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1月24日讯】四月初，我们这些从不问政治的人感到了威胁和压力，因此，对这些干部子弟产生了不满并自发地从情绪上发展到行动上的对抗。那时，我们班开始了一个月的学工劳动，给清华大学焊电子计算机。离开了课堂，使所有的人都有了富裕自由的时间。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小集团，整天进进出出地在一起。那时，有一本《毛主席语录》是很神气的事情，而他们的首领就整天拿着这小红书，“装模作样”地在一起学习，议论。对此，我想，也许不但外人，连他们自己都根本分不清哪些是“做作”，哪些是“真诚”。这正是“假作真来真亦假”。
余下的人自然也就在不断接触中逐渐紧密地联系起来。学工劳动中无法去打乒乓球，所以我就把打乒乓球的热情逐渐转移到了这件事情上。对校领导，严格地说我也没有什么特殊感情，但是对这些要取缔黑市，要搞所谓思想革命化的人，对这些蔑视我们的人，我却也本能地看不起，尤其是那几个出身不好，却奴颜媚骨地跟着跑的人。为了对抗他们和保护自己，我们开始觉得必须收集这些要整肃我们的人的不遵守学校和社会一般规范的材料。例如，他们公然无视学校的规章制度，经常在熄灯铃响后，甚至直到半夜才回宿舍，而且居然男男女女不在教室，跑到圆明园去交流思想。这在那时的我们看来的确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大约与此同时，我们班的这个以卜、骆、邝为首的小集团也扩展到其它的班级，当然首先就是高三的王铭等人，这或是由于他们的家庭地位高、消息灵通，或由于和社会联系广，或更主要的是他们本来就是这个潮流中的人。王铭小学和初中在育才学校和四中。他的同学都是干部子弟，很多是高干子弟。如在六十年代初期开始到文化大革命中都非常活跃的孔丹、秦晓、王尚荣等人都是他的同学。再后，这个红卫兵小组扩展到校外，六月八日，四中等校的干部子弟支援清华附中的活动，当然都与他有关。故王铭一进入就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王铭的进入也导致了我们和高六三一班郑光召、宋海泉和戴建中等人的联系，在四月底开始，我们和郑光召等人也形成了一个小组，经常在一起摸索对方的动向，商量对策。那时，我们一方面和他们在暗中对抗，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写批判“三家村”的文章，以表明我们是紧跟党中央的大方向的。
四月十七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清楚地记得这篇社论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奋，至今邝桃生洋洋得意地在教室中一遍又一遍，一段又一段底朗读这篇社论的景象犹在眼前。紧接着发表的林彪的“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念念不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把他们的情绪带到又一个高峰。此后一直到六月，他们仔细跟踪解放军报的每一篇社论和评论员的文章。而且几乎每一篇文章都使他们雀跃、欢呼，兴奋不已，犹如注射了一针吗啡，取得了一个重大战役的胜利。
五月份，双方已经壁垒分明。我们这几位非团员，从来不过问政治的人，居然成了对抗这个小集团的主要运作人。到那时为止，我们的思想并不复杂，对大的政治形势的背景毫无了解，只是凭着直觉，和一些不甘挨整的平民意识。我们并不知道林彪的作用，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党内斗争。所以，即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把林彪在《毛泽东语录》上的题字，和林彪的每一个指示作为大旗，仍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直到六月运动全面开始后，我们才逐渐意识到，运动原来主要是中央的权力斗争。而在四月和五月，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林彪这些话和解放军报这些文章的意思是对我们不利的。
我现在仍然突出清楚地记得的是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擦亮眼睛、辨别真伪”的文章，在他们之中引起的另一次兴奋高潮。报纸的这些文章真是令这些有“独立”思想的人奔忙不迭。那时，我们班里并不订这两份报纸，由于学校偏僻，弄到报纸并非易事，但是他们总是及时地把报纸弄到教室中，得意洋洋地传阅。
