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1月02日讯】当一一幕幕历史真相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虽然只是一些碎片，却也足以颠覆我们的历史“常识”，心灵一次次被刺痛！
441、【“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的解放要求是不能违背的，这两点在美国的独立革命历史中也得到充分的证明，美国人民也应该永远相信这个真理。就因为这个基本的真理，产生出一个独立自由而民主强大的美国，这国家，直到今天还是民主世界中最年青向上的国家之一。”
——1945年7月4日《新华日报》社论，毛泽东执笔。
442、【美国曾两次拯救中国】
说美国是中国的恩人，应该不是夸张的说法——无论从上世纪初的庚子赔款，还是抗战期间美国对于中国的支持。
一般中国人不知道的是，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之后，由于美国出面干涉，使中国避免了前苏联核打击的灾难，两次拯救中国。
珍宝岛冲突数月后，苏联驻美大使向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
美国判断：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
但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3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就这样，美国将前苏联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消息很有策略地透露出来，中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因此遏制了前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冲动。
这是美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第一次拯救中国。
这次策划核打击一个多月后，前苏联军方强硬派又筹画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面对这种情势，美国强硬告知前苏联：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美国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将首先参战。一旦前苏联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美国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
这是美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第二次拯救中国。
往事如烟。如果中国人民继续不明真相地跟随统治阶级和利益集团“反美”，那可真是世界上最忘恩负义的人民呢！
（作者﹕姚小远）
443、【小日本和蒋公都没有在背后对老子放过冷枪】
1937年，他率部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他率部参加长沙会战。抗战胜利后，他反对内战，解甲归田。
1951年，他被以“反革命罪”处死。临刑前，他指着脑门，怒斥躲藏在背后的侩子手：小日本和蒋公都没有在背后对老子放过冷枪，来，站到前面来朝这打！
——他是黄埔学生，他是国军中将，他是沈从文的胞弟，他叫沈荃。
444、【辱】
王仲闻，王国维次子，1949年留守上海，积极学习马列著作，支持子女参军报国。其著述《读词识小》，被钱钟书称为一部奇书。
1951年，被定为“特务嫌疑”，从事竖电线杆等惩罚性体力劳动。
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成为中华书局一名临时工编辑。
1969年，不堪凌辱，欲效其父自沉昆明湖未遂，自饮敌敌畏死公厕中。
445、【“恶魔缠身”】
在中共唆使下，张学良发动西安军事政变的，使蒋介石剿匪功亏一篑，并使中共借抗战时期发展壮大，最终窃取了政权。从此，中共带给中华民族的血雨腥风就从没有停止过。而政变后为中共抛弃的张学良也看清了中共的面目，并对自己的所为深表后悔，晚年时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在其有生之年，无论中共怎样“盛情邀请”，都不曾再踏足大陆一步。而同样受中共欺骗的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也在临死之前翻然醒悟。
张学思，张学良的四弟。少年时即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1933年即秘密加入中共，并受中共派遣到廊坊东北军六十七军特务大队做兵运工作。1938年10到延安，其后参与了中共在日军后方有限的游击战争。
中共建政后，张学思曾任海军副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还几次受到了毛和周恩来的接见，仕途是一帆风顺。
然而，文革爆发后，张学思被批执行刚刚被打倒的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罢免了其海军司令部党委书记的职务。
1967年7月，张学思被关进北郊卫戍区某团的一个营区里一个十平方米左右的阴暗小房间里。
在关押期间，张学思除了写信给海军党委质询原因外，还给周恩来写道：“我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在党内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了三十年，在工作中虽然曾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以党性和生命向党保证，我绝不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但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1970年6月29日，张含恨离开了人世。临死前，长期处于昏迷状态的张学思已然说不出话来。不过，当他见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挚友郑新潮时，眼神一亮，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郑反复追问：是病魔缠身吧？他摆摆手，又将四个字重写了第二遍。
大概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为上了中共这个恶魔的当所致。可惜，他和哥哥张学良的后悔的确是晚矣！
446、【王光美的另一面——心狠手辣迫害狂】
王光美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她同时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
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中，中共党内的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和迫害者并没有任何不同。
○“桃园经验”，开文革政治迫害先河
