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3月09日讯】在中国大陆，“病了，治得好要求人；死了，烧得好、埋得好要求人；上好学要求人；找工作要求人，调动工作要求人；异地迁徙取得户籍要求人；参军要求人；职务职称晋升要求人……”，“需要注意的是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求人者也是被求者，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壮观的中国式求人图卷。”这是3月8日全国政协委员周新生在政协大会以《尽量让国人不求人少求人》为题发言时所描绘的一幅图景，而与其心有戚戚焉的不仅包括台下的各行各业代表们，还包括众多深受其害的中国人，一个个泣血的故事让人唏嘘。
而3月6日，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曝出的三大腐败案亦可以佐证，其中在讲到被查处的一个贪腐金额达6.44亿的副市长时，提到一家企业投资办煤矿，原计划两年半建成。但该副市长向企业要干股钱，企业老板没给，其百般刁难，导致煤矿八年没有建成，后老板给了其上亿元，才将煤矿转出去。相信所有在大陆经商的老板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在周新生看来，与正常的人情世故不同，当求人变得无处不在且成为利益交换时，便成了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而原本靠正常制度、法制应办成的事情不求人无法达成的后果是：“使得人际关系变得复杂，变得不堪重负，变得变了味道，从而形成了若干潜规则，形成了权钱交易，形成了人身依附，形成了特权，形成了不公平。”
导致这种变态社会现象的原因，周新生虽然给出了优质资源稀缺、制度有漏洞、改革不到位及对权力的监督远远不够等原因，但应该是受其身份所限，周新生显然并未触及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中共一党专制体制使然。
试问，在西方民主体制下，人们需要如此求人吗？对照与大陆一水之隔、业已走向民主体制的台湾，我们就知道差距在哪里。且看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在《台湾人为何不想和大陆统一》一文中所描绘的：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而民主体制落实在柴米油盐的生活中，意思就是：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比一比，看一看，我们发现问题了吧。无疑，要想让大陆人不求人少求人，没有独立的监督体制，没有老百姓通过自由投票来选择可以真正为百姓做事的政党，谈实现恐怕是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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