十日《文汇报》推出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十一日出版的《红旗》第十一期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在这期间还发生了更多的一些平民子弟所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五月七日（即五七指示）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里说：“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由于彭真没有正面回答毛泽东“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而仍然把引导全国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学术讨论”的二月提纲发到全国，引起毛泽东极大的愤怒。在三月七日到二十三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
此后，在多次谈话中，他指责《二月提纲》混淆界限，颠倒是非，如果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终于北京市委于五月十三日被彻底改组。十六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正式的“文革”政策性文件。即“五一六通知”。在通知中，毛泽东亲笔写道：“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五月十七日康生的太太曹轶欧亲往北大，鼓励聂元梓等人造反，二十五日聂元梓等人在北大贴出大字报。
这一切在卜大华等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这种情况下，始终“和党中央”亦步亦趋的以王铭、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为首的清华附中的这一小组在一波又一波的五月风云中充分了解山雨欲来的形势，尤其是在聂元梓的大字报（一般人六月一日后才知道）后，他们亢奋到了极点，终于五月二十九日在圆明园成立了“红卫兵小组”。在讨论叫什么名字时，张承志说，“就叫红卫兵吧。意思是做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同阶级敌人、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到底！”大家一致赞成。至今，张承志还以红卫兵的名字是他起的而自豪。然而，张承志的这一解释千真万确地就是红卫兵的宗旨，它无论从任何正常的政治、社会伦理角度都把“红卫兵”千秋万代地钉在人类的耻辱柱上。
他们能抢到在全国大革命的运动开始前三天行动，在那个信息封闭的社会，他们究竟有多少“独立”性，我想是不言自明的。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我们一下子感到风向不对。然而，我们虽然敏感地决定必须向校党委提意见才是当前的方向，并且在六月一日连夜贴出很多向校党委开火的大字报，但是为时已晚。四月、五月的一切已经把我们推到了无法翻身的“保皇派”的境地。事实上，由于我们是作为干部子弟的对立面出现的，像在娄熊打架事件中那样，无论我们是什么观点，在六六年六月都肯定是失败。因为那时中心的问题是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是无产阶级政治和无产阶级专政。况且，那时，这些平民子弟既没有那种关心大政治的意识，也没有那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气魄。（在共产党统治下他们也根本不可能有。）
从六月一日开始，我们这个小团体中的人还是有自己的政治敏感，退到后面去了。我们大量地书写鸡毛蒜皮地揭发校领导的大字报，例如，卫生问题，浪费水电问题，与周围农村农民关系问题，及对某些不良事件处理不利等等。而校领导和他们重用的维持学校秩序的干部则再次被推到“保皇”第一线。学校的秩序那时已经如江河日下。
六月二日红卫兵小组贴出了第一张和向修正主义校党委开火的大字报，当然攻击的重点是所谓掌握了权力、反对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教育界贯彻资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和教育路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大字报中充分显示出他们不是独立的，而是完全紧跟由毛泽东确立的，林彪和四人帮推波助澜的“政治形势”，维护最高的权势。大字报中再次显示出干部子弟先天的对平民和对一般基层干部的蔑视、和肆无忌惮地攻击。他们在这篇大字报中明确地写道：“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
与此同时高六三二班的王家强（干部子弟出身，团支部书记）和高六三一班的一些人也贴出了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大字报两边都形成了自发的签名。而我的朋友和我没有在任何一边签名。从这一天开始，清华附中气氛大乱。然而，由于无人能动校领导，校领导也无力控制局势，所以，学校呈现为混乱的对峙。
由于从北京市一开始推销酸牛奶就在我们学校食堂的一角每早销售，因此一篇大字报愤怒地声讨我们这些人是“酸牛奶中泡出来的修字号接班人”。这句话至今还是我们老同学见面时的笑谈。
