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12月28日讯】令、薄二位是政治局委员，周永康贵为“国家领导人”，他们的发迹之途或不相同，但在功成名就之后，全都身陷秦城，家族成员大多身陷囹圄，其犯罪事实极为雷同。何以会如此？我认为，这是中国政治的“制度诅咒”。
中国官员升迁之途的故事各不相同，但倒台后曝光的要素基本相同，引致倒台的导火线虽然五彩纷呈，但都可以归于“制度诅咒”。
中国政治的“制度诅咒”
周永康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国级），令计划是政协副主席（副国级），薄熙来是政治局委员，他们的发迹之途或不相同，但在功成名就之后，全都身陷秦城，家族成员大多身陷囹圄，其犯罪事实极为雷同。何以会如此？我认为，这是中国政治的“制度诅咒”。
中共政治就是极权政治，以“三个垄断”著称，即政治垄断、经济垄断与舆论垄断。当官到了一定级别之后，就可以将辖区当作领地，为所欲为，山东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曾说了一句大实话：“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人管了。”这种为所欲为包含着对辖地内资源的任意支配且不受任何监督，因而极易在中共党内形成按利益链条划分的帮派体系。这种利益链条有按地缘组成的，也有按行业组成的，这种帮派坐大之后，对中共的中央集权是种挑战。
中共实行中央集权制度，最高当权者集中权力乃是一种体制赋权。如果最高当政者能力弱，如胡锦涛，就只好任由同僚部下肆意作为，形成“九龙治水”的权力多元化格局。但如果遇到习近平这种“雄猜之主”，翦除这种帮派只在迟早之间。
这种权力不受任何限制，体制内权力分配随意化的格局，就是中共专制体制与生俱来的“制度诅咒”。
第一重制度诅咒：权力对资源支配形成的利益帮派化
周永康虽然出身农民，但深谙做官之道，其宦海足迹所到之地，都织就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十八大”以后抓捕的48位省部级官员当中，一大半属于周永康手下的三个系列：石油帮、四川帮与政法系。每个人都是利用自身掌握的国有资源为其家族成员及利益链条上的人输送利益，根据案件初步披露的情况，这些官员几乎都是身家数千万乃至逾亿，其中仅中石油、中石化反腐波及的中层管理干部就超过45人，还有很多石化系统中层干部在中纪委收网前已成功外逃。
据媒体报导，令计划曾在北京组织“西山会”，由山西籍在京高官组成，这个按地缘构筑的庞大的权力-金钱帝国，其中一个大“金主”就是“铁老大”刘志军的合伙人丁书苗。令计划二哥令政策在山西同样经营出一个庞大的高官圈子，称之为“山西帮”。据媒体人罗昌平说，这类政治帮派没有固定章程，没有组织程序，也无固定地点，甚至没有特殊的秩序编排，但在全国到处存在，通常以某个行业或地域为标签，比如行业中的石油帮、电老虎、铁老大，又比如地域上的湖南常德、江苏盐城、吉林延边。
周永康一人手下的三个帮派，石油帮与政法系是按照行业组成的，四川帮则是地域性的政治帮派。这种帮派势力坐大之后，中央政策对其并无约束力，也无法干预通过帮派形成的利益输送管道。
这种政治帮派历来为专制政治所忌，历代王朝一旦有力量就会平叛，汉代有平诸王七国之乱，清代有平三藩之乱。
第二重制度诅咒：家国一体之利益输送机制
周永康家族的黑金故事，仅从中国官媒抖落出来的各种桥段来看，牵涉能源、地产、政界及多省督抚，在有关国计民生的能源部门与周家及其利益相关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体制。
周永康儿子周滨纵横江湖，为其服务的三只“白手套”当中，外戚美国“拉古娜海滩”的黄家，既能当掮客将外资的设备卖给中国油企，又能一举拿下中石油旗下十多家省级分公司涉及8,000座加油站的零售管理系统信息化大单；“中旭系”吴兵长袖善舞，最让人侧目的“业绩”是从中央级国企、五大电力公司之一的国电口中夺食，拿下大渡河水电站，每年仅卖电收入就高达9亿；周滨的同窗米晓东在官家的石油帮中为其专掌利益输送。在周永康经营多年的石油系统中，家是天下，天下是家，家国不分，名义上由“全民所有”的国家资源就是周家及其仆从们可以任意支取的资源。
