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12月14日讯】台大教授团队论文造假案，引发各界挞伐，而“假”、“不诚信”竟然感染到最高学府的高级知识份子，台湾人的道德沈沦、诚信毁坏，至此已可证明是普遍性的。不过，台湾社会仍然发出阵阵的指责、批判声音，却显示羞耻心、良心还未全盘崩坏，也就是说还有救药。那么，除了指责、道歉、惩罚之外，是不是更应寻根探源以“截窒世下流”，进而让“人心回升”呢？
众多批判声中，“量产论文绑架相关升等、补助经费等”，让生产不出来的教授为了“生存”只好铤而走险的说法最能说中核心。其实，不是只为生存，凡是为“绩效好”都可能走向造假、勾结、拉帮结伙、相互掩护、争争斗斗的歧路。而KPI“量化”、“科学数据”绩效指标的普遍使用，脱不了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责任。多年来台湾社会对此已有许多的检讨，可是不但无法消除，还愈见浮滥，可见其困难度。本文不拟直接探讨此课题，只说两个故事供大家玩味思考。
第一个故事主角是芝加哥经济学派重要成员西蒙斯(H.Simons)。他是芝加哥学派的龙头奈特(F.Knight)的爱徒，是个散漫无目标的学生，没考过学科考，直到1932年，也只发表过三篇书评。道格拉斯(P.Douglas)教授强烈反对继续聘用他。西蒙斯的主要、可能也是唯一的，没理由、且不妥协而成功的卫护者，就是奈特。事后证明奈特慧眼独具，西蒙斯从那时起就开始撰写论文，在他后来仅活的十年中，发表了许多有关货币政策、工会、反托拉斯政策的重要文献，以及一本讨论个人所得税的必读书籍。他是第一个在芝大法律学院教经济学的，为法律教育开创了“法律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第二个故事主角是艾隆．达瑞克特（A.Director）。他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家，其智力与深度决不在一九七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之下，但达瑞克特只有一个哲学士学位，绝少发表文章，在芝大的法律系任教，教的是经济学。与达瑞克特熟识的高手学者，都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但达瑞克特不着书立说，也不喜欢教书，只喜欢阅读，平时沉默寡言，但一开金口说话，旁边的人都静下来仔细倾听，生怕丢了宝似的。
全球知名华裔产权名家张五常感叹说，世界上只有最高级的学府才能容纳像达瑞克特这样的人，如果在香港大学，他连助理教员的职位也不可能得到，更不用说讲师了。不过，当时达瑞克特在芝大，既不写文章也不愿意教书，同事们却得找些适当的工作给他做。法律学院的院长于是想到了创办一本法律与经济合并的学术期刊，请他当主编。可是达瑞克特对这项工作也不感兴趣，他认为一般的学术文章都不值得发表，而一本刊物要靠学校津贴资助，没有市场需求，是浪费资源，不办也罢。还好的是，达瑞克特觉得自己除了旦夕在思想上下功夫，对校方却没有什么可计量的具体贡献，也就不好意思推卸这项主编学术期刊的任务了。
达瑞克特办期刊的作风独树一格。他很少约稿，也从不催稿，更永不赶印，也绝不宣传。每年只出一期的刊物，往往迟至下一年才出刊，但一九五八年底所出的第一期，十篇文章篇篇精彩，识者无不拍案叫绝。
这本期刊就是当今学术圈无人不晓的《法律与经济学期刊》，它也促成“法律经济学门”的出现。
这两位人物在KPI绩效指标下一定会被淘汰出局。那么，该如何看待和检讨KPI绩效指标的存废或使用呢？
责任编辑：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