六月八日，在学校西侧通往体育学院的路上突然出现了黑压压一片、近百位骑自行车由城里来支援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其中主要是在前两年四清中就已经闹得很凶的四中、八中的一些干部子弟。据说有前文说的孔丹、孔栋兄弟，秦晓，王尚荣，及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薄熙勇兄弟等。清华附中的学生和校领导哪里见过这种阵势，校领导怕出事关了西校门。校门外堆积了几百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前两年刚刚切掉一个肺的副校长韩家鳌亲自冒着烈日到校门外劝解外校同学回本校去，不要无组织地串联，以免发生意外。但是这哪里可能有效。“十七级的干部，我们家有好几个呢！”这是躜动人群中的一句有名的调侃的名言，却真正代表了他们心底的声音。在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狂妄的干部子弟心中什么时候会把基层干部放在眼中呢！在群情激昂得人群中有人开始对校长无礼，恐怕这是清华附中最早武斗，蹂躏干部老师的开始。这一下子激怒了那些对校领导有深厚感情的学生。高六三二班的宣夏芳（女，工人出身），就是在这种激昂的气氛中愤而自动站出的一位同学。她在愤怒之下以“宣战”为笔名写了一篇大字报，并且公然面对这一群从来不把一般人看在眼里的喧嚣的干部子弟朗读。宣战在文章中写道，“什么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
虽然宣夏芳出身没有问题，却为此在其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被斗、被整肃，并且遭到红卫兵们切齿的痛恨。而我们这几位从四月就和红卫兵小组分庭抗礼的人，要比宣夏芳“狡猾”，我们看到了大的政治形势，尽管无论怎么做都改变不了我们的政治位置，但是，我们不会愚蠢地冲到第一线去。
当晚，无法安定的清华附中从团中央开来了以中央团校校长刘晋为首工作组，宣布接管学校的领导。为什么不是从教育部或教育局而是从团中央派来工作组，是不是也和某些干部子弟通天有关，我至今不知。我听说是某些干部子弟到团中央汇报，请来的工作组。那时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是我们学校高一的学生。
工作组一进校就宣布支持红卫兵。正如某些红卫兵小组的人所承认的，那时，组长刘晋要每天向胡启立汇报情况，胡启立则直接向刘少奇汇报。这一事实更加说明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从根本上是被豢养的。
虽然如此，我还是在这里引一点遇罗克几乎在同一时期的思想来和红卫兵小组对比一下，究竟什么是“独立”。
遇罗克在六六年一月二日的日记中写道，“完成一篇约三千字的评论：《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借题批判今年来报刊上赫赫一时的姚文元的机械主义观点。他反对吴□的《海瑞》，认为历史上无所谓清官。”
二月六日日记中写道，《“人民公敌蒋介石》乃陈伯达所作。……但是陈亦不可称为高明的理论家。其颂毛为“智勇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也成了“独裁者”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当然，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持《红旗》，欲不教条，诚大难矣！”
七日写道，“我为什么要读逻辑著作呢？因为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所以得出谬误的结论，其逻辑错误必为原因之一，故读此以批判之。《谢瑶环》剧本文学性颇强，亦足具艺术魅力，今以左倾教条主义诽谤之，以过火的政治论之，则几成大恶不赦矣！”
二月十三日《文汇报》以反面教材的形式发表了他批驳姚文元的文章“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他写道，“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定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
在其后的日记中，他继续写道，“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五月三日）“热情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仿效北大七同学，给领导大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六月四日）“更可笑的是口号里有‘誓死保卫毛主席’，大家都喊，想过没有，是谁要害毛主席？邓拓的舌剑吗？那还远不够资格哩！到底是谁，报纸上没有公布，谁也不知道，但喊口号。”（七日）“……五四是出人才的时代，今天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是无法比拟的。”（二十六日）