家国不分的利益输送体制，还表现在中国国企的驻外机构为权贵服务的职能上。据报导，周滨在美国留学，从费用到联系学校，均由中石油副总经理李华林一手安排。其时，李华林任中石油美国休斯敦办事处副主任，因服务有方，后来步步高升。
这种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体制还表现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周永康二哥家经销五粮液、替人平事捞人；三哥家开奥迪4S店、与中石油合伙做液化天然气生意。垄断当地一些生意，整个家族敛财高达1,000亿元（据说还不包括海外资产）。
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在哥哥的庇护下，自2008年成立私募股权基金汇金立方之后，带领包括多名山西商人在内的“合伙人”，成立PE，通过运作上市创业板，将其财富版图星罗棋布般延伸至各大城市的多个行业。汇金立方资本不但有能力将原本不被人看好的公司“盘活”上市，也能在一些公司即将上市时，分一杯羹，能量之大，让行内人士侧目。据传，仅汇金立方投资企业成功上市后的所得财富目前累计已超12亿元。
令计划妻子谷丽萍长袖善舞，整合了协会以及地方诸多资源。谷丽萍曾任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outh Business China，简称YBC）的总干事。有外媒曾报导，“这个公益组织成立当天，各大中外企业就‘孝敬’了数亿元。成立基金主要是为了更方便地投资或逃税，更主要是掩盖权钱交易。”
第三重制度诅咒：“二代”们具有“权力的傲慢”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权贵家庭的育儿方式已与第一代红色权贵有很大不同。第一代红色权贵在建政初期还保留了朴素的亲民、重民思想，也还这样教育后辈。改革开放以来的权力市场化，不仅为红色家族开启了利用特权经商的财富之门，还为官员们以权谋私提供了大量寻租机会。这两类人的子弟自出生就“含着金钥匙”，权力的傲慢首先得自于家教，其次来自于社会风气，最终往往为其家族种下祸根。
令计划之子令谷在北大就读期间，就建立了一个“官二代俱乐部”，以彰显其特殊。其不知收敛，从下列事实可见：在一次高官二代聚会时，令谷曾与薄熙来之子薄瓜瓜发生过争执。2012年3月18日凌晨4点，令谷那场“法拉利车祸”，不仅让自己命丧黄泉，还让其父令计划为掩盖这场车祸不得不与周永康“结盟”，家族倾覆之祸根由此而起。
薄熙来也同样如此。其子薄瓜瓜由谷开来携往海外留学，薄基本上撒手不管。在众多海外求学的高官子弟中，只有薄瓜瓜的动静最大，各种不利传闻缠身。薄瓜瓜与海伍德那1,400万英镑的中介费纠纷，最终导致谷开来下毒杀人。推上流传一条在微博上被屏蔽的信息：“一记耳光，断送了薄家；一场车祸，倾覆了令家”，谈的就是这两位公子哥儿在其家族倾覆之祸中所起的“推手”作用。
周永康儿子周滨年龄长于令谷、薄瓜瓜，走上了利用父辈权势捞钱的“必然之路”。据说中纪委现在办案，腐败官员在海外的子女往往成为突破口，周滨在周永康案中确实成了一个突破口，“以父之名”、“周滨之父”曾是国内报导的重头内容。
中国政治这三重“制度诅咒”，既锻造了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管道，让权贵与官员们“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最后也让不少人身败名裂，罹倾巢之痛。周、令、薄三人，只是这三重制度诅咒下的几个代表人物罢了。
－－转自《中国人权双周刊》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