八年。现在盼得抗战胜利，收复广州，政府对广州的遗民，应该表示抱歉，不应该再持武力威吓的态度。所以我起草的安民告示，是先向广州人民道歉收复广州太迟，使他们多受苦难，以后必尽力为他们解决各种问题，然后对乱民则表示必以武力镇压。
我把草稿给陈君看。陈君是中央大学文学系的高材生，他说：“新一军军部有几位秘书，政治部又有几位秘书，撰安民告示是他们的分内工作，你无论撰得好，或撰得不好，他们都不会用的，你不必太费心思。”果然后来所用的安民告示是那群秘书先生所撰的。仍是声势汹汹，强力镇压乱民的口气，绝无半点对广州人民道歉之意。我看了觉得不妥，想对孙将军提出。陈君劝我不必提：“因为一群秘书必有他们的说词，孙将军不能拒绝一群秘书的意见而听你一位特级下士的话。而且你所主张的告示内容，是一位行政长官的应有态度，不是一位军事将领于初入城时所适宜说的。中央政府将来必会派行政长官来处理政务的，这番话留待行政长官说罢。”我觉得陈君所言，很有道理。他的见识比我高，我很佩服。所以不再提这件事。但是后来中央派罗卓英将军为广东省政府主席，正是行政长官。就我记忆所及，他似乎并未有对广州人民作道歉之言。
新一军军部驻于广州沙面。沙面是广州市珠江边的一小岛，有桥与江边长堤的“六二三路”相连，原是外国人的租界。各国领事的办公处和人员的住宿地，环境很清静幽雅，建筑物也特别精致。新一军暂以此地一幢楼宇作办公室。我被安置在孙将军的邻室，祇替他看些无关重要的应酬信。由于日军突然投降，中国接收沦陷区的工作未能好做准备。接收人员中自然是以军队最为权威。孙将军有时命我去封闭一些敌伪的机构。我以一个下士竟自写封条，封闭敌伪机构，这是非常特殊的。在我所查封的敌伪机构中印象最深的是查封傍临珠江的“永安堂”大楼。这座大楼原本是胡文虎家的物业，于广州沦陷期间，伪政府利用这座大楼办了一份伪报。所以当时永安堂内仍保留着三部平板印刷机、排字机和大量白报纸。孙将军命我利用永安堂的伪产办一份小型的军报，同时把永安堂作为新一军一部分文职人员的临时宿舍，待原来的业主回广州时才交还业主。于是我和张、陈、袁几人都入住永安堂。新一军自到广州之后，有不少新人以秘书或参谋的名义加入新一军，这些新来的秘书或参谋不少也入住永安堂。（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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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黄花岗杂志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