即使是在今天看来，遇罗克思想有着他的时代局限性，但是，那些有“抱负”的干部子弟，红卫兵小组和他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和遇罗克相比，红卫兵小组依附、寄生于极权社会的权势者的特点毕显无遗。
五．六六年红八月前的清华附中红卫兵
从六月九日起红卫兵小组成了清华附中的掌权者，思想革命化、取缔黑市之风也就占领了清华附中的每一个角落。从六月九日开始到七月底工作组撤走这一段在学校中主要进行的活动就是在工作组和红卫兵的领导下，对校领导和各班班主任老师及班干部的揭发批判。全校性的活动就是对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等人的批判大会。每天晚上，在教学楼前挑灯夜战，高音喇叭中声嘶力竭的哭诉和声讨在圆明园寂静的夜空中回荡。当然“坐飞机”、揪头发之类是群众运动中“不可避免”的“合理”现象。而在批斗会之外的劳动改造也是不可避免的。
对干部老师，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甚至对曾经占据了他们的位置的出身好的同学也展开了清肃。就我所知，在一些班级，最开始挨整的是那些曾经占据了他们的位置的出身好的同学。例如我们班，挨整最厉害的是杨荣杏、田小庄（革命干部、烈士子弟）和王东岩。高六三二班则是由高六三一班的红卫兵小组的张明主持对王家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教室隔壁的高六三二班在张明主持下的多次批斗会。教室门开着，很多外班级的人也在旁听，里外挤得水泄不通。批斗会上不仅拳脚相加，而且张明居然卑鄙地说，王家强的父亲出外革命，为什么会生下王家强？他是他母亲和他爷爷生的。这对我们那些孩童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我现在能想像这对那时十几岁的王家强的心理会摧残到什么程度。说身心备受摧残，真是一点都不过分。张明为什么这么积极地跨班批斗出身好的王家强，据说他们以前有积怨。在批斗会上对出身稍差一些人的整肃最积极的倒是红卫兵小组中被我们称为“跟屁”的那些出身有问题的人。
六月九日，掌权的红卫兵在我们班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勒令我们这些曾经反对过红卫兵小组的人交出自己的日记和所谓记录关于红卫兵小组言行的黑材料。我被迫交出了我的一个日记本。在十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红卫兵们不能再像红八月时那样飞扬拔扈了，他们有的到外地游逛，有的躲在家中，不再到学校来。学校里冷冷清清。我在教室前的讲台桌下发现了它，它被“跟屁”们在上面批的乱七八糟。我捡了回来，保留在家中。但是，现在转眼我离开北京已经八年，无法知道它是否还在。
在这一阶段，已经开始给老师和干部剃阴阳头。自八十年代来曾经主演过多部电影的女演员霍秀儿，那时是初一的学生，也被剃了阴阳头。她同班的女同学刘克芬，工人出身，由于和红卫兵小组的跟随者不是一派，也受到了剃头批斗和殴打。各班都开始了批斗老师和同学。高六三一班的班主任丁文惠和高六三二班的班主任童常贞都受到了残酷的批斗，并且被剃了头。他们和校长等领导一样每天进校门，批斗会前都要自称，“我是ｘ狗，我老老实实认罪。”而无论是什么批斗会，深挖根源的第一步就是出身是什么。时至今日居然有人说初期红卫兵没有血统论，真是不知是从何说起的。某些红卫兵小组的人说，红卫兵初期是贯彻党的政策的，言外之意，党的政策是好的，这是一支好红卫兵，没有参与迫害及其它那些文化革命中耸人听闻的罪行。这若不是留恋那时的时日，就是下意识地认为平民们那样的生活就够了！这种看法仍然含有当年那种对平民们，对出身不好的人的人格的蔑视！
大约与六月九日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的同时，各个中学和大学也都进驻了工作组，一般的生活秩序完全被文化大革命打乱了。从六月初，红卫兵开始掌权之时，阶级路线进入了全面的极左时期，血统论开始越来越表面化。没有血统论根本就不会有红卫兵！！这句话一针见血。没有六十年代初期的阶级斗争论，无产阶级专政论，没有那时的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没有阶级路线和掌权“指点江山”的抱负，那里会有产生红卫兵的冲动。
从六月九日起，郑光召等出身不好的人就成了狗崽子，“郑狗光召不老实，就叫他灭亡”，就是从六月九日后喊出的。至今在我的朋友中见面互称和自称，“郑狗”、“戴狗（建中）”、“赵狗（伯彦）”、“刘狗（喜鸿）”，就是那个时候在各班的批斗会上，和大字报中留下来的充满血泪的戏称。
从六月九日开始，直到八月底开始串联，学校活动散漫为止，出身不好的人所作的事情就是检查自己和互相揭发。
我所在的预六五一班，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几乎都成了校一级的“领导”，班里的很多事情就交到了一些出身并不很好的但是跟他们跑的人的手里，当然像李德庆那样虽然坚决地和他们一起造了反，但是由于不会阿谀，六月九日后就身不由己地逐渐出了局。我清楚地记得六月中旬的一天，发游泳证时，那位自己出身就有问题的李姓女同学站在教室中的叫嚣，“他妈的，那些资产阶级狗崽子，你们听着，你们没有游泳的权利，只有老老实实留在教室检查自己，改造自己！我们进行了审查，我没有念到名字的，就没有游泳证。”没有领到游泳证的其实还包括个别出身好的前班干部。
