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安民，明太祖朱元璋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鼓励农民垦荒立业，减轻赋税，平均徭役；二是限制豪强，整肃吏治。
明太祖整肃吏治的许多办法都是出人意表的，有一些突出地反映了他贫苦农民出身的特点，其中尤以他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颁布的《御制大诰》中，规定不准官吏下乡扰民和准许民众捉拿扰民官吏两项内容，最有特点。
《御制大诰》序中，开头就说道：“朕闻曩古历代君臣，当天下之大任，闵生民之涂炭，立纲陈纪，昭示天下，为民造福。……今将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诸司，敢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赃贪，酷虐吾民者，穷其原而搜罪之。”
这并非空口说些好听话，因为在这部《御制大诰》中，他就明确规定了让乡里耆民奏报地方官的善恶：“自今以后，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高有德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岁终议赴京师面奏，本境为民患者几人，造民福者几人。朕必凭其奏，善者旌之，恶者移之，甚者罪之。”倾听民意，祛除害民官吏，“勿坐视纵容奸恶患民”，“以安吾民”。为了保证百姓入京面陈，他还告示各处关津把隘，为面奏来京的百姓放行。
这些《御制大诰》中的内容一经公布，从洪武十八年到十九年，先后有无为州同知（明清的文官官职名）李汝中下乡扰民，湖州府官吏和乌程（今吴兴）县官吏易子仁、张彦祥勾结富豪欺压百姓，均被处罪。
更有意思的是，常熟县县民陈寿六，看到县吏顾英为非作歹，不仅害及自己，而且害民甚众，于是同弟弟、外甥三人，动手将县吏顾英擒住，带上《御制大诰》赴京面陈。明太祖见此情形，非常高兴！严惩了顾英，表彰了陈寿六，赏给他钞二十锭，衣各二件，还免了陈寿六几年的杂役。
大概是这件事给了明太祖一些启示，想起少年时看到地方官吏下乡扰民的情形，他决定再进一步，把准许乡间百姓赴京面陈地方官吏的善恶，改成了“允许百姓，捉拿下乡的扰民官吏。”
说起来官吏下乡，本对体察民情有好处，仅坐在衙门里，对乡间之事一无所知，只凭下面汇报，绝非善策。但是，那时候官吏下乡，真正去体察民情的不多，大部分都是去扰民的。对此，明太祖非常清楚，屡禁而不能止，又没有办法彻底解决，那些“无籍杀身之徒”——也就是不怕死的贪恶官吏，“终不循教，仍旧下乡扰吾良民”。
明太祖于是想起了老办法。在他眼里，治天下与打天下也有共同之处，打天下时，靠的是百姓支持。如今治天下，也可利用百姓之力，整肃吏治。洪武十九年颁布的《御制大诰续编》中，他便将准许百姓捉拿下乡扰民的官吏，作为法令，公之于众了。
“十二布政司及府、州、县，朕尝禁止官吏、皂隶，不许下乡扰民，其禁已有年矣。有些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违旨下乡，动扰于民。今后敢有如此，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来京。”
明太祖雷厉风行，当年就惩办了阻拦嘉定县民入京赴告的淳化镇巡检，一个“枭令示众”，一个“刖足枷令”。乐亭县主簿汪铎扰害县民，县民赵罕辰率人捉拿了八名害民之吏，绑赴京师。主簿汪铎害怕了，追出四十里，哀求县民们说：“我十四岁读书，灯窗之劳至此，你可免我此番，休坏我前程。”……
明太祖是位与众不同的皇帝。他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吃了不少苦，又曾出家，后来参加红巾义军打下天下，对于农民百姓的生活并不陌生。老百姓怕什么，恨什么，他都清楚。欲安天下，必先安民。
明太祖安民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整肃吏治。而整肃吏治的重点，就是整治扰民的地方官。地方官在社会上称做“父母官”，意为地方百姓父母，本为治民，但是贪赃枉法的扰民官反被民所治，这在传统的社会秩序中，不能不算是一件新奇事。明太祖朱元璋藉民之力约束官吏的做法，不仅是个创举，而且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事据《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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