王光美在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并不仅是由她作为外交花瓶的第一夫人的身份而定，而是她和夫婿刘少奇一同创立的河北“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又称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964年9月）。
“桃园经验”，后来成了毛的文化大革命某种形式的预演。
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他们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毛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
首先，“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其次，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夺权斗争”的思路。
最后，刘、王合创的“桃园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
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
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燕飞”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很可能就发源于“桃园经验”！
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刘、王直接指导的“四清”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这些“四清”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
○ 文革初期，迫害清华无辜师生
文革初期，刘少奇故伎重演，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桃园经验”，再一次派王光美作为“普通工作组组员”的名义去清华大学直接指挥运动，立刻成为“太上（女）皇”。
在王的指挥下，工作组立刻把校长蒋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长全部打成“黑帮”，责令全部干部，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靠边站”、“上楼”批斗。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打入“黑帮劳改队”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
当时年仅二十岁左右的工化系学生蒯大富，因为对工作组提了一些意见，立刻被王光美和刘少奇打成“反革命学生”，就地监禁批斗，也搞得他差一点自杀。
结果这一事件被毛泽东利用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着妙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的“蒯司令”，王光美反而成了“反革命”。
王光美在文革后只是强调自己受迫害的那一面，而对于自己从四清到文革的迫害别人的经历，却做了种种不应当的辩解。
○一个微妙的变化
文革结束后，王光美对迫害自己丈夫致死的毛泽东的态度，逐渐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刘少奇还没有正式平反的八十年代，王光美和她的子女还基本上对毛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的。据说她在看歌颂周恩来保护刘少奇的电影时拂袖而去，因为周其实是迫害刘致死的罪魁祸首之一──刘的项目组长。还据说在刘少奇追悼会的悼词中，她坚持删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好学生”等令人作呕的字眼。
但从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她的儿子刘源步入政坛，她的两个女儿也纷纷成为经济改革中最大的特权阶级──海外中资公司的老板，她竟然也一反常态、开始肉麻地诌媚杀夫的毛泽东了。最恶心的例子便是她对评剧艺术家新凤霞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以至新凤霞十分鄙视地说：“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
王光美的言行，蕴藏更深的还是她对于她家庭的特权利益的切实维护，尤其是对于儿子刘源进入中共最上层的政治圈的权谋考量。由她牵头的刘、毛两家后人的“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聚会，其实是刘源一手策划的“政治秀”。
（作者：宋永毅）
照片视觉投向极具典型性。如拍天安门城楼的照片，有意将天安门城楼楼顶削去一半，尽量把画面留给照片的主体——铺天盖地的横幅和标语，而且还有意让地平线歪斜，预示着不安定的视觉感受，观后令人触目惊心。而中国记者绝想不到这样去拍，也绝不敢这样去拍，拍了也没处发表。
照片瞬间抓拍非常到位，如拍江青与周恩来在一起的瞬间，把江青“红都女王”的“气势”拍得入木三分。中国记者那时候还不懂瞬间抓拍的重要意义，大都摆拍惯了，规规矩矩，根本不敢自由地抓拍。
448、【在劫难逃】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周扬谈到反右时说：“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
——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
449、【王功权自述】
我不希望我的后代面临着我这样的尴尬，要么就去同流合污、合谋，要么就艰难地面对世界，失去很多的机会。 我自己是有点坚守的，因为这点坚守，付出的代价是蛮大的。一想到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将来也要这样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地难受……我希望能够有所改变。 我实在不愿意，将来我的女儿她们还要去行贿、巴结，违心地说话，为了做笔生意，必须去一次又一次地吃饭送礼……我不愿意让孩子们这样。 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能够给她们交出一个好的社会，但是，我至少是能够告诉她们，“孩子，我解决不了，但是爸爸一直在努力。
我能做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如果真就因为我做的这样一点点事情，付出代价，这是我们的宿命。
如果因为有一点钱，因为自己可以移民，就漠视这些事情，接受有些人无辜被弄死了，农民被强征，有自焚的，有上吊的……我们全都像没事一样，我会觉得，这样的人生，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如果是这样，我宁可出家。
我为什么要移民呢？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国家呢？我不愿意。我知道这样做收效甚小，但是只要还在做，我心里会踏实一点，这样我能够更看得起自己一点。
王功权，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及创始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