郑光召在工作组进校后一周左右画了一副毛泽东画像歌颂毛泽东像红太阳，但是，这马上成了他的一条罪状，“资产阶级狗崽子怀着阶级仇恨，丑化伟大领袖，居然把伟大领袖的脸画得通红，并且有很多处不像。”
事实上，到此为止对所谓旧文化、资产阶级文化的“学术”批判已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七月底后走向社会的破四旧、抄家、打人，焚毁图书，拆毁古迹，都是从红卫兵小组的这种初期功绩的基础上发展下去的。利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思想起家的干部子弟，捍卫极权社会江山，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的早期红卫兵小组当然难逃其咎。
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突然出现在人大会堂，第一次正式接见了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首领立即感到了这一现象的政治意义，在第二天就连续贴出一论、二论和三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三篇文章，并通过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转交给刘少奇和毛泽东。（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通过江青转交给毛泽东的。当然，可能两个渠道都走了）三论“造反精神”是共产党思想和文风极其典型的产物，集中地代表了十年浩劫中的那种无知、狂妄，对人性及其文明的蔑视。就这种意义上说，骆小海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小组的成员不愧为共产党文化在十七年中精心培养出的一代，不愧为极权的共产党人的后代。当然也可以说，是在多元社会中产生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必然蜕化的结果。在大字报中有这样的语句：“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你们说我们‘狂妄’，我们就是要‘狂妄’。你们说我们‘粗暴’，我们就是要‘粗暴’”
“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
共产党大批判语言到六六年中期的这一跳跃，扯掉了任何伪装词句，任何温文尔雅的面纱，就连支持他们的工作组也感到有些过分。这就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有过的和工作组的所谓“矛盾”。然而，清华附中红卫兵像以往一样成竹在胸。清华附中红卫兵从来是嗅着共产党上层的鼻息进行“革命”的。
果然，毛泽东七月三十一日给他们写了回信。八月一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又特邀了部分高等学校代表列席会。八月三日，一位中央领导把清华附中红卫兵首领召到钓鱼台，给他们看了一些中央文件。八月初，江青还在天桥剧场开的一次红卫兵大会上突然秘密召见过卜大华等少数几位红卫兵头目。这一下子把这一毒焰燃向了全国。破四旧、抄家、血统论犹如天方夜谭魔瓶中放出来的巨魔一下子席卷了全国。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检阅了红卫兵，全国都沸腾了。清华附中红卫兵当然要站在第一线，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天。整个社会和学校里打人的最高潮就是在这一时期前后产生的。七月二十九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总结了他们前两个月的经验，贴出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这一时期则走向舞台中央。这里必须要说的是清华附中的打人是在工作组进校前后，作为群众运动中的所谓“过火现象”出现的，在工作组撤离后到八月十八日之间形成高潮，是全国的先导。
无产阶级的“子弟”有了最大的权势毛泽东撑腰，当然要把一切非他们意的“子弟”，思想、行为都打翻在地。“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是继三论之后，红卫兵小组一篇最重要的大字报。不是他们“经不住社会浪潮冲击，而写下‘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文章”，而是多年来在他们血液中奔腾的思想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脱颖而出了。出自熊刚之手的此文，一下子飞向全国。这也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可数的在社会上产生的几次重大影响之一。
历来造反都是对统治者的反叛，但是，在极权社会中是非是颠倒的。在中国，在文化革命中，乃至现今（如我曾经谈到过的王蒙、张承志现象），依靠权势，居然是造反，居然有人今天还认为运动初期的红卫兵提倡的是“独立”思想！
在此，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七月下旬之后在清华大学也进行过的关于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辩论中，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完全是站在拥护的立场上的。由于对联在清华大学遇到的阻力，并且有大字报矛头指向了刘少奇等人，大学的干部子弟希望中学的干部子弟能给予支持，曾经所谓“反”工作组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也感到事态严重，八月初，北京市几个主要中学的红卫兵齐集在清华附中，然后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带领下，大队人马杀向清华大学，把所有的狗崽子们“反工作组”、反中央领导的大字报都撕掉。这在当时也是影响非常大的事件。那天黑压压的自行车队集中在清华附中的大操场上，一色退色军装，手提宽宽的军用铜头皮带，浩浩荡荡杀向大学。这是六月八日事件的重演，也是其后联动的先声。
打人事件几乎是与红卫兵的得势孪生而来的。六月八日大批城里中学的干部子弟齐集在清华附中门外之时，对出来劝阻的副校长韩家鳌就已经有暗中拳脚。从九日工作组进校红卫兵掌权开始，各路暗中的“太平”拳脚，走向桌面。在清华园各处，只要有“黑帮”（即有问题的干部或老师）人物出现，总是伴随着拳脚。我的一位朋友就曾经在群众围攻现任广播事业局长艾知生（那时清华大学的党委宣传部部长）时，从身后给了他一脚。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后，斗争行为一下子升级，十八日北大师生设“斗鬼台”、“斩妖台”，把陆平等六十多个“黑帮”戴高帽批斗。
拳打脚踢、游街示众，从六月中旬后越来越普遍。到三论发表的七月下旬，清华附中鞭打学校干部、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到达了高潮。且不说，万邦儒和韩家鳌等校领导每天要在纠察队（队长就是张承志）的皮鞭下（一点也不夸张），在炎热的太阳下劳动，而且动辄就会受到人身侮辱、耳光及鞭打。但就学生来说，每班的出身不好的反动学生已经有近百人，其中在运动前就对立的很厉害的某些班级，出身不好的人一下子都下了地狱。如高六三一、六三二班的郑光召、赵伯彦、梁强、刘喜鸿、戴建中、徐经熊等人，以及出身好的校领导红人王家强和张蕴环（女，工人出身）都被打成反动学生，张蕴环甚至被剃了阴阳头。他们除了必须每天写检查参加劳改外，都不断地遭受毒打。其中郑光召被打得肾出血，赵伯彦只因为在挨打过程中不叫唤，就被加倍鞭打。上述几个人都在烈日下被打得血肉模糊。戴建中的检查在将近五十米的楼道中对面贴满，地方不够又转到楼上，“浪费”了几百张纸，还是不能过关。高二（六四二班）的女生郭兰蕙，工人出身，孤身的母亲只有这一个女儿。郭兰蕙由于身体不好而休了一年学，降到六四二班，因此有些多愁善感。八一八受到毛泽东接见后的红卫兵在极度兴奋中，周六在班里宣布，下周要清理郭兰蕙的思想问题。在当时的“红色恐怖”下，郭兰蕙在极度恐惧中周末服敌敌畏自杀，但是被发现后送到医院。那时的医院要抢救谁一定要请示红卫兵，因此打电话询问清华附中红卫兵，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头目居然对医院说，不得抢救。就这样，就在母亲眼下，郭兰蕙忍受了一周的痛苦后而告别了人世。对活人和死者的折磨，都令人发指。高一的女生杨爱伦出身职员，被批判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堪侮辱，神经恍惚，在撞火车时虽有幸被人救下，但是撞掉了几只手指头，成为残废。
在此前后，我高一的班主任老师，物理老师刘树华因为不堪批斗而从锅炉房的大烟筒上跳下自杀。我当时的班主任老师，六四年高中毕业留校的高惠英老师（女，校共青团团委书记）被皮带的铜头打瞎了一只眼睛。我们班由于找不到出身不好的学生，居然开始整肃原来的学习委员杨柏龄（女），她出身职员，爷爷是地主。在被批判中，她的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精神恍惚。在初六四一班（初二）的批斗会上，学生们排队，每人都要用皮带抽打副校长韩家鳌几下，以表示自己革命，无人敢于拒绝下手。至于被铜头皮带打得浑身是血的则不仅有校长万邦儒等校级领导，还有一般教师和同学等至少几十人以上。
这些都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在八月初书写“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前后，在八月二十日左右书写所谓“十点估计”前发生的事情。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人至今说清华附中红卫兵和社会上别的红卫兵不一样是说不过去的。他们之中甚至有人不无鄙夷地说，“一下子几百万、几千万的组织，都叫红卫兵。大部分的组织根本就没基础，没思想，只要叫‘红卫兵’，对毛崇拜，造反就成。”我想这正是区别，清华附中红卫兵更自觉，更有思想基础地奠定了红八月有应有的一切。但是，这绝不说明他们和其后一涌而起的红卫兵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我前面曾经提到骆小海在工作组在时的某次大会上，得意洋洋地铿锵地朗诵他的声讨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檄文，红卫兵要“血染太平洋，头断华盛顿”“把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插遍全球”，我们旧日的同学至今还经常在一起戏谑，“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砸个稀扒烂。”这些杀气腾腾、充满血腥气的词句，确实只有清华附中这些有才气的红卫兵小组的人才能体会和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真蕴升华出来。
从八月上旬开始，清华附中这些有“独立思想”的红卫兵“开创”的阶级路线血统论问题、彻底无产阶级革命化问题在社会上越演越烈，六六年八月像八九年六四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最疯狂的毁灭时期。叫它红八月，是准确的，它充满了血腥。这个红八月当然不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以及其它干部子弟所主导的，它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多年导演的发展结果。起源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不过是和希特勒的党卫军一样，是这种政权和专政，是统治者的工具而已。其区别只是在于其意识形态虽然都是基于血统，但是党卫军是民族血统，而红卫兵是则是一个掌权的小群体的血统而已。
千年纵过，德国的罪孽难逃，千年纵过，红卫兵的罪孽又怎能轻轻抹过！
红卫兵和党卫军最大、最重要的共同的特点是，红卫兵和党卫军一样，都是和近代西方民主自由文明同时产生的当代极权主义的产物！红卫兵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是中国“西化”的结果！所以它能影响到其后西方的六八学运并产生西方的红卫兵！
在这一切过了高潮之后，即在红八月的下旬，所谓十六条公布（八月八日公布）几近半个月后，清华附中红卫兵，人该打的打了，该专政的也专政了，于是演起了他们父辈─中共历来在运动中所使用的手法，写了一篇“清华附中红卫兵对当前形势的十点估计”。这篇估计当然不会超脱党八股，它首先充分肯定了那时的大好形势，然后就是对大好形势后的问题，如不合“政策”的打、砸、抢等所谓过分行为提出了批评。所谓它引起了首都市民的欢迎，是确实的。在那个肆无忌惮、草菅人命的时候，无论是谁出来说一句“打的好！但别打了”，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的，即使他就是打人的发起者。共产党每次的落实政策不也都是受到人们的欢迎吗！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这难道不正是生活在极权社会下的人的悲剧吗！
骆小海在六七年不得意时，曾经在一首词中得意地写了一句“十点估计羞可汉”。其实骆小海们不过是重复了“十六条”，甚至可以说共产党历来政策的内容而已，有什么可得意的呢？！这不过是在专制的恐怖下平民们已经不敢有任何声音发出的悲惨境遇中的一声廉价的减缓声而已。
八一八毛泽东检阅红卫兵，并且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卜大华以及师大女附中宋彬彬等红卫兵。这些照片使得他们兴奋激动，并且也把他们的名声带到了高峰。但是，接下来是大串联，红卫兵们要输出革命到全国，学校里就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了。怎么办？于是，他们决定提前把这些非红五类子弟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八月底后，清华附中的非红五类子弟都被送到房山县的窦店去劳动。而他们自己则到全国各地串联去了。
卜大华们到什么地方都受到省一级的领导的优待招待，如到武汉就受到王任重的接见。八一八之后，卜大华们把北京破“四旧”的火，对“资产阶级”仇恨的风播向了全国。然而，也就是从八月以后党内斗争越演越烈，终于这场火烧到了这群干部子弟的父兄。他们对毛泽东的权力构成了威胁，毛泽东开始再次需要利用平民们来收拾这些不服气、分享他的权力的人了。到卜大华十一月从外地回来，形势已经完全变了。这就是在血腥的红八月之后，用某些红卫兵小组的人的话说，平民们“直到十月以后他们